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朝利

范朝利（1914年3月11日－2012年8月6日），河南省新縣人，1930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參加了鄂豫皖歷次反「圍剿」、川陝蘇區反「圍攻」等戰役戰鬥，參加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他歷任團參謀長、旅參謀長、縱隊參謀長、冀南軍區參謀長等職，參加了夜襲陽明堡、百團大戰等戰役戰鬥；解放戰爭時期，他歷任縱隊副司令員兼參謀長等職，參加了淮海、渡江等戰役；新中國成立後，他歷任川南軍區副司令員、軍長、濟南軍區副司令員等職，是中共十二屆中紀委委員，第四、五屆全國人大代表；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晚年撰寫有《羊山集戰鬥》、《范朝利回憶錄》等。

范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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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	1914年3月11日 河南省新縣人
逝世	2012年8月6日
國籍	中國
職業	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中將
知名作品	《羊山集戰鬥》、《范朝利回憶錄》

范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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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平介紹 2人物軼事 在長征路上 夜襲陽明堡 在淮海前線 破黃河防線 3人物相關

目錄

生平介紹

范朝利（1914年3月11日—2012年8月6日），河南省新縣郭家河鄉大劉灣村。

8歲起入私塾。

11歲輟學在家幫父母種田。

13歲因生活所迫到鄰村油坊當學徒，倍受欺壓。

1929年8月，參加工農赤衛軍。

1930年1月，參加中國工農紅軍。

1930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紅11軍31師戰士。

紅1軍第1師班長。

紅4軍第10師28團排長。

紅4軍第10師28團副連長。

紅4軍第10師28團連政治指導員。

參加黃安、商潢、蘇家埠等戰役和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創建、反"圍剿"作戰。

1932年10月，隨軍撤離鄂豫皖蘇區西征入川，參加創建川陝蘇區的鬥爭和反「三路圍攻」、「六路圍攻」作戰。

紅4軍第11師31團營政治委員。

紅4軍第11師31團政治處主任。

紅4軍第10師29團政治委員。

1934年10月，任紅4軍第11師參謀主任。

1935年，任紅4軍第10師參謀長。隨第四方面軍參加長征，參與開闢川陝革命根據地的鬥爭。

抵達陝北，參加山城堡戰役。

1937年，任八路軍第129師385旅769團參謀長，協助團長陳錫聯指揮夜襲陽明堡戰鬥。參加響堂鋪戰鬥和晉東南反九路圍攻作戰。

1938年4月，隨部東進平漢鐵路以東冀南抗日根據地，參加鞏固根據地鬥爭；

1938年6月，第769團、第129師獨立團和獨立支隊合編為新第385旅（原385旅機關率770團擔負保衛陝甘寧邊區任務，後歸八路軍留守兵團建制），任旅參謀長；

1939年7月，任冀南東進縱隊參謀長，冀南軍區參謀長，參與領導冀南地區抗日游擊戰爭。

1942年4月，在軍區主要領導人外出開會和檢查工作的情況下，曾機智果斷地指揮軍區直屬部隊和黨政機關勝利突破日偽軍1萬餘人的大合圍。

1942年6月，任冀南軍區第四分區司令員。

1943年8月，赴延安，入中共中央黨校學習。

1945年後，任晉冀魯豫野戰軍第2縱隊副司令員兼參謀長，率部參加邯鄲戰役。

1946年7月，第2縱隊機關由邢台進抵威縣，合併為冀南軍區，調任該軍區第三軍分區司令員。

1947年2月，任冀南軍區獨立第5旅旅長。

1947年6月，重任晉冀魯豫野戰軍第2縱隊副司令員。

先後參加了上黨戰役、滑縣戰役、豫北反攻、魯西南戰役、

1947年8月 率部隨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參加創建中原解放區的鬥爭和淮海戰役。

1948年5月，起任中原野戰軍第2縱隊副司令員，第二野戰軍第10軍副軍長，率部參加渡江作戰和進軍西南、解放貴陽、成都的戰役與戰鬥。

1949年後，任川南軍區副司令員。

1952年，入南京軍事學院學習，畢業後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4兵團第14軍軍長；

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獲二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1956年春，指揮所部進行康南、中甸和小涼山地區的平叛作戰，獲得輝煌戰績，其中兩個團隊榮立集體三等功，一個營被昆明軍區授予「能攻善守」榮譽稱號。

1956年7月，調任濟南軍區副司令員；

1985年7月，離職休養，享受大軍區正職待遇。

1988年，獲一級紅星功勳榮譽章。[1]

晚年撰寫有《羊山集戰鬥》、《范朝利回憶錄》等；

並多方籌資支援老區建設，在家鄉建起一所"八一希望小學"。

2012年8月6日，於濟南軍區總醫院逝世。

人物軼事

范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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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長征路上

1934年10月，范朝利調紅四軍第十一師任參謀主任。並於1935年3—4月率部參加了紅四方面軍強渡嘉陵江戰役。戰役結束後，紅軍控制了東至嘉陵江，南至梓潼，西到涪江，北至青川、廣元之間的廣大地區，為進軍川西北和甘南，實現方面軍的川、陝、甘作戰計劃創造了有利的態勢。但是由於張國燾對西進和北出猶豫不決，在後面忙着大搬家、撤出川陝根據地，並命令各軍的後衛部隊燒毀沿途的房屋，名曰「堅壁清野。」范朝利也命令紅十一師警衛連燒了駐地清江渡的房子，糧食能帶走的都帶走，不能帶走的就地燒毀。這樣，紅軍完全喪失了進擊川甘邊的戰機，也得罪了當地群眾，使方面軍陷於無根據地依託的困難境地。實際上紅四方面軍從此就開始了艱難曲折的長征。

此時，紅四方面軍主力集中在涪江地區。這裡緊鄰川西平原，物產豐富，紅軍在這裡就地休補，發動群眾，籌糧擴軍。紅四軍第十一師強渡嘉陵江以後，部隊減員較大，在江油以南的青蓮渡進行了六七天的休整。在這期間，范朝利協助師領導一起想方設法，克服困難，使部隊武器、彈藥、糧食、被服、經費都得到了補充，各團都擴軍三四百人，全師擴充到近5000人，日子好過多了。

5月初，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在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的率領下，以驚人的毅力和神速的行動，勝利渡過金沙江，準備經西康省東南部北上與紅四方面軍會師，在川西北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這時，蔣介石為防止紅一、四方面軍會合，正調兵遣將，企圖組織以江油、中壩為中心的新的圍攻。為打破蔣介石新的合圍，策應紅一方面軍的行動，根據當時的敵情，四方面軍於5月初在江油以西的西山場召開了高級幹部會議，紅四軍的王宏坤、周純全等領導同志參加了會議。會議決定向岷江地區發展，占領松潘、理縣、茂縣等地，以擺脫紅四方面軍當前所處的不利境地，並配合紅一方面軍北上，爭取兩個方面軍勝利會師。

5月12日，紅四方面軍先頭部隊第九軍、第三十軍主力經北川向汶州、理縣進發。第四軍和第三十一軍則分別進到了松潘、平武以南鎮江關、片口等地。紅軍第十一師為第四軍的二梯隊，並負責掩護軍機關的安全。到了鎮江關地區後，紅軍即北進攻打松潘，準備拿下這座古城，扼控從川西北通往甘南的咽喉要地。但胡宗南部先紅軍一步，進駐松潘。這座古城，周圍崇山峻岭，敵築有堅固防禦工事，城牆厚達10多米。紅軍缺乏炮火，攻也攻不動，遂撤至鎮江關，與該敵對峙，敵我雙方不時發生激戰。這時，紅一方面軍正經會理、冕寧北上，兩個方面軍前鋒已相距甚近，會師已指日可待。為迎接中央紅軍的到來，各部隊都進行了深入地思想動員，貼出了「歡迎中央紅軍」的標語口號。

6月13日，兩個方面軍的前鋒部隊勝利會師在夾金山下。經過艱苦奮戰的兩個方面軍廣大指戰員，在此相見，就好像久別的親兄弟一樣，緊緊握手擁抱，歡呼跳躍，激動得熱淚盈眶。14日，會師部隊在達維鎮召開了慶祝大會。在一片歡呼聲中，毛澤東同志到會作了親切講話，他以中央紅軍長征和紅四方面軍最近作戰的勝利，說明了紅軍是不可戰勝的。他還指出，懋功會師是一偉大勝利，它粉碎了蔣介石妄圖阻止一、四方面軍會師的惡毒計劃，對於開創中國革命的新局面具有重要意義。

6月29日，根據中央軍委制定的《松潘戰役計劃》，紅軍開始向北運動。指戰員們日夜兼程，7月中旬到達松潘地區。根據中央政治局蘆花會議精神，紅四軍第十一師攻占了距松潘5公里多的要點毛牛溝，準備奪取松潘。紅軍後續部隊陸續到達後，根據徐向前、陳昌浩和葉劍英等領導同志的意見，確定以多路突擊的辦法，奪取松潘，但是，由於胡宗南部兵力眾多，憑碉固守，紅軍正面突擊或迂迴穿插，均未奏效。

8月初，根據黨中央毛爾蓋會議精神，決定放棄攻打松潘計劃，迅速北進，執行夏洮戰役計劃。8月中旬，根據中央決定，紅軍分左右兩路分別北進，由朱德總司令、張國燾總政委，劉伯承總參謀長率領第五、九、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軍組成左路軍，從卓克基北進阿壩、控制墨窪，過草地向班佑、巴西靠攏；由黨中央和前敵指揮部率領第一、三、四、三十軍為右路軍。

出現在我們面前的，是縱橫數百里的茫茫大草地，數日行程渺無人煙，這是軍事史上罕見的艱苦行軍，是人同自然界的殊死搏鬥。這裡的天氣令人莫測地變幻着，中午還是晴空萬里，烈日炎炎；下午突然黑雲密布，雷電交加，暴雨、冰雹鋪天蓋地而來；夜間氣溫驟降，凍得人們瑟瑟發抖，徹夜難眠。為抵禦嚴寒，夜間大家圍坐在一起，點起火，邊活躍情緒，邊取暖禦寒。黑色的泥沼，深不可測，一不小心，就會陷進去被它吞沒。一旦陷進去，個人還不能掙扎，越掙扎陷得越深，別人也不能直接用手去拉，這樣不但拉不上來，還會被他把你也帶進去。原野茫茫，找不到糧食，前面的部隊還可挖野菜充飢，後續部隊連野菜也吃不上了，沒辦法，草根、皮帶、皮馬鞍也成了充飢的「食品」，最後實在沒辦法，有些部隊還殺了一些戰馬充飢。經過5天的艱苦行軍，終於戰勝了這片人跡罕至的大草原，右路軍先頭部隊於26日傍晚到達班佑、巴西地區。

胡宗南得悉紅軍主力北進後，急調其駐漳臘的伍誠仁第四十九師，星夜向包座增援，企圖扼住紅軍北進的通道。能否搶在胡宗南部隊趕來之前搶占包座，是擺在紅軍右路軍面前的緊急任務，如果失去戰機，紅軍就有被迫退回草地的危險。紅軍先頭部隊到達班佑、巴西以後，立即派人偵察地形、敵情，做攻打包座的準備。鑑於當時第三軍尚未通過草地，第一軍在長征途中減員較多，黨中央、毛澤東同志決定：由紅四軍和紅三十軍擔任攻打包座的任務。包座戰鬥，斃傷敵四十九師師長伍誠仁以下4000餘人，俘800餘人，繳槍1500餘支及大批糧食、牛羊。紅軍全部控制上包座地區，敲開了向甘南進軍的門戶，對實現黨中央北上方針具有重要意義。

夜襲陽明堡

1937年9月，國共兩黨就共同抗日問題達成協議之後，紅四方面軍改編為八路軍第一二九師，劉伯承任師長，范朝利在其下屬的第三八五旅七六九團任參謀長。全師部隊奔赴抗日前線，七六九團擔任先頭部隊。

10月10日，七六九團抵達太原，劉伯承命令他們向太原東北約100多公里的五台縣地區挺進，伺機襲擊南犯的日軍。

當時日軍正進攻在忻口一線設防的國民黨軍，七六九團實際上已經秘密進入日軍的戰役後方。經偵察後發現，在陽明堡有一個日軍飛機常團長陳錫聯和范朝利對這一情況進行了研究，一致認為，陽明堡機場是對忻口前線中國軍隊的最大威脅，必須想法掃除。

19日下午，范朝利與三營的指揮員一起制訂了具體的突襲方案。深夜11點鐘，三營營長趙崇德率領全營戰士涉過滹沱河，接近日軍機場，幹掉日軍哨兵後，迅速占據機場的有利地形，把槍口對準了日軍守備隊的掩體出口。隨着營長一聲令下，24個爆破突擊組像下山猛虎般撲向正在熟睡中的日軍。戰士們砸破飛機機艙玻璃窗，把一捆捆手榴彈塞進機艙，「轟1劇烈的爆炸聲把日軍從睡夢中驚醒。敵機一架接一架地爆炸起火，整個機場變成了一片火海，濃煙滾滾，火光沖天。

經過一個小時的激戰，日軍的24架飛機全部被炸毀，日軍機場守備隊被殲100多人。

這一仗是七六九團也是一二九師抗日出師後的第一次重大勝利，大大振奮了我軍的士氣，沉重打擊了敵人的氣焰，有力地支援了國民黨軍在忻口前線的抗戰。[4]

在淮海前線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戰役打響之時，第二縱隊尚在淮河北岸的息縣地區。很快，他們接到了劉伯承、鄧小平的電令：不顧疲勞，日夜兼程，快速北進，趕在黃維兵團東進之前，到槐店、魯台集附近領取棉衣後繼續東進，參加淮海戰役。

當時，縱隊司令員陳再道在豫西執行別的任務，第二縱隊由王宏嶸、范朝利、王維綱率領，日夜兼程，於11月21日到達指定地區，並在途中參加了阻擊黃維兵團的戰鬥。

第二天，在澮河北岸白沙集地區，范朝利和王維綱召開了縱隊團以上幹部會議。首先，范朝利向大家報告了華東野戰軍殲滅黃伯韜兵團的好消息，然後傳達了劉、鄧首長關於圍殲黃維兵團的命令，接着區分了各旅的戰鬥任務。與會同志都很激動，紛紛要求挑重擔，打頭陣。他們說：「人家華野已經把黃伯韜吃掉了，這回看我們的了。」

范朝利深知這一仗是個硬仗。黃維兵團有12萬人，裝備精良，其第十八軍是蔣介石的所謂「五大王牌軍」之一。我中原野戰軍參戰部隊也不過十幾萬人，並且裝備落後，千里躍進大別山之後，部隊已經沒有重炮，因為為了加強地方武裝，遵照劉、鄧首長指示，二縱的第五旅留在了大別山區。因此，范朝利在會上特別強調說：「我們要準備打硬仗，打惡仗，要不怕傷亡，英勇作戰，如果戰鬥中傷亡較大，要邊打邊補充，堅決打到底！」政委王維綱也要求大家：一定要認真貫徹總前委的作戰方針，深入地進行思想發動，克服麻痹輕敵思想，堅決完成圍殲黃維兵團的光榮任務。

24日夜，黃維兵團被中原野戰軍七個縱隊緊緊包圍在東西10公里，南北7.5公里的雙堆集地區。圍殲黃維兵團的戰鬥打響了，黃維依仗着他的飛機、坦克、大炮的優勢，向我軍陣地發起猛烈進攻，企圖把我軍包圍圈撕開，突圍逃竄。我軍各縱隊在總前委「層層包圍，緊縮困餓，步步逼近，逐點攻占」的作戰方針指導下，與敵人展開了生死搏鬥。

第二縱隊當面之敵是敵人第八十五軍，范朝利指揮着第四旅和第六旅頑強地抗擊着敵人一次又一次的猖狂攻擊，並一步步向里壓縮包圍圈。范朝利永遠不會忘記的是11月26日和12月1日的兩次戰鬥，因為這兩次戰鬥是他第一次成功地指揮步兵打退敵人坦克進攻的戰鬥。

11月26日下午，敵人步兵在坦克的伴隨下，向二縱的陣地發起進攻。對敵人坦克的進攻，他們也有所準備。當時，既無火箭筒，又無反坦克炮，惟一的武器是手榴彈，他們把4個手榴彈捆成一捆，以增大其威力；在陣地前挖了許多縱橫交錯的防坦克溝和交通壕，以遲滯敵坦克的行動。這天下午戰鬥中，六旅十七團趁敵人一輛坦克在溝壕前進退兩難之時，用集束手榴彈將其炸毀。四旅發動大家動腦筋想辦法，有人提出設火障的主意，他們把田野里的高粱秸收集起來，堆在敵人坦克前進的方向上，當敵人坦克接近我軍陣地時，就迅速點燃高梁秸。這一着果然有效，陣地上火光熊熊，濃煙滾滾，敵人坦克成了「瞎子」，行動緩慢。我軍爆破手趁機衝上前去，用集束手榴彈攻擊敵人坦克。這天，四旅用這種辦法炸毀敵人5輛坦克，打退了敵人多次進攻。

當天，范朝利把他們「火燒敵坦克」的戰況向劉伯承司令員報告。劉伯承同志當即稱讚說：「你們打得好！你們充分發揮了全體指戰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靈活機動地打擊敵人。這個經驗要推廣，要發揚。」范朝利心裡很高興，是啊，敵人坦克並不可怕，只要充分依靠全體指戰員的智慧和力量，就能戰勝任何敵人。

12月1日，又一次與敵坦克較量。上午8時，敵八十五軍動用3000餘人、幾十門火炮、10架飛機、14輛坦克，向四旅十團陣地發起猛烈進攻。敵步兵、坦克發起衝擊前，首先對我軍陣地進行了一個小時的炮火轟擊。由於四旅很好地利用了陣地上的工事，敵人一個小時的炮擊只造成我軍3個人受傷。他們打退敵人一次又一次的衝擊，並且又擊毀敵人兩輛坦克，陣地上的彈藥越來越少，傷亡也越來越大。但是困難沒有嚇倒他們，他們提出了「敵人不近不打，手榴彈打不着不打，無把握不打」的三不打原則，堅決表示：「人在陣地在，只要還有一個人，我們就要守住陣地。」

指戰員們不惜犧牲、戰鬥到底的精神使范朝利很感動，有了這樣的幹部戰士，還有什麼困難不能克服，還有什麼敵人不可戰勝？但是考慮到四旅的部隊傷亡太大，他命令六旅接替四旅的陣地，六旅像四旅一樣，英勇戰鬥，打退了敵人多次進攻，堅決守住了陣地。

12月4日，第二縱隊遵照總前委命令，將陣地移交給友鄰部隊，迅速向南機動，投入了阻擊李延年兵團北援的戰鬥。當他們正在迎頭痛擊李延年兵團的時候，傳來了我軍徹底殲滅黃維兵團的消息。[5]

破黃河防線

「你們在建黨26周年紀念日前夕，跨越黃河，勝利地揭開了大反攻的序幕，奠定了大反攻勝利的基礎。全區軍民，聞捷鼓舞，蔣占區千百萬倒懸的同胞在盼迎你們！同志們，前進，勇敢前進。」這是晉冀魯豫野戰軍1947年6月30日夜晚，突破國民黨軍隊的「黃河防線」之後，晉冀魯豫中央局向劉伯承、鄧小平同志及野戰軍全體指戰員發來的賀電。

1947年6月27日上午，我們接到野戰軍關於渡河作戰的命令，下午3時，我們召開各旅主要幹部會議，布置渡河任務。會後，我（時任縱隊副司令員）與鍾漢華副政委率領各旅副旅長和部分團的幹部到渡河地段偵察情況；陳再道司令員等分別深入到各旅檢查準備情況。

1947年6月30日夜，強渡黃河的作戰開始。明月當空，微風習習，魯西南的夏夜顯得無比靜謐。然而，就在這一片靜謐之中，一場緊張的強渡黃河的戰鬥就要打響了。

在舊范縣西南林樓渡口的我第二縱隊第四旅的渡河陣地上，縱隊炮兵營營長范治平和政委凌風在指揮所里拿着望遠鏡仔細地觀察對岸敵人碉堡、工事的動靜，一列列巨人似的大炮在青紗帳里昂起頭，幽幽的炮口指向對岸。我第四旅第10團、第11團的先頭部隊已登上了渡船，30隻渡船隱蔽在渡口的兩側，機槍架在船頭，每船指定兩名戰士照護舵手。各船的水手都是從沿黃各縣挑出來的翻身農民。他們赤臂光胸，手握篙槳，個個如彎弓待發。

在這靜謐的夜晚，戰士們坐在船上，面對波濤滾滾的黃河，真是思緒萬千；家在黃河南岸的戰士們，渡河的心情更為迫切。他們激動地說：「不用說蔣介石將黃河當成40萬大軍，就是80萬大軍，我們也要吃掉它。」

20時，渡河的命令下達了。我第二縱隊林樓渡口第10團、第11團的勇士們在接到渡河的命令後，條條小船像離弦之箭，急速向南岸駛去。當我先頭船隻駛到河心時，被對岸敵人發現。他們一邊嗷嗷地叫着，一邊向我們射擊。此時，我早已憋足勁的各種火炮，隨着范營長一聲令下，向敵人開了火。霎時，敵人的陣地被淹沒在一片火海之中，敵人的河防工事紛紛飛上了天。在猛烈炮火的掩護下，我第四旅第10團一連和第11團二營的勇士們不待船靠岸，就跳進水裡，迅速趟過淤泥灘，向大堤衝去。午夜12時，敵人的河防陣地全線崩潰。我第四旅全部渡過黃河。

與此同時，我第五旅在孫口也順利渡河。該旅第一梯隊的第13團一、三營，在我強烈炮火掩護下迅速渡河搶占灘頭陣地後，立即向敵人衝擊，分頭包圍敵人，待我殲滅董家花園之敵後，其餘地點的河防守敵聞風南竄。我軍迅速控制了蔡樓至范莊的大堤，並按預定方案，向鄆城、水堡集方向推進，分割、圍殲敵人。

7月1日凌晨，野戰軍李達參謀長在電話里向我們通報說：「第一、六縱隊也已順利渡河。」就這樣，蔣介石吹噓的所謂可以代替「40萬大軍」防守的黃河防線，只一夜工夫就被我軍徹底粉碎了。

人物相關

一代兩將軍，竟是堂兄弟，出在河南省新縣郭家河鄉范灣村大劉灣南隊——哥哥是中將范朝利，弟弟是少將范朝福。

范朝利將軍在1930年參加紅軍的同年就入了黨，此時他只有16歲。在土地革命時期，他先後擔任了排長、副連長、師司令部參謀主任、參謀長等職。參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創建、反「圍剿」作戰和開闢川陝革命根據地的鬥爭。抗日戰爭時間，由他任參謀長的新三八五旅先後參加了正太鐵路破擊戰，策應晉察冀軍區部隊反擊日軍對五台、阜平地區的圍攻，以後的歷次反掃蕩，范朝利都曾參加。

范朝福將軍1929年就加入了紅軍，當時，他才14歲，長征時期，范朝福主要從事民運工作，長期單獨活動。他不僅能很好地完成任務，而且還不斷吸收新人，擴充部隊，使地方武裝不斷壯大；抗日戰爭爆發後，他又來到太行山區開闢敵後抗日根據地，堅持敵後鬥爭。在巨鹿，范朝福依靠人民群眾，頑強地堅持與日軍游擊戰鬥，日軍曾以3萬元巨款懸賞活捉他，但敵人的陰謀沒能得逞。

范朝福（1916—1993），河南新縣郭家河鄉人，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少將，1929年10月參加中國工農紅軍，並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1935年7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川南軍區後勤部政治委員，第二野戰軍十軍後勤部政委，1955年被授予大校軍銜，1965年晉升為少將軍銜；1993年11月24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終年78歲。[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