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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逌

 

 

 

董逌(音攸),字彦远,东平(今山东东平县)人,北宋藏书家、书画鉴定家。靖康末,官至司业,迁徽猷阁待制,以精于鉴赏考据擅名。

人物生平

董逌,字彦远,东平人,北宋藏书家、书画鉴定家。靖康末官至司业,迁徽猷阁待制,以精于鉴赏考据擅名。著有《广川藏书志》《广川画跋》《广川书跋》《广川诗故》。

主要作品

《广川画跋》

广川画跋》凡六卷,共收题跋一三四篇,约成书于1120年前后。由于董逌是著名的考据、鉴赏家,宋徽宗宣和时与黄伯思齐名,故全书之中考据文章十居八九,多考古画中所画故事、物象,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认为“题故事图画,应以此种为正宗,然非学有本原者不办,故后来无能效之者”。这本书不似诸多品评著作喜评绘画高下,除考据外,亦言画理、画法,其中不乏较好的见解。

题跋画作包括宫廷及私人收藏,其中以历史故事及风俗人物占多数。画跋偏重于考证评议,对作品之题材内容及物象制度多方论证,引经据典,与其他侧重艺术风格技巧之评鉴著作不同,对作品辨识也时出独特见地。如根据画中人物衣冠服饰及殿廷环境辨《萧翼赚兰亭图》为《陆羽点茶图》;根据图中细节辨《汉武帝会西王母图》为《唐武帝仙乐图》,又称《醉僧图》,所画僧人沈酣实为魏晋时僧人不守成律聚饮歌舞之写照;又指出《击壤图》中击壤不应画为击缶。其他如对《兵车图》兵车形制进行考证,跋《舞马图》论及舞马之戏的源流等,皆可见作者学识之广博。

《广川画跋》不仅能从世之所好、俗之所成论画,而且能将传统理论与创作实践相结合,对技法、风格发表深入见解。如李公麟得周昉《按筝图》,因“不遗余巧”、“媚色艳态,明眸善睐”,怀疑其形容骨相尚为不得,更何况传神写照?故持画相问:“人物丰浓,肌胜于骨,盖画者自,有所好哉?”董逌答曰:“此固唐世所尚……唐人所尚以丰肥为美,防于此时知所好而图之矣;”所论颇高。宋徽宗主持画院,专尚形似,重视法度,董逌亦讲形似与画法,但又主张兼得形、神、理,作公允持平之论。如他在肯定戴嵩画牛“妙于形似”,谓“苟失形似,便是画虎而狗者”的同时,提出“要不期于所以似者贵也”,认为“赋形出象,发于生意,得之自然”才足珍贵,而“摹取形类”,“虽寻常者犹不失”并非正途。董逌还从韩非所辨鬼神犬马之孰为难易,提出“鬼神索于理不索于形似,为犬马则既索于形似,复求于理,则犬马之工常难”的道理,在形神关系外并提一“理”,既受宋人讲理学的风气影响,又是苏轼讲“常理”的阐发。他理解顾恺之以人物为最上,次及山水、狗马、台榭而不及禽鸟:,是因为人物“以神明为胜”,但由于唐五代以来山水、花鸟画水平日高,形神论不能只限于人物,他又发“苟求其理,物各有神明”之论,并具体用于画家、作品评论中,如评李成山水、孙白画水、边鸾牡丹等,均有卓见。

对于创作经验的总结,董逌常能上升到哲学高度。《书李成画后》认为:对自然山水“生而好”之人,“积好在心,久则化之,凝念不释,殆与物忘,则磊落奇特蟠于胸中,不得遁而藏也”,“它日忽见群山横于前者”,“慢然放乎外而不可收也。”前者是表象储存,后者是灵感触发,其间又贯串着庄子技进乎道的精神,。《书百牛图后》认为人对事物的认识有“以人相见”“牛为一形”和“以牛相观”“更为异相”的差别,只有深入了解,在动静中观察事物百状,才能真正掌握事物真相,这对意欲创造真正具有艺术个性的作品,无疑有深刻的指导意义。当然,《广川画跋》毕竟是重在考证之作,其主要学术价值在此。理论上难成系统,且文字古奥,常令人有意难索之感。

《广川书跋》

广川书跋》凡十卷。前三卷记述《父乙尊彝》《雄敦》等周代以前铜器铭文,共六十五种,第四卷记述《秦公敦铭》《诅楚文》《峄山碑》等秦代铭刻,共十种,皆详加考辨;第五卷记《古枪铭》《谷口铜莆铭》等汉代金石铭文及石刻,共二十七种;第六卷记《钟繇贺表》《皇象隶字》等魏晋南北朝至隋代碑帖三十八种,其中多数为钟繇、皇象、王羲之、王献之、智永等名家作品,北魏只收一种,隋碑二种;第七、八、九卷为唐代书法家的碑帖,共七十四种,其中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颜真卿、柳公权、张旭、怀素诸名家书法,多有收入;第十卷为五代至北宋书法家的作品,共十三种。

由于此书成书时间较早,记述比较丰富,论述亦多精当,尤其其中不少作品现已不存于世,故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此书举凡钟鼎彝器之考辨、石刻碑帖文字之订证,书家书体之流变,莫不兼而备之。而最富特色的乃是作者对书法源流和风格的点评。如跋《怀素七帖》云:“书法相传至张颠后,则鲁公得尽于楷,怀素得尽于草……旭于草字则度绝绳墨,怀素则谨于法度。”其评价公允且富有书法美学的哲理;又如跋《欧阳通别帖》云:“笔力劲险尽得家风,但微失丰浓。故有愧其父,至于惊奇跳骏,不避危险则殆无异也。”于比较之中究本钩源,且道出了各自的特色,颇得书法要领。其次,对前代遗物之考辨亦刻意精求,如跋《虎彝》篇云:“伯时《虎彝》则异《父乙尊》为虎以饰耳,非虞氏制也;昔周人追享朝享裸用《虎彝》、《雌彝》自为二器,盖周所制也。”所判充分体现了作者“刻苦务学,博极群书,讨 卫究详阅,必探本源”的治学精神。

书首有其子董莽于南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题记,称乃父“或涉同异,事出疑似者,必旁证他书,使昭然易见;探古人用意之精,巧伪不能惑;察良工之所能,临摹蓐不能乱。”但其据《左传》成王有岐阳之蒐, 序定《石鼓》为成王所作,恐未必确当。又如法以纪为裂矫之国,不知其是卿非侯;以“窗中列远岫”为谢灵运之诗,而不知其为谢胱,则亦有失疏舛。然总体则古今鲜明,涉笔广博,自成一家体例。[1]

参考文献

  1. “迁想妙得”的中国意蕴,雅昌艺术网2011年6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