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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景岳,明代傑出醫學家,為溫補學派的代表人物,所著《景岳全書》對後世醫家學者影響巨大,以致後世之人多稱其號,是以其號「景岳」反較其本名「張介賓」更為世人所熟知。另外,張氏在治療臨床各科疾病中喜用熟地,因而又有「張熟地」之譽。

目錄

人物生平

張景岳,本名張介賓,字會卿(又作惠卿),號景岳,別號通一子,明代浙江紹興人,生於明代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卒於明代崇禎十三年(1640年)。

張氏祖籍四川綿竹縣,先世以軍功起家,食祿千戶[1],世授紹興衛指揮,此後定居於浙江紹興。張景岳生於官宦之家,自幼聰慧異常,好讀書,且抱負不凡。少時,張景岳曾經隨父在京城遊學,拜當時名醫金英(字夢石)為師,盡得其傳。張景岳性情豪放,仗策遊俠,「壯歲游燕冀間,從戎幕府,出榆關,履碣石,經鳳城,渡鴨綠……」[2]至青年時代,不僅豐富了其人生閱歷,更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至其五十餘歲,張景岳南返歸鄉,潛心醫學,尤其對岐黃典籍的閱讀研究,更是窮年縷析。由於張景岳經歷豐富,學識淵博,使其可謂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3]。未幾,張氏醫術精進,醫名日彰,求醫者日盈其門。明代著名文學家黃宗羲在《南雷文定前集》中為其做傳道:「是以為人治病,沉思病原。單手重劑,莫不應手霍然。一時謁病者,輻輳其門,沿邊大帥,皆遣金幣致之」[4],後世更譽之為「醫門之柱石」。

張景岳所著《景岳全書》對後世醫家學者影響巨大,以致後世之人多稱其號,是以其號「景岳」反較其本名「張介賓」更為世人所熟知。另外,張氏在治療臨床各科疾病中喜用熟地,因而又有「張熟地」之譽。

博學多才——著作等身

張景岳博學多才,凡天文、地理、音律、兵法、象數,無不通曉,且可靈活運用於 醫學之中,其存世的主要著作有:
  《類經圖翼》、《類經附翼》共計15卷,其中前者11卷,後者4卷。二書俱於1624年刊行於世。
  其中《類經圖翼》運用圖解的方式對在《黃帝內經》中意義較為深遠,而在《類經》的註解中並未能盡義者加以說明,該書應用了大量明代以前的相關資料,並製作了眾多圖表,故而成為後世醫家學者研究五運六氣及針灸腧穴等相關內容的重要參考資料。而《類經附翼》系《類經》之補充,其着重闡發了張氏的有關研究心得與獨特見解。
  《類經》32卷,刊行於1624年。該書將《素問》、《靈樞》的原文分類編排,分為攝生、陰陽、藏象、經絡、脈色、標本、氣味、論治、疾病、針刺、會通等12類,內容以類相從,條理井然,易於尋覽。而張景岳所加註解,綜覆百家,剖析疑義,頗多發明,尤為後世所推崇。
  《質疑錄》1卷,於1688年刊行於世,為張景岳晚年之作。該書收錄醫論45篇,着重在討論前人醫學的得失以及論述多種病症的治則,更進一步的發揮了其溫補學說。
  《景岳全書》總計100餘萬字,是張景岳精研內經、博採諸家精義,並結合個人學術心得和數十年臨床經驗而撰寫的一部綜合性著作。為張景岳晚年又一力作,於1700年刊行於世。全書共分為入集、道集、須集、從集、性集、理集、明集、心集、必集、貫集、天集、人集、謨集、烈集、聖集、賢集、大集、德集、圖集、書集、宇集、宙集、長集、春集等24集。其首為「傳忠錄」3卷,系統論述陰陽六氣及先賢得失;次為「脈神章」3卷,擇取諸家精髓詳論診斷,以測病情;再著傷寒為典、雜病為謨、婦人為規、小兒為則、痘疹為詮、外科為鈐等41卷,詳細論述了有關臨床治療的各類問題;又有「本草正」2卷,收采中藥300味,其中以人參、附子、熟地、大黃為藥中四維,更推人參、熟地為良相,大黃、附子為良將。張景岳創製新方186首,列為補、和、攻、散、寒、熱、固、因八陣,曰名為「新方八陣」,計2卷;此外,還集「古方」9卷,名「古方八陣」。另,張氏為補不足,又別輯婦人、小兒、痘疹、外科方等4卷。全書總計六十四卷,取「八八六十四卦」之意。《景岳全書》以臨床診治為主,並囊括基礎理論、診斷、治法、本草、方劑以及臨床各科內容,全書理法方藥俱全,兼備臨床各科,不失為一部系統的綜合性醫學巨著。

學術特色

張景岳作為明代著名醫家,其學術思想及內涵豐富,學術貢獻也涉及各個方面。

  • 特色鮮明的陰陽觀


  張景岳的陰陽觀分為「陰陽者,一分為二」和「陽非有餘,真陰不足」兩個方面。
  張景岳在《類經•陰陽類》中提出「陰陽者,一分為二」的論述,強調「一分為二」是萬物生化之理,「二」與「一」是一種相對的關係,是陰陽的對立統一性,這也是張景岳重視陰陽互根的理論基礎[5]。張氏將陰陽互根思想運用到其醫理中,於《景岳全書•新方八陣•補略》中說:「善補陽者,必與陰中求陽,則陽得陰助而生化無窮;善補陰者,必於陽中求陰,則陰得陽生而泉源不竭」[6],體現其「扶陽莫忘滋陰」[7],也充分體現了張氏在臨床中對「陰陽相濟」的重視及對《內經》中「陰平陽秘,精神乃治」平衡狀態的重視[8]。張氏在這一理論指導下所創左、右歸飲,左、右歸丸開闢了滋補腎陰、腎陽的新途徑,也是現在臨床中常用的「陰中求陽」「陽中求陰」的治虛理念。
  「陽非有餘,真陰不足」。張景岳看到自金元朱丹溪以來,補陰專用寒涼之藥,為糾其偏頗,創「陽非有餘,真陰不足」之說。張氏認為,人體能夠維持正常的體溫和保持活力,臟腑、器官能夠氣化無窮,都有賴於陽氣的溫煦與推動。陽氣一旦衰亡,陰形雖存但已無運動形式的存在。張介賓通過對形與氣、寒與熱、水與火三個方面的具體論述,得出了「故陽惟畏其衰,陰惟畏其盛,非陰能自盛也,陽衰則陰盛矣。凡萬物之生由乎陽,萬物之死由乎陰,非陰能死萬物、陽去則死,陽來則生矣」[9]。指出人體的陽氣與人體的陰形相比而言,不但不會有餘,反而猶恐不足,此即「陽非有餘」。張景岳不僅對陽氣十分重視,對陰精也同樣給予了充分的重視。他在「體用一原」、「陰陽互根」的思想指導下,明確表述了人體之陽氣與真陰之間的親密關係。張氏在《真陰論》開篇即明確表示:「此一陰字,正陽氣之根也。蓋因陰不可無陽,非氣無以生形。陽不可無陰,非形無以載氣」[10]。強調陽化氣、陰成形,陰陽互根、密不可分的道理。張景岳通過真陰之象、真陰之藏、真陰之用、真陰治病和真陰之治五個方面詳加闡述,得出人體真陰只有不足而不存在過剩有餘的道理,此即「陰本不足」。

  • 命門學說


  張景岳的命門學說的核心理論基礎是宋明理學的太極陰陽和五行水火的觀念,水火命門學說以氣一元論和陽不足論為哲學基礎,是陰陽、五行、精氣與命門理論的有機結合[11]。張景岳[12]運用太極陰陽觀認為命門兼具水火,深刻體現了陰陽互根互用的思想,是明代命門學說的集大成者。張氏重視命門虧損,陰陽平衡,治療強調補腎與命門,創製了左歸丸、左歸飲、右歸丸、右歸飲等方藥,對臟腑學說、陰陽理論的發展和完善具有巨大的貢獻。

  • 施治精一


  張景岳治形觀和治貴精一的觀點和其「陰陽一體」、「陰陽並重」的觀點一脈相承。張景岳講:「凡欲治病者必以形體為主,欲治形者必以精血為先,此實醫家之大門路也」[13]。強調形體為「神明之宅、興復之基」,故而善治病者亦當治形為先。對於具體的治法,張景岳提出「精血即形也,形即精血也」[14],治形當從精血入手。關於藥味,張景岳特別推崇熟地、當歸,他認為熟地補精,當歸補血,二者合用,功在滋陰補血,養陰填精。張景岳非常重視施治精一的觀點。曰:「凡看病施治,貴乎精一。蓋天下之病,變態雖多,其本則一;天下之方,活法雖多,對症則一。故凡治病之道,必確知為寒,則竟散其寒,確知為熱,則竟散其熱。一拔其本,諸證盡除矣」[15]。張景岳施治精一思想主要為醫者確立治法精一不雜與遣方用藥精一不雜兩方面。治法上張氏首重認清病本,而後再議治法。其用藥方面力主精純,反對在用藥數量上的繁複與種類上的駁雜,如其所創名方左歸丸與右歸丸就是單用純補治療真陰、元陽不足的,亦充分體現出其「補陰不利水,利水不補陰」[16]的思想;而其所創用於消熱痰、潤肺止咳的貝母丸更是單用貝母一味藥,更為精純。

張景岳與溫補派

從整個學術思想來看,張景岳的學術觀點,是在李東垣、薛立齋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但他同時批判地吸收了劉、朱等的部分觀點,綜合而成的一派。其基本思想,在於溫補。[17]

溫補一派,是在李東垣「補土」思想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在明代甚為興盛,到景岳,使其理論發展到相當成熟的程度。但景岳之治學,不但批判河間、丹溪的學說,同時也批判東垣的理論,認為李氏「相火為元氣之賊」一說是錯誤的,應當改為「相火為元氣之本」。又說:「人生之氣,以補陽為主,難得而易失的惟陽,既失難復的亦惟陽」。「補正即所以祛邪」的理論,就是景岳發明的。

張氏從人體生理機能的根本上來判斷陰陽。因此,他着重於「元陰」、「元陽」,即「真陰」、「真陽」兩個方面,並進一步把「真陰」、「真陽」歸根於腎之命門的水與火。從而,把「陽非有餘」與「真陰不足」兩個方面統一起來。

關於「陽非有餘」,這是他為批判丹溪的「陽常有餘」而立的一條理論,在他的《大寶論》和《陽不足再辨》兩篇論文中,詳細闡述了這個問題。在這裡,他從形氣、寒熱、水火等三個方面,論述了陽氣對人的重要性。並根據《內經》「凡陰陽之要,陽密乃固」和「陽氣者若天與日,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故天運當以日光明」等說,來證實在陰陽兩者中,陽居主導地位。因而,提出「非陽能死物也,陽來則生,陽去則死」的論點,反覆論述陽在人體的重要性,以闡明「陽非有餘」的論點。在其批判「陽常有餘」論時,進一步提出了「凡精血之生皆為陽氣,得陽則生,失陽則死……」。說明了陰不能沒有陽,無氣便不能生形;陽不能沒有陰,無形便不能載氣。所以,物生於陽而成於陰,陰陽是相互依存,不能偏廢的。因而,認為「陽常有餘」的論點是錯誤的。

景岳批判的「陽常有餘」,與朱丹溪創立的「陽常有餘」,在本質上是有區別的。朱氏此說,主要在於強調情慾容易妄動,導致相火熾盛而發病變,並非指人體真陽而言。朱氏提出這一理論,主要在於強調保護陰精的重要性,並非指人體真陽之氣有餘,而且可以任意攻伐。而景岳所指的是真陽,是代表人體體質盛衰的一個標誌。一個系指在病理狀態下情慾妄動,相火熾盛之陽有餘,一個系指生理機能的陰平陽秘,真陽不是有餘。兩者在本質上是不同的。至於景岳為什麼要大興「問罪大師」,非難「陽常有餘」說,是與丹溪後一些醫家曲解了丹溪的理論,而濫用攻下傷陽的方藥有關。為了糾正這一偏向,張氏創立「陽非有餘」論,當然是正確的。在這一理論的指導下,他創製了右歸丸,右歸飲等代表方劑,以培右腎之元陽,扶命門之陽衰,此二方至今仍為醫界廣泛採用。

關於「真陰不足」,這是在丹溪「陰常不足」理論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張氏認為「陰精」是陽氣的根本,是陽氣賴以存在的物質基礎。張氏說:「命門之火,謂之元氣,命門之水,謂之元(真)精。五液充則形體賴而強壯,五氣治則營衛賴以和調,此命門之水火,即十二髒之化源。故心賴之,則君主以明;肺賴之,則治節以行;脾胃賴之,濟倉廩之富;肝膽賴之,資謀慮之本;膀胱賴之,則三焦氣化;大小腸賴之,則傳導自分;此雖雲腎臟之技巧,而實皆真陰之用」。從而,強調了「真陰」在人體中的作用。並指出真陰之氣本無餘,所以真陰之病都是不足。陰勝於下者,原非陰盛,而是命門之火衰。陽勝於下者,原非陽盛,而是命門之水虧。水虧其源,陰虛之病迭出。火衰其本,則陽虛之證叢生。這些都是張氏「真陰不足」的主要理論根據,也是他好用熟地及創製「左歸丸、左歸飲等方藥的指導思想。前者以培左腎之元陰,後者以壯命門之真水。

在治療上,他提出陽既常不足,則應該慎用寒涼;陰既非有餘,則應注意慎用攻伐。所以,張氏在治療陰陽虛損時,主要觀察命門水火的虛損所在。從而,左右化裁溫補的方劑。這樣,張氏就在後世醫學家的心目中被看作溫補派的中心人物了。但是,景岳並非是一切都主張溫補的,只不過是注重這方面而已。在其它治法和理論方面,也是很有研究的。

今天我們所談的辨證施治,多數都是以他的《陰陽》、《六變》兩篇著作為藍本的,可見他的學術思想,還是很全面的。景岳在對具體疾病的辯證施治方面,尤能採集各家所長,他本與河間、丹溪學說有很多出入,但對其都不是全盤否定。對其關於中風的看法頗贊同,亦認為中風病因,不是外感風邪的說法。在治療上,很重視痰與氣血,這顯然是受丹溪思想的影響。用藥上,也不限於溫補,也有用白虎、綠豆飲等寒涼之劑。又如三消病,卻推崇丹溪,而不同意薛已的觀點。論喘促,援引東垣、丹溪兩家學說為多,其餘各病,引用丹溪的也不少,甚至有採用張子和的主張的。由此可見,景岳的陰非有餘,陽常不足的論點,在臨床中是靈活運用的,絕不能生搬硬套。景岳在李東垣、薛立齋學術的基礎上創立的溫補學說,對當時和後世醫學家影響很大,逐步形成了主溫補的一個學術流派。景岳一生,研製有很多好的方劑,如大補元煎、綠豆飲、抽薪飲、溫胃飲、六味回陽飲、左歸飲、左歸丸、右歸飲等,在臨床都被驗證,是好的方劑,一直流傳至今,被醫界廣泛沿用。

參考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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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中華醫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