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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合一,漢語詞彙,是由明朝思想家王守仁提出來的,即認識事物的道理與在現實中運用此道理,是密不可分的。知是指良知,行是指人的實踐,知與行的合一,既不是以知來吞併行,認為知便是行,也不是以行來吞併知,認為行便是知。

它是中國古代哲學中認識論和實踐論的命題,主要是關於道德修養、道德實踐方面的。中國古代哲學家認為,不僅要認識(「知」),尤其應當實踐(「行」),只有把「知」和「行」統一起來,才能稱得上「善」。致良知,知行合一,是陽明文化的核心。[1]

目錄

理論分析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說深化了道德意識的自覺性和實踐性的關係,克服了朱熹提出的知先行後的弊病,但是同時也抹去了朱熹知行說中的知識論成分。王守仁的觀點雖然有利於道德修養,但忽略了客觀知識的學習,這就造就了以後的王學弟子任性廢學的弊病,清初的思想家甚至把明亡的原因歸於王學的弊端。

王陽明這樣用意念代替「行」合理的方面,要人們樹立一種信念,在剛開始意念活動時就依照"善"的原則去做,將不善和惡消滅在剛剛萌發的時候,這也叫「知行合一」。所以,對「知行合一」應該全面理解,這樣才能正確評價。

另外,王陽明的教育思想中還有許多值得學習借鑑的地方:第一,立志、勤學、改過、責善。「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志不立,如無舵之舟,無衡之馬,漂蕩奔逸,終亦何所底乎?」「而且立志可以促使勤學,」「凡學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篤也。」「改過」是指自己,「責善」是勸別人改過,這裡面還包括了「諫師之道」,即向老師進諫,指出錯誤。第二是獨立的治學精神和能力。第三是循序漸進與因材施教。第四是強調身體力行。這些教育思想對今天的青年人學習有很好的借鑑意義。

知行合一說

  1. 明武宗正德四年(1509),心學集大成者王守仁在貴陽文明書院講學,首次提出知行合一說。所謂「知行合一」,不是一般的認識和實踐的關係。「知」,主要指人的道德意識和思想意念。「行」,主要指人的道德踐履和實際行動。因此,知行關係,也就是指的道德意識和道德踐履的關係,也包括一些思想意念和實際行動的關係。王守仁的「知行合一」思想包括以下兩層意思。[2] [3]
  2. 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王守仁認為知行是一回事,不能分為「兩截」。「知行原是兩個字,說一個工夫」。從道德教育上看,王守仁極力反對道德教育上的知行脫節及「知而不行」,突出地把一切道德歸之於個體的自覺行動,這是有積極意義的。因為從道德教育上看,道德意識離不開道德行為,道德行為也離不開道德意識。二者互為表里,不可分離。知必然要表現為行,不行不能算真知。道德認識和道德意識必然表現為道德行為,如果不去行動,不能算是真知。王守仁認為:良知,無不行,而自覺的行,也就是知。這無疑是有其深刻之處的。
  3. 以知為行,知決定行。王守仁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意思是說,道德是人行為的指導思想,按照道德的要求去行動是達到"良知"的工夫。在道德指導下產生的意念活動是行為的開始,符合道德規範要求的行為是 「良知」的完成。
  4.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學說既針對朱熹,也不同於陸九淵。朱陸都主張知先行後。王守仁反對將知行分作兩截,主張求理於吾心。他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知行是一個功夫的兩面,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二者不能分離,也沒有先後。與行相分離的知,不是真知,而是妄想;與知相分離的行,不是篤行,而是冥行。他提出知行合一,一方面強調道德意識的自覺性,要求人在內在精神上下功夫;另一方面也重視道德的實踐性,指出人要在事上磨練,要言行一致,表里一致。但他強調意識作用的結果,認為一念發動處即是行,混淆了意識活動同實踐活動的界限。他提倡知行合一的根本目的,是為了克服「一念不善」,這是他的「立言宗旨」。
  5.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說主要是一種講內心「省察克治」的唯心主義道德修養學說。他所謂不曾被私意隔斷的知行本體,就是指「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的良知,認為「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就是行。他的「致良知」即知行合一,就是「去惡為善」、「去人慾,存天理」的工夫。他聲明:「我今說個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提出背景

王陽明在貴陽北部修文縣縣城龍場鎮龍場悟道之後,非常深切地了解到了生命的真相,是一種苦思後的徹悟。王陽明認為心靈態度決定行為方式、世界觀點,例如《列子》故事之「疑鄰竊斧」。從此與朱熹學說分道揚鑣,建立了心學體系大成的開端。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說主要針對朱學而發,與朱熹的思想對立。反對程朱理學「將知行分作兩件去做,以為必先知了然後能行」的知先行後說以及由此而造成的重知輕行、「徒懸空口耳講說」的學風。程朱理學包括陸九淵都主張「知先行後」,將知行分為兩截,認為必先了解知然後才能實踐行。王守仁提倡知行合一正是為了糾朱學之偏。

歷史及英譯

「知行」是中國傳統哲學的重要範疇,其始於《尚書》《左傳》,《尚書》有「非知之艱,行之惟艱」之說,《左傳》有「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之說。知指認知或良知,行指行為、行動。知行關係在中國哲學史上主要指道德認識與道德踐履,其代表人物是朱熹、王守仁;也指一般認識論的意義,特別是清末、民國時期,代表人物是孫中山、毛澤東。

漢代以後、北宋建立之前,儒學受到佛老二氏的衝擊,儒學在社會基層至上層的影響力都比漢代減弱許多,因而在兩宋時期,大儒們一方面反佛老而重振儒家的地位,一方面亦希望為帝國建立一套道德規範。知行問題正是儒家道德規範的核心。

後來,針對「假道學」、「偽君子」屢見不鮮的社會現象,朱熹提出「論先後,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之說,即認為人在良知、聖人之言中的道德認識是容易的,不過之後的道德踐履才是重點,人們應該努力去道德踐履。朱熹還比喻說:「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與朱熹同時的陸九淵有「心即理」的學說,他針對當時的讀書人滿口「之乎者也」而不去道德踐履的現象,提出了「尊德性」是主,「道問學」是次的觀點。在朱熹看來,「尊德性」與「道問學」是平衡的,陸九淵反對說:「吾以為不可,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朱熹去世後,他的學說才被朝廷推崇,在元、明、清三代被譽為聖人。與此同時,朱熹的知行觀給了人們這樣的藉口:我知得不夠,所以還不能行,等我的知足夠了再行。可謂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在明代,首先對這種發難的是陳獻章。陳獻章曾經以才學「名震京師」,才能為大家所公認,然而卻受到偽君子的排擠、攻擊,甚至參加科舉考試的試卷也不知去向,這使他對知行分離的現象深有感觸。陳獻章指出:「聖賢垂世立教之所寓者,書也。用不用者,心也。」這就是說,人心是根本,知而不行,閱讀再多的聖賢書也是白讀。陳獻章的「道通於物」的學說,既指無形的道需要通過有形的物表現出來,又指「知」——道德認識需要通過道德踐履表現出來。

緊隨陳獻章之後的湛若水、王守仁各自提出了知行合一之說。湛若水說:「內外合一謂之至道,知行合一謂之至學,如是則天地乾坤君臣父子夫婦之道在我矣。」所謂「天地乾坤君臣父子夫婦之道在我矣」說的是「萬物皆備於我」的理想境界,「隨處體認天理」是達到這種境界的途徑。隨處體認天理是湛若水的心學宗旨,其中所說的天理包含道德之理,他特別指出「體認兼知行也」。在知行合一的基礎上,湛若水認為道德認識應該與道德踐履齊頭並進,而不是非要等道德認識有進步之後再使道德踐履去進步。湛若水在「理氣合一」學說的基礎上指出「真知流行,即是知行並進」,又在「體用一源」學說的基礎上結合《易經》教人做君子的言論提出「主宰處是知,發用處是行。知即乾知大始,行即坤作成物」的觀點。

對於知而不行的時弊,王守仁有這樣一段一針見血的話:「今人卻將知行分作兩件去做,以為必先知了,然後能行,我如今且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功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功夫,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來已非一日矣。某今說個知行合一,正是對病的藥。又不是某鑿空杜撰,知行本體原是如此。」他認為,「真知即所以為行,不行不足謂之知」,「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又強調「聖學只是一個功夫,知行不可分作兩事」。王守仁把執行範疇中的知理解為良知,認為聖學功夫即致良知。

可見,知行觀都是受到歷史發展、時代精神狀況影響的。不過,可以肯定的是,無論何種知行觀,都認為知行是不能分離的。

知行合一,網上詞典的翻譯是「Theunityofknowledgeandaction」,意思是「知識和行動的統一」,這個翻譯沒有大問題,不過用來翻譯心學的知行合一,卻是值得商榷。knowledge除了有知識的意思,也有了解、理解的意思,這和心學的「知」也是有相通之處的。另一方面,心學的知行合一翻譯成「Unityofconscienceandaction」——良知和行動的統一,是否準確呢?答案是否定的。即使在王守仁的學說中,知行合一的「知」也不能等同良知。知行合一的「知」,無論是《左傳》、程朱理學還是心學,用現代語言來說,是一種內在的認知、內在的知識,重點在於指引人的行動,範疇是人的道德本質、人與世界的關係。內在的知識,在西方哲學中,也有信仰、道德、靈性的內涵。

因此,知行合一,應該翻譯為「The unity of Inner knowledge and action」——內在的知識和行動的統一。

(湛柏欣:《知行合一的歷史及英譯》)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