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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妃曲》是宋代文學家王安石的組詩作品,被稱為是詠王昭君最好的詩。 這組詩作於嘉祐四年(1059年),王安石奏《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之後。當時,梅堯臣歐陽修司馬光、劉敞皆寫有和詩。

《明妃曲》
宋代文學家王安石的作品

北宋時,遼國、西夏「交侵,歲幣百萬」(趙翼《廿二史札記》)。自景祐年間(1034—1038)以來,「西(夏)事尤棘」。當時的施宜生、張元之流,就因在宋不得志而投向遼、夏,為遼、夏出謀獻策,造成宋的邊患。詩人們借漢言宋,想到明妃。王安石的《明妃曲二首》就是在這種社會背景下創作的。

第一首詩描繪王昭君的美貌,着重寫昭君的風度、情態之美,以及這種美的感染力,並從中宣洩她內心悲苦之情,同時還揭示出她對故國、親人的摯愛之情。第二首詩描寫王昭君入胡及其在胡中的情況與心情,並委曲深入地刻畫昭君心事,突出其民族大義,塑造了一個可悲且可敬的明妃形象。全詩語言矜煉深雅,纏綿婉麗,藝術手法多樣,風格鮮明獨特。作品命題新穎,遭致紛紛議論,在文學史上產生過廣泛影響。

目錄

基本信息

作品名稱;《明妃曲》[1]

作品出處;《全宋詩》

作品別名;明妃曲二首

作者;王安石

創作年代;北宋

作品原文

明妃曲二首⑴

其一 明妃初出漢宮時,淚濕春風鬢腳垂。

低徊顧影無顏色,尚得君王不自持。

歸來卻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幾曾有;

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

一去心知更不歸,可憐着盡漢宮衣;

寄聲欲問塞南事,只有年年鴻雁飛。

家人萬里傳消息,好在氈城莫相憶;

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

其二 明妃初嫁與胡兒,氈車百兩皆胡姬。

含情慾語獨無處,傳與琵琶心自知。

黃金杆撥春風手,彈看飛鴻勸胡酒。

漢宮侍女暗垂淚,沙上行人卻回首。

漢恩自淺胡恩深,人生樂在相知心。

可憐青冢已蕪沒,尚有哀弦留至今。

詞句注釋

⑴明妃:即王昭君,漢元帝宮女,容貌美麗,品行正直。晉人避司馬昭諱,改昭為明,後人沿用。

⑵春風;比喻面容之美。杜甫《詠懷古蹟五首》中詠昭君一首有「畫圖省識春風面」之句。這裡的春風即春風面的省稱。

⑶低徊:徘徊不前。

⑷不自持: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

⑸歸來:回過來。丹青手:指畫師毛延壽

⑹意態:風神。

⑺着盡漢宮衣:指昭君仍全身穿着漢服。

⑻塞南:指漢王朝。

⑼氈城:此指匈奴王宮。遊牧民族以氈為帳篷(現名蒙古包)。

⑽咫尺:極言其近。長門閉阿嬌:西漢武帝曾將陳皇后幽禁長門宮。長門:漢宮名。阿嬌:陳皇后小名字。

⑾「氈車」句:寫匈奴派了大隊胡姬來接昭君。《詩經·召南·鵲巢》:「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寫貴族女子出 嫁,陪從很多。兩:同輛。

⑿杆撥:彈琵琶的工具。春風手:形容手能彈出美妙的聲音。

⒀漢宮侍女:指陪昭君遠嫁的漢官女。

⒁青冢:杜甫詩中有「獨留青冢向黃昏」及「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諸句,此用其意。相傳昭君墓上的草常青,故名青冢,在今呼和浩特市南。

白話譯文

其一 明妃當時初起程出行離別漢宮時,淚濕桃花春風面鬢腳微微亦低垂。低頭回看身影間周圍無有此顏色,還讓我君王的感情都難以控制。離別歸來卻怪罪丹青畫圖手,美貌如此在眼中平生實未曾見有。天仙意態由自生畫筆難以描摹成,當時冤枉殺死畫工毛延壽。從此一離去心知更不能回歸,可憐還不能穿盡漢朝皇城之宮衣。萬里寄語欲相問塞南遙遠家鄉事,只有年年日日裡眼望鴻雁往南飛。家人雖然在萬里傳來親人之消息,好好安心在氈城不要常將家相憶。您還不曾見近在咫尺長門裡幽幽阿嬌被鎖閉,人生如果要失意無分天南和地北。

其二 明妃當初嫁給胡人的時候,身旁上百兩的氈車上乘坐的都是胡人女子。她多想找個人說話但無處可說,只能把心語寄託於琵琶聲中,心事只有自己知道。她用能彈出美妙聲音的手撥動黃金做的杆撥,彈起琵琶仰望空中飛鴻勸着胡酒。隨嫁的漢宮侍女暗中垂淚,行走在大漠上的返國者頻頻回首。漢朝之恩實在是淺薄啊,胡人之恩還要更深,人生的歡樂在於心與心相知。可憐王昭君的青冢已經荒蕪埋沒,還是有悲哀的樂曲流傳至今。

作品鑑賞

其一 梅堯臣、歐陽修對《明妃曲》的和詩皆直斥「漢計拙」,對宋王朝屈辱政策提出批評。王安石則極意刻畫明妃的愛國思鄉的純潔、深厚感情,並有意把這種感情與個人恩怨區別開來,尤為卓見。

針對當時的社會背景,王安石歌頌明妃的不以恩怨易心,具有現實意義。當時有些人誤解了他的用意,那是由於他用古文筆法寫詩,轉折很多,跳躍很大,而某些人又以政治偏見來看待王安石,甚至惡意羅織之故。清代蔡上翔在《王荊公年譜考略》中千方百計地替王安石辯解,但還未說得透徹。

明妃是悲劇人物。這個悲劇可以從「入漢宮」時寫起,也可以從「出漢宮」時寫起。而從「出漢宮」時寫起,更能突出「昭君和番」這個主題。王安石從「明妃初出漢宮時」寫起,選材是得當的。

絕代佳人,離鄉去國,描寫她的容貌愈美,愈能引起人們的同情。《後漢書·南匈奴傳》的記載是:「昭君丰容靚飾,光明漢官,顧影徘徊,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江淹《恨賦》上也着重寫了她「仰天大息」這一細節。王安石以這些為根據,一面寫她的「淚濕春風」,「徘徊顧影」,着重刻畫她的神態;一面從「君王」眼中,寫出「入眼平生未曾有」,並因此而「不自持」,烘托出明妃容貌動人。所以「意態白來畫不成」一句是對她更進一層的烘托。「意態」不僅是指容貌,還反映了她的心靈。明妃「徘徊顧影無顏色」正是其眷戀故國無限柔情的表現。至於「殺畫師」這件事,出自《西京雜記》。《西京雜記》是小說,事之有無不可知,王安石也不是在考證歷史、評論史實,他只是藉此事來加重描繪明妃的「意態」而已。而且,這些描繪,又都是為明妃的「失意」這一悲劇結局作鋪墊,以加重氣氛。

上面寫「去時」,下面寫「去後」。對於去後,作者沒有寫「紫台朔漠」的某年某事;而是把數十年間之事,概括為「一去心知更不歸,可憐着盡漢宮衣」。這兩句間,省略了「然而猶且」,意思是說:「明妃心裡明知絕無回到漢宮之望,然而,她仍眷眷於漢,不改漢服。」

近代學者陳寅恪曾經指出,中國古代所言胡漢之分,實質不在血統而在文化。孔子修《春秋》就是「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的。而在歷史上尤其是文學上,用為文化的標誌常常是所謂「衣冠文物」。《左傳》上講「南冠」,《論語》中講「左衽」,後來一直用為文學典故。杜甫寫明妃也是着重寫「環佩空歸月夜魂」,這與王安石寫的「着盡漢宮衣」,實際是同一手法。杜甫、王安石皆設想通過「不改漢服」來表現明妃愛鄉愛國的真摯深厚感情,這種感情既不因在漢「失意」而減弱,更不是出於對皇帝有什麼希冀(已經「心知更不歸」了),不是「爭寵取憐」。因此,感情更為純潔,形象更為高大。接着又補上「寄聲欲問塞南事,只有年年鴻雁飛」,把明妃一心向漢、歷久不渝的心聲,寫到鏤心刻骨。梅堯臣也說「鴻雁為之悲,肝腸為之摧」。王安石寫得比梅堯臣更為生動形象。

最後,又用「家人萬里傳」來說,以無可奈何之語強為寬解,愈解而愈悲,把悲劇氣氛寫得更加濃厚。更妙的是:筆鋒一帶,又點出了悲劇根源,擴大了悲劇範圍。明妃這一悲劇的起點可敘從「入漢宮」時寫起。漢宮,或者說「長門」,就是《紅樓夢》中賈元春所說的「見不得人的地方」,從陳阿嬌到賈元春,千千萬萬「如花女」,深鎖長閉於其中。以千萬人(有時三千,有時三萬)之青春,供一人之淫慾。宮女之淒涼寂寞,可想而知,而況宮女的失寵與志士的懷才不遇,又有某種情況的類似,所以從司馬相如《長門賦》到劉禹錫的《阿嬌怨》,還有《西宮怨》之類,大都旨寫這一題材,表現出對被侮辱、被損害的廣大宮女的同情,或者抒發出「士不遇」的憤慨。唐人「宮中多少如花女,不嫁單于君不知」,早在王安石之前就描寫過了,只是說得「怨而不怒」;王安石卻多少有點怒了。李壁說:王安石「求出前人所未道」,是符合實際的;至於「不知其言之失」,則是受了王回、范沖等人的影響。王回引孔子說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卻忘了孔子也說過「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論語》);特別是誤解了「人生失意無南北」一句。王回本是反對王安石變法的人,他以政治偏見來論詩,難以做到公允。

其二 首兩句寫明妃(王昭君)嫁胡,胡人以氈車百輛相迎。《詩經》上有「之子于歸,百兩(同『輛』)御(迎接)之」的詩句,可見胡人是以迎接王姬之禮來迎明妃。在通常情況下,禮儀之隆重,反映恩義之深厚,為下文「胡(恩)自深」作了伏筆。其中「皆胡姬」三字,又為下文「含情慾說獨無處」作伏筆。

關於明妃對此的反應,詩中寫她「含情慾說獨無處,傳與琵琶心自知」。梅堯臣《依韻和原甫昭君辭》中也說:「情語既不通,豈止腸九回?」他們意思是說明妃與胡人言語也不通,談不上「知心」,所以哀而不樂。

王安石通過在詩中突出一個細節描繪來表現明妃的「哀」情:明妃一面手彈琵琶以「勸胡」飲酒,一面眼「看飛鴻」,心向「塞南」。通過這一細節,巧妙地刻畫了明妃內心的矛盾與痛苦。接着,他又用明妃所彈的琵琶音調,感動得「漢宮侍女暗垂淚,沙上行人卻回首」,聽者被感動到這個地步,則彈者之內心痛苦自不待言。「哀弦」之哀,是從聽者的反應中寫出的。

前面是明妃入胡及其在胡中的情況與心情的描寫;末四句則是進一步加以分析、議論。這四句分為三層:第一層是「漢恩自淺胡自深」——明妃在漢為禁閉於長門中的宮女,又被當作禮物送去「和番」,所以「漢恩」是「淺」的;胡人對她以「百輛」相迎,「恩」禮相對較「深」。這句講的是事實。第二層講「人生樂在相知心」,這是講人之常情。如果按此常情,明妃在胡就應該樂而不哀了。然而事實卻不是這樣。這就接入第三層:明妃在胡不樂而哀,其「哀弦」尚「留至今」,當時之哀可想而知。明妃之心之所以與常情不同,是因為她深明大義,不以個人恩怨得失改變心意,而況胡人也並非「知心」。四句分三層,中有兩個轉折,有一個矛盾,只有把其中曲折、跳宕理清,才能看出王安石的「用意深」及其「眼孔心胸大」處(方東樹《昭昧詹言》)。南宋初,范沖「對高宗論此詩,直斥為壞人心術,無父無君」(李壁註解中的話,此據《唐宋詩舉要》轉引),完全是沒有懂得此詩。范沖是范祖禹之子,范祖禹是一貫反對新法的人,挾嫌攻擊,更不足據。其實王安石這樣描寫明妃,這樣委曲深入地刻畫明妃心事,用以突出民族大義,恰恰是可以「正人心,厚風俗」的,在當時是針對施宜生、張元之流而發的,對後人也有教育意義。

《明妃曲二首》體現出王安石注意刻畫人物的特點,從描繪人物「意態」,到解剖人物心理,有渲染,有烘托,有細節描寫,相當於是把寫小說的一些手法用入詩中。而在「用筆布置逆順」及「章法疏密伸縮裁剪」等方面,則又是把韓愈、柳宗元等古文家的技法用來寫詩。這樣,就使詩歌的藝術手法更加多樣化,詩歌的表現能力更強。由於兩者結合得較好,故雖以文為詩,而形象性並不因之減弱,此詩末四句以形象來進行議論,即其明證。王安石既以小說手法與古文筆法來寫詩,讀者也就應以讀小說、讀古文之法來讀它,才能讀懂詩。

名家點評

近代高步瀛評這兩首詩:「持論乖戾。」(《唐宋詩舉要》)。

作者簡介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號半山,漢族,臨川(今江西撫州市臨川區)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王安石歷任揚州簽判、鄞縣知縣、舒州通判等職,政績顯著。熙寧二年(1069年),任參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變法。因守舊派反對,熙寧七年(1074年)罷相。一年後,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罷相,退居江寧。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勢,新法皆廢,郁然病逝於鐘山(今江蘇南京),贈太傅。紹聖元年(1094年),獲諡「文」,故世稱王文公。[2]

王安石出生於仕宦家庭,自幼勤奮好學,博覽群書,曾隨文 宦遊南北各地,接觸到一些社會現實。對農民的痛苦生活有所了解。因此,年輕時便立下了「矯世變俗」之志,他於二十二歲中進士後,歷任淮南推官、鄞縣知縣、舒州通判、常州知府、江東刑獄提典等職,均能體恤民情,為地方除弊興利。北宋嘉佑三年 (1058)任支度判官時,向宋仁宗上萬言書,對官制、科舉以及 奢靡無節的頹敗風氣作了深刻的揭露,請求改革政治,加強邊防, 提出了「收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的理財原則,但並未引起朝廷的重視。[3]

從文學角度總觀王安石的作品,無論詩、文、詞都有傑出的成就。北宋中期開展的詩文革新運動,在他手中得到了有力推動,對掃除宋初風靡一時的浮華餘風作出了貢獻。但是,王安石的文學主張,卻過於強調「實用」,對藝術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計不足。他的不少詩文,又常常表現得議論說理成分過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韻味。還有一些詩篇,論禪說佛理,晦澀乾枯,但不失大家風範。

視頻

==視頻==
百家講壇.白居易

王安石 明妃曲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