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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專守防衛」政策為何出現重大轉向?

專守防衛政策

來自網絡的圖片

日本「專守防衛」政策為何出現重大轉向?12月16日,經歷數月的內部討論後,日本政府通過《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國家防衛戰略》《防衛力量整備計劃》等「三大安保文件」。新文件宣稱日本面對地區新安全形勢須具備「反擊能力」。[1]

當天,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承認,此次安保文件修改「是戰後日本安保政策的重大改變」。《外交學人》評論文章則指出,這標誌着「二戰」以來日本在和平憲法第九條下長期奉行的「專守防衛」政策的重大轉折。

這種轉折的背後既有外部因素,也有長期的內部因素。一方面,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第一時間對日本新安保戰略表示歡迎。日方將中國定位為「最大戰略挑戰」,與美國政府10月在新國家安全戰略中將中國定位為「最重要地緣政治挑戰」相互呼應。在9年前的上一版日本國家安保戰略中,中國被定性為「國際社會關注的問題」。另一方面,修改憲法第九條走向「正常國家」,是日本執政黨自民黨本世紀以來長期努力的方向。自安倍政府2014年解禁「集體自衛權」、2015年通過新安保法後,將武力使用方式從「專守防衛」轉向「可以反擊」,是必然的「下一步」。

2022年7月安倍突然遇刺身亡,修改安保文件成為其「未盡的遺願」。與此同時,烏克蘭危機升級、朝鮮半島進入2017年以來最密集的導彈試射周期等,都加速了日本國內對新安保文件的審議。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分析指出,日本官員們認為,「通過具備更好地保衛日本的能力,美國和其他夥伴將更有可能在危機中對日本提供援助」。

不過,在外部安全壓力激增、內閣支持率低迷、自民黨內保守浪潮興起的背景下,新安保文件的修訂還是經歷了複雜的博弈。《外交學人》指出,安保文件將中國列為「挑戰」而非「威脅」,或與現任首相岸田文雄的立場有關。他近期多次表示,與中國建立「建設性的、穩定的關係」很重要。

日本防衛省官員在介紹新文件時也表示,考慮軍事、經濟、外交等各方面因素,「簡單地對中國使用『威脅』一詞不是一個好主意」。日本官員還強調,「反擊能力」只能在和平憲法和國際法的限制下使用,並需滿足「三個新的使用武力條件」,禁止先發制人的打擊。

但外界擔憂的是,新安保文件會打開日本軍備建設的「潘多拉魔盒」。在2018年的防衛戰略中,日本首次提出以反艦導彈打擊「企圖入侵」的外國艦隊;而現在,新安保文件認定的「反擊能力」已延伸到「敵國」本土深處的陸基軍事目標。同時,日本政府12月14日宣布將採購新潛艇以加強從海上行使「反擊能力」,併購置遠程導彈,包括射程達1600公里的美制「戰斧」巡航導彈。

就遠期而言,日本立體式遠程反擊能力的形成,將促使美日之間構建完善的指揮協調機制,深化美日軍事同盟。而當自衛隊事實上獲得立體打擊周邊國家的能力,修改憲法第九條、也就更加「水到渠成」。

值得注意的是,有媒體測算發現,即使在和平憲法的限制下,新安保文件已將日本未來10年的年度軍費預算,提高到僅次於美國和中國的地步。分析人士擔憂,這將使亞太地區本就緊張的安全形勢進一步惡化,一場新「軍備競賽」或難避免。

日本單方面轉變「專守防衛」政策,引發周邊國家強烈反應。被日本安保文件列為「盟友及志同道合夥伴」的韓國外交部12月16日表示,日方政策調整恐嚴重影響半島安全和韓國利益,日本政府應與韓方提前協調溝通。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當天也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日方出台的防衛政策文件罔顧事實,背離日方對雙邊關係的承諾及中日之間的共識,對中國國防建設和正常軍事活動等無端抹黑,中方對此堅決反對,已通過外交渠道向日方提出嚴正交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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