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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志·劉劭傳

三國志·劉劭傳出自《三國志》,史書是由西晉陳壽所著,記載中國三國時代歷史的斷代史,同時也是二十四史中評價最高的「前四史」之一。三國志最早以《魏志》、《蜀志》、《吳志》三書單獨流傳,直到北宋咸平六年(1003年)三書已合為一書。[1]

目錄

原文

劉劭字孔才,廣平邯鄲人也。建安中,為計吏,詣許。太史上言:「正旦當日蝕。」劭時在尚書令荀彧所,坐者數十人,或雲當廢朝,或雲宜卻會。劭曰:「梓慎、裨灶,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記曰諸侯旅見天子,及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 。然則聖人垂制,不為變豫廢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也。」彧善其言。敕朝會如舊,日亦不蝕。

御史大夫郗慮辟劭,會慮免,拜太子舍人,遷秘書郎。黃初中,為尚書郎、散騎侍郎。受詔集五經群書,以類相從,作皇覽。明 帝即位,出為陳留太守,敦崇教化,百姓稱之。徵拜騎都尉,與議郎庾嶷、荀詵等定科令,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略論。遷散騎常侍。時聞公孫淵受孫權燕王之號,議者欲留淵計吏,遣兵討之,劭以為「昔袁尚兄弟歸淵父康,康斬送其首,是淵先世之效忠也。又所聞虛實,未可審知。古者要荒未服,修德而不征,重勞民也。宜加寬貸, 使有以自新。」後淵果斬送權使張彌等首。劭嘗作趙都賦,明帝美之,詔劭作許都、洛都賦。時外興軍旅,內營宮室,劭作二賦,皆諷諫焉。

青龍中,吳圍合肥,時東方吏士皆分休,征東將軍滿寵表請中軍兵,並召休將士,須集擊之。劭議以為「賊眾新至,心專氣銳。寵以少人自戰其地,若便進擊,不必能制。寵求待兵,未有所失也。以為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騎三千,軍前發,揚聲進道,震曜形勢。騎到合肥,疏其行隊,多其旌鼓,曜兵城下,引出賊後,擬其歸路,要其糧道。賊聞大軍來,騎斷其後,必震怖遁走,不戰自破賊矣。」帝從之。兵比至合肥,賊果退還。

景初中,受詔作都官考課。劭上疏曰:「百官考課,王政之大較,然而歷代弗務,是以治典闕而未補,能否混而相蒙。陛下以上聖之宏略,愍王綱之弛頹,神慮內鑒,明詔外發。臣奉恩曠然,得以啟蒙,輒作都官考課七十二條,又作說略一篇。臣學寡識淺,誠不足以宣暢聖旨,著定典制。」又以為宜制禮作樂,以移風俗,著樂論十四篇,事成未上。會明帝崩,不施行。正始中,執經講學,賜爵關內侯。凡所選述,法論、人物誌之類百餘篇。卒,追贈光祿勛。子琳嗣。

譯文

劉劭,字孔才,廣平邯鄲人。建安時以謀士身份來到許都。太史向獻帝報告說: 「今年正月初一將有日蝕。」劉劭正在尚書令荀彧的住所,當時在座的有幾十人。聽到這個消息時,大家議論開了,有的說應停止歲首的朝廟祭祀,有的說應廢除各地官員進京的朝會。劉劭說:「梓慎、裨灶都是古代優秀的太史,精通曆法,善觀天象。但他們在占卜吉凶時,也犯過不能準確推測天時的錯誤。《禮記》說:諸侯按順序朝見天子,到了宮門卻無法舉行完朝見的儀式,這只能有四個原因,日蝕列其一。既然這樣,那麼聖人傳下來的制度,不因為變異而預先廢止朝禮的原因是:或者災禍消除、轉移,或者推測有誤。」荀彧覺得此言有理,於是下令朝會照常舉行。當天也沒有發生日蝕。

經御史大夫郗慮推薦,劉劭任太子舍人,後又調任掌管圖書經籍的秘書郎。黃初年間,他先後在曹丕左右擔任尚書郎和散騎侍郎,以輔助政務和規諫過失。他曾受命匯集五經群書,分門別類,編纂成《皇覽》。明帝曹睿即位後,他又出任際留太守,因治理有序,教化有方,而為百姓稱頌。後又被授予騎都尉,與議郎庾嶷、荀詵等制定法令條規,編寫《新律》十八篇,撰寫了《律略論》。被提升為散騎常侍。當時傳聞公孫淵接受了孫權所授的燕王稱號,謀臣們紛紛提議派兵去討伐他。

劉劭則認為:「當初袁尚袁熙弟兄倆歸降公孫淵的父親公孫康被其斬首,公孫康把首級送給朝廷,這事表明了公孫淵祖上對朝廷的忠心,再說現在聽說的這件事是否確鑿,還有待調查。古時聖賢求取處女之地,只修德政而不事征伐,是怕給老百姓增加負擔。因此對公孫淵理應表示寬大為懷,讓他有所自新。」後來,公孫淵果然斬殺了孫權派去的使臣張彌等,並把他們的首級送給了朝廷。劉劭因寫有一篇《趙都賦》,頗受曹睿賞識,又聽令寫了《許都賦》、《洛都賦》。當時魏國對外頻興軍事,對內大興土木,劉劭為此寫了兩篇賦,文內都含有對君主委婉曲折的勸諫。

明帝曹睿時,吳國的兵馬圍攻合肥,當時魏軍將士都在分批休假,征東將軍滿寵請求中軍調撥援軍,並急召休假將士,以集中兵力抗擊敵軍。劉劭在議論軍情時認為:「敵人剛剛攻到,用心專一,士氣旺盛,滿寵帶着少數兵將在陣地上禦敵,倘若此時出擊,不一定能打勝仗。滿寵只要邊堅守邊等待援軍,就不會有什麼損失。我看可以派五千步兵、三千精騎,大張旗鼓,虛張聲勢。等到了合肥,便拉大行軍隊伍的距離,增添旗幟和戰鼓,以張聲勢,等把敵人引出,就斷其歸路,絕其糧道。敵軍聽說魏國大軍已切斷了自己的後路,定會驚慌而逃,這樣,敵軍自然不戰而敗。」曹睿採納了他的建議。當魏軍逼近合肥,吳軍果然退兵回去了。

明帝景初年間(237~239),曹睿詔令劉劭負責制定考察官吏功過善惡的標準——《都官考課》。劉劭完成任務以後上疏說:「考核百官,是國家政治的大事,但是歷朝歷代都未能實施,大都因為典章制度缺而未補,因此無法正確、明晰地分辨官員的好壞和才能的高低。現在陛下以聖賢的宏圖大略,哀憐國家綱常的弛頹,詔令於外。臣下承蒙皇恩,得以進行這項開創性的工作,制定了《都官考課》七十二條,又著有一篇《說略》。臣下才疏學淺,實不足以弘揚您的旨意,編寫制定好這篇典章制度!」劉劭還認為應制定禮樂制度,以移風易俗。於是寫了《樂論》十四篇,寫完了還沒來得及上呈,明帝就駕崩了,於是這事便沒有施行。齊王曹芳時,劉劭執講經學,賜爵關內侯。共撰寫《法論》、《人物誌》等著作百餘篇。死後,被追贈為光祿勛。兒子劉琳繼承了爵位。[2]

作者簡介

陳壽(233年—297年),字承祚。巴西郡安漢縣(今四川南充)人。三國時蜀漢及西晉時著名史學家。 太康元年(280年),晉滅吳結束了分裂局面後,陳壽歷經十年艱辛,完成了紀傳體史學巨著《三國志》。此書完整地記敘了自漢末至晉初近百年間中國由分裂走向統一的歷史全貌,與《史記》、《漢書》、《後漢書》並稱「前四史」。[3]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