經濟人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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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人假設是是指全國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委員會公布的文化術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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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名詞解釋

所謂經濟人假設，是指作為個體，無論處於什麼地位，其人的本質是一致的，即以追求個人利益，滿足個人利益最大化為基本動機，都希望以儘可能少的付出，獲得最大限度的收穫，並為此可不擇手段。

「經濟人」意思為理性經濟人，也可稱「實利人」。這是古典管理理論對人的看法，即把人當作「經濟動物」來看待，認為人的一切行為都是為了最大限度滿足自己的私利，工作目的只是為了獲得經濟報酬。

經濟人假設最早由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提出。經濟人假設又稱為X理論，X理論認為人類本性懶惰，厭惡工作，儘可能逃避，唯一的激勵辦法就是以經濟報酬來激勵生產，只要增加金錢獎勵，便能取得更高的產量。

經濟人假設的基本觀點

經濟人假設的基本觀點如下：

1、人是由經濟誘因引發工作動機的，是以一種合乎理性的精打細算的方式行事；

2、人總是被動地在組織的操縱、激勵和控制下從事工作；

3、人總是企圖用最小投入取得滿意的報酬；

4、大多數的人缺乏理性，不能克制自己，很容易受別人影響，組織必須設法控制個人的感情。

經濟人假設的管理策略

基本策略：

根據「經濟人」的假設而採取相應的管理策略，可以歸納為以下三點：

1、管理工作重點在於提高生產率、完成生產任務，而對於人的感情和道義上應負的責任，則是無關緊要的。簡單地說，就是重視完成任務，而不考慮人的情感、需要、動機、人際交往等社會心理因素。從這種觀點來看，管理就是計劃、組織、經營、指導、監督。這種管理方式叫做任務管理。

2、管理工作只是少數人的事，與廣大工人群眾無關。工人的主要任務是聽從管理者的指揮，拚命幹活。

3、在獎勵制度方面，主要是用金錢來刺激工人產生積極性，同時對消極怠工者採用嚴厲的懲罰措施，即：「胡蘿蔔加大棒」的政策。

泰勒的觀點：

泰勒是「經濟人」觀點的典型代表。泰勒主張把管理者與生產工人嚴格分開，反對工人參加企業管理。他寫道：「一切計劃工作，在舊制度下都是由勞動者來做的，它是憑個人經驗辦事的結果；在新制度下則絕對必須由管理部門按照科學規律來做，這是因為，即使勞動者熟悉工作進展情況並善於利用科學資料，要一個人在機器旁勞動，同時又在辦公桌上工作，事實上是不可能的。顯然，在多數情況下，需要有一類人先去制定計劃，另一類完全不同的人去實施計劃」。

泰勒所提倡的「時間——動作」分析，雖然有其科學性的一面，但其基本出發點是考慮如何提高生產率，而不考慮工人的思想感情。他認為，如果工人能按照他所設計的標準動作進行工作，工作效率就會提高。

經濟人假設的評價

1、經濟人假設是以享樂主義哲學為基礎的，它把人看成是非理性的，天生懶惰而不喜歡工作的「自然人」。這是20世紀初個人主義價值觀點統治思想的反映，泰勒從企業家與工人都有盈利心來尋求提高效率的根源，把人看成機器。這是與馬克思主義的人是社會的人，人的本質就是社會關係總和的觀點相對立。

2、經濟人假設的管理是以金錢為主的機械管理模式，否認了人的主翁精神，否認了人的自覺性，主動性，創造性和責任心。他們認為由於人是天生懶惰的，因此必須用強迫、控制、獎勵與懲罰等措施，以便促使他們達到組織目標。

3、經濟人假設認為到多人缺少雄心壯志,只有少數人起統治作用，因而把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絕對隊裡起來，反對工人參與管理，否認工人在生產中的地位與作用，其人性是完全錯誤的。

經濟人假設的歷史演進

經濟人假設是西方經濟學中最基本的前提假設，作為主流經濟學理論的基石，它誕生於工業社會和機械宇宙論的生存土壤中，經歷了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綜合及新興古典經濟學三個時期，形成了以理性選擇、最大化決策為主要特徵的完善的理論框架。

（一）古典經濟學時期

在古典經濟學時期，經濟學家普遍關切的核心問題是財富的性質及增長，試圖通過對經濟現象的觀察歸納出經濟運行中的普遍規律，同時，這一時期也是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逐漸擺脫道德哲學、倫理學的束縛而獨立發展的時期，在經濟學走向「純粹」的過程中，「經濟人」的概念逐步被抽象出來，並被限定以嚴格的使用範圍。

亞當·斯密以「利己心」作為經濟分析的基礎，不少研究文獻將其討論分工的緣由時提出的以下論述作為「經濟人」概念的發端：「我們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或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於他們自利的打算。我們不說喚起他們利他心的話，而說喚起他們利己心的話」。但在此之前，亞當·斯密已經在《道德情操論》中論述了社會存在和繁榮興盛的條件，其中提到：「憑藉公眾對其作用的認識，社會可以在人們相互之間缺乏愛或感情的情況下，像它存在於不同的商人中間那樣存在於不同的人中間；並且，雖然在這一社會中，沒有人負有任何義務，或者一定要對別人表示感激，但是社會仍然可以根據一種一致的估價，通過完全着眼於實利的互惠行為而被維持下去。」這一論述不僅提到了基於「實利的互惠行為」，而且明示了社會作用的共識對於維繫一個社會的關鍵作用，似乎是「經濟人」內涵更為深刻的描述。此後，西尼爾（Nassau William Senior，1790—1864）將「每個人都希望以儘可能少的犧牲取得更多的財富」作為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第一個命題，並認為「這個命題幾乎是一切經濟學推論過程中的一個基本假設」。同一時期，約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在《論政治經濟學的定義及政治經濟學恰當的研究方法》一篇中明確了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範圍，他寫道：「政治經濟學不研究經社會狀態修正後的整體人性，也不研究社會中人的整體行為。政治經濟學只是關注渴望獲得財富的個人，並且此人能夠判斷達到該目的的各種方法的相對效果……它將每個人的情感或動機高度抽象了……隨後，政治經濟學繼續探究支配這些行為的規律，假設人是這樣一種生物，他出於其本性，在任何情況下都偏好更多的財富而非更少的財富。」並提出了「經濟人」的概念：「政治經濟學同樣給人一個武斷的定義，即人在現有知識狀態下，總是以最少的勞動和自我犧牲獲得最多的生活必需品、便利和奢侈品，這是始終不變的。」由此，政治經濟學中的「經濟人」被限定於經濟領域的分析，其核心特徵是追求以最少的犧牲、勞動來獲取最多的財富。由這一高度抽象的概念出發，政治經濟學逐漸走向「獨立」「純粹」。

（二）新古典經濟學時期

這一時期，邊際革命為古典經濟學注入了新的活力。隨着新古典經濟學的興起，在歷史學派、制度學派的批判與反批判中，在數學工具和演繹邏輯的幫助下，「經濟人」假設的內涵得到進一步深化：「利己」動機被剝離出來，有序的偏好、完全的信息、理性成為「經濟人」的核心特徵，「效用」成為描述「經濟人」偏好的術語，「無差異曲線」成為衡量效用的工具。

雖然帕累托（Vilfredo Pareto，1848—1923）使用了「Homo Oeconomicus」這一術語來表述經濟學中所研究的「經濟人」，但他與門格爾（Carl Menger，1840—1921）和馬歇爾（Alfred Marshall，1842—1924）等人均對這一概念的實際使用進行了澄清，馬歇爾對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予以明確界定，即「『貨幣』或『一般購買力』或『物質財富的掌握』是經濟學所研究的中心問題」，在這一領域中，經濟動機普遍地影響着人類的生活。經濟學研究的人「不是一個抽象的或『經濟的』人，而是一個血肉之軀的人……但主要是研究生活的某些方面，在這些方面，動機的作用是如此有規律，以致能夠加以預測，對動機的估計，也能用結果來證實，這樣，經濟學家已將他們的工作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了。」同時，馬歇爾承認動機是多種多樣的，「經濟動機不全是利己的；對金錢的欲望並不排斥金錢以外的影響，這種欲望本身也許出於高尚的動機；」因此，「經濟衡量的範圍可以逐漸擴大到包括許多利人的活動在內。」「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經濟學家必須考慮的那些力量之內的」。這些澄清以「經濟動機」為重心，將「利己心」從經濟學研究的「人」中剝離出去，即是否從利己的動機出發已經無關緊要，經濟學家所關注的人類行為的基礎事實發生了變化。門格爾這樣敘述他所設想的人類需求的明顯事實：第一，人們有各種不同的需求、愛好或者欲望，這些需求可以讓人們對不同的商品按照一個確定的重要性進行排序；第二，在每一項需求內部，對每種商品增量的欲望也有一個確定的排序；第三，隨着人們獲得的每種商品數量的增加，人們對每增加一單位的欲望的強度不斷下降。綜合先驅者戈森（Hermann Heinrich Gossen，1810—1858）的「第一法則」、維塞爾（Friedrich von Wieser，1851—1926）的「邊際效用」、傑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835—1882）的「效用的最後限度」等理論闡述，「效用」成為經濟學中衡量消費者行為的主要工具。進一步地，埃奇沃思（Francis Ysidro Edgeworth，1845—1926）和帕累托提出並發展了「無差異曲線」這一工具來衡量消費者的欲望和偏好程度，希克斯（John R．Hicks，1904—1989）將無差異曲線用於重建以序數效用論為基礎的消費者行為理論，這一技術解決了個人列示、辨識、比較其偏好的問題。同時，門格爾通過將「生產資料」視為間接滿足消費者欲望的東西而將其納入「商品」的概念範圍之內，從而將邊際效用原理的運用直接延伸到生產領域，「邊際生產力」「邊際報酬」等成為經濟學中衡量「生產者」行為的主要工具。這種內在邏輯的一致性被瓦爾拉斯（Léon Walras，1834—1910）統一在「一般均衡」的分析中、被馬歇爾統一在「局部均衡」的分析中。至此，「利己心」讓位於「理性」，「經濟人」在邊際增量上的計算與選擇即可實現均衡，以個體的有序偏好和充分信息為行為基礎、以微積分和聯立方程組為技術分析基礎的新古典經濟學大廈建立和完善起來。

1932年，羅賓斯（Lionel Robbins，1898—1984）總結道：「經濟法則除了依賴於相對估價這一基本假設外，是否還依賴於一個更為一般的心理學假設，即人類行為是完全合乎理性的。」「經濟分析用韋伯的話來說是與價值無牽涉的。經濟分析所考慮的價值，僅僅是個人的估價。……但是，就理性一詞含有『一致性』這個意思而言，卻可以說，這個意思確實進入了某些分析結構之中。」「如果人們普遍認識到『經濟人』只是一種表述手段——一種粗略的近似之物，非常小心謹慎地運用於論證的某一階段，但隨着論證的發展，既不再需要運用這類假設，也完全不需要用它來為論證方法作辯護——那它就不會成為一個無所不在的怪物。」

（三）新古典綜合及新興古典經濟學時期

在新古典綜合及新興古典經濟學這一時期，「經濟人」假設既呈現出進一步計量化的特徵，也呈現出被任意裁剪以應用於非經濟領域的特徵，同時，在「標準經濟人」的諸多嚴苛假設被修正後，其解釋能力得以提升。

為了解決序數效用無法計量、進而無從說明消費者的最大化選擇問題，1938年，薩繆爾森（PaulA．Samuelson，1915—2009）提出了「顯示偏好理論」，即當消費者選擇了某一消費品的時候，他的「偏好」就被「顯示」出來了。這之後，在阿羅（Kenneth J．Arrow，1921—2017）、德布魯（Gérard Debreu，1921—2004）、里克特（Marcel K．Richter）、克拉克（Edward H．Clarke）等人的完善下，「顯示偏好理論」進一步豐富了「理性」的含義———消費者的偏好只要滿足完備性和可傳遞性就可以定義為「理性的」，消費者的最大化選擇問題被表達為約束條件下的效用最大化問題，「經濟人」假設模型化、計量化，並成為當代主流經濟學派牢固的微觀根基。20世紀70年代之後，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等人在實證主義方法論的基礎上，確立了以抽象的人性觀作為分析的基本假設，並將「經濟人」的最大化假設理解為一種生存原則，即只有那些力圖取得最大化收益的行為主體才能夠在市場選擇中生存下來。阿羅、德布魯等人從集合理論出發，以數學工具來求解市場的一般均衡，在邏輯上證明了以「經濟人」假設出發而達到福利最大化，為市場交易確立了參照系。

隨着「經濟人」假設的日益完善，「經濟人」的效用函數、約束條件及其所適用的分析範圍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諾斯（DouglassC．North，1920—2015）在解釋制度的穩定與變遷的過程中，認為財富最大化之外的、利他性的某些方面應該被整合進入個人預期效用模型中，從而建立更加複雜和更接近現實的人性假設模型；布坎南（JamesM．Buchanan，Jr．，1919—2013）等人創立了公共選擇學派，將「經濟人」假設作為政治行為分析的基礎；貝克爾（GaryS．Becker，1930—2014）則提出：「經濟分析是一種統一的方法，適用於解釋全部人類行為」，通過泛化「經濟人」的偏好和效用函數，將「經濟人」假設應用於社會、道德、法律等各個領域。這種「經濟學帝國主義」的處理方式招致了經濟學界內部及其他學科領域的廣泛批評。

與此同時，對「經濟人」假設的挑戰與批判一直存在。20世紀40年代，赫伯特·西蒙（Herbert Alexander Simon，1916—2001）開始研究「有限理性」理論，提出人類行為因為受到個體知識的不完備、所獲信息的不完整、體驗難以預期、行為的可行性範圍受限以及個體行為會受記憶、習慣等心理因素的影響，因而「單一個體的行為不可能達到任何理性的高度」，威廉姆森（Oliver E．Williamson，1932—2020）進一步提出了「合同人」的投機假說，指出出於追求私利的原因，合同人在簽訂和執行合同時會隱瞞或者歪曲經濟交易中的有關信息，產生事前和事後的投機行為，從而導致了人們經濟行為的不確定性，新古典經濟學中假設的行為規則也就遭到了破壞。為此，理性預期學派和信息經濟學領域的研究對「經濟人」的理性不完備做出重要修正。其中，盧卡斯（RobertE．Lucas，Jr．，1937—）的理性預期學說表明，即使人是有限理性的，但預期的存在仍然可以將有限理性對完全理性的偏離程度降至最低；而信息經濟學家阿克洛夫（GeorgeA．Akerlof，1940—）和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1943—）等人的研究則表明，即使在信息不充分的情況下，「經濟人」的最大化行為原則仍然是適用的。

即使如此，行為經濟學等新興領域的崛起仍然為「經濟人」假設帶來了挑戰，其研究表明，人們實際的選擇心理與「經濟人」的「理性」選擇過程、結果往往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人們的不「理性」行為是相當普遍的。

在《經濟學》第十九版的需求理論部分，薩繆爾森澄清道：「……假定消費者人人都是數學奇才，能夠在他們日常生活中按照慣例計算邊際效用到百分位和求解複雜的方程式」，「這個不現實的前提條件當然不是經濟學所認定的」。「相反，我們在消費者需求理論中所假定的，只是消費者的愛好和行為具有相當強的共性」，「他們……不至於因持久的誤判或失算而自作自受。大多數人在大多數時間都能一以貫之地進行選擇，並盡力避免購買行為偏差，且在總體上都能選擇他們最偏好的商品」。這可看作是主流經濟學家在吸收批判理論的基礎上對「經濟人」假設的一种放松。施蒂格勒（George Joseph Stigler，1911—1991）的總結則重申了「經濟人」假設所適用的範圍：「經濟學邏輯的中心，就是個人的效用最大化行為。……追求私利的力量以及它在複雜的決策領域中幾乎令人難以置信的精細微妙，使得經濟學家力求闡明明確的或隱含的價格在解決許多社會問題時所發揮的巨大作用。」「結果，當某一時期的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迅速而廣泛地不再依賴競爭的市場，經濟學家就會非但沒有領導潮流，反而遠遠地落在潮流的後面」。

經濟人假設和社會人假設的區別

經濟人與社會人的區別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一、經濟人與社會人的假設前提有很大不同。

經濟人假設把人當作"經濟人"來看待，認為金錢是刺激人的積極性的惟一動力；而社會人假設則指出影響人的勞動積極性的除了物質利益外，還有社會和心理的因素，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特點，個體的觀點和個性都會影響個人對上級命令的反應和工人中的表現。

二、經濟人與社會人概念不同。

經濟人是指職工是經濟人，是承擔社會工作主要是為滿足經濟方面需要的人；而社會人則是指職工是社會人，是生活在社會大環境中受到各種社會因素影響的人。

三、經濟人和社會人管理理論不同。

由於「經濟人」都是唯利是圖的，是以利益為驅動力的，所以必須採取經濟上的激勵和約束措施去管理；而「社會人」因為受到經濟利益影響的同時，人生活在社會這個大環境中，人的思想、情感、態度、動機、行為會受到社會因素的影響，因此不但要考慮人的經濟需求，還要考慮其社會需求，而去進行人力資源開發和管理。

在經濟學理論研究上，「經濟人」理論提倡者會側重從「人」的外在特性出發去看待和研究管理中的人的問題，而社會人理論者會着重於對「人」的內在特性的研究去看待和研究管理中的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