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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韓非列傳

《老子韓非列傳》是一篇關於先秦道家和法家的代表人物老子、莊子、申子(申不害)和韓非子四人的合傳。因限於篇幅,司馬遷無法詳細論述道家的各個流派,故而只能選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老、莊、申、韓為其立傳。司馬遷以老子「深遠」,說其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並將其與申、韓同傳,勾勒出道、法兩家嬗變傳承之關係。又附莊子,蓋看重其「沈洋自恣以適己」的修身處世之道,還特意列舉楚威王聘莊子為相的故事。代表了道家「 刑名法術系統和養生神仙系統」這兩個系統 。司馬遷的安排選取頗有見地。司馬遷將他們合為一傳,代表了先秦漢初人們對道家與法家關係的重要看法。

目錄

原文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雲。

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脩道而養壽也。

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合五百歲而離,離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

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

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大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為相。內脩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

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

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脩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為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

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

說難曰: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

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

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乃自以為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彊之以其所必不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間己;與之論細人,則以為粥權。論其所愛,則以為藉資;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己。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

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丑。彼自知其計,則毋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毋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悟,辭言無所擊排,乃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乃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

伊尹為庖,百里奚為虜,皆所由干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則非能仕之所設也。

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乃以其子妻之。因問群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乃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己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為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

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刖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

夫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並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伯陽立教,清淨無為。道尊東魯,跡竄西垂。莊蒙栩栩,申害卑卑。刑名有術,說難極知。悲彼周防,終亡李斯。

譯文

老子是楚國苦縣厲鄉曲仁里人。姓李,名耳,字聃,做過周朝掌管藏書室的史官。

孔子前往周都,想向老子請教禮的學問。老子說:「你所說的禮,倡導它的人和骨頭都已經腐爛了,只有他的言論還在。況且君子時運來了就駕着車出去做官,生不逢時,就像蓬草一樣隨風飄轉。我聽說,善於經商的人把貨物隱藏起來,好像什麼東西也沒有,君子具有高尚的的品德,他的容貌謙虛得像愚鈍的人。拋棄您的驕氣和過多的欲望,拋棄您做作的情態神色和過大的志向,這些對於您自身都是沒有好處的。我能告訴您的,就這些罷了。」孔子離去以後,對弟子們說:「鳥,我知道它能飛;魚,我知道它能游;獸,我知道它能跑。會跑的可以織網捕獲它,會游的可製成絲線去釣它,會飛的可以用箭去射它。至於龍,我就不知道該怎麼辦了,它是駕着風而飛騰升天的。我今天見到的老子,大概就是龍吧!」

老子研究道德學問,他的學說以隱匿聲跡,不求聞達為宗旨。他在周都住了很久,見周朝衰微了,於是就離開周都。到了函谷關,關令尹喜對他說:「您就要隱居了,勉力為我們寫一本書吧。」於是老子就撰寫了本書,分上下兩篇,闡述了道德的本意,共五千多字,然後才離去,沒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有的人說:老萊子也是楚國人,著書十五篇,闡述的是道家的作用,和孔子是同一時代的人。

據說老子活了一百六十多歲,也有的人說活了二百多歲,這是因為他能修道養心而長壽的啊。

孔子死後一百二十九年,史書記載周太史儋會見秦獻公時,曾預言說:「當初秦國與周朝合在一起,合了五百年而又分開了,分開七十年之後,就會有稱霸稱王的人出現。」有的人說太史儋就是老子,也有的人說不是,世上沒有人知道哪種說法正確。總之,老子是一位隱君子。

老子的兒子叫李宗,做過魏國的將軍,封地在段干。李宗的兒子叫李注,李注的兒子叫李宮,李宮的玄孫叫李假,李假在漢文帝時做過官。而李假的兒子李解擔任過膠西王劉卬的太傅,因此,李氏就定居在齊地。

社會上信奉老子學說的人就貶斥儒學,信奉儒家學說的人也貶斥老子學說「主張不同的人,彼此說不到一塊去」,難道就是說的這種情況嗎?老子認為,無為而治,百姓自然趨於「化」;清靜不撓,百姓自然會歸於「正」。

莊子是地人,叫周。他曾經擔任過地漆園的小吏,和梁惠王、齊宣王是同一時代的人。他學識淵博,涉獵、研究的範圍無所不包,他的中心思想卻本源於老子的學說。他撰寫了十餘萬字的著作,大多是託詞寄意的寓言。他寫的《漁父》、《盜跖》、《胠篋》是用來詆毀孔子學派的人。而表明老子學說為目的的。《畏累虛》、《亢桑子》一類的,都空設言語,沒有實事。可是莊子善於行文措辭,描摹事物的情狀,用來攻擊和駁斥儒家和墨家,即使是當世博學之士,也難免受到他的攻擊。他的語言汪洋浩漫,縱橫恣肆,以適合自己的性情,所以從王公大人起,都無法利用他。

楚威王聽說莊周賢能,派遣使臣帶着豐厚的禮物去聘請他,答應他出任曹國的宰相。莊周笑着對楚國使臣說:「千金,確是厚禮;卿相,確是尊貴的高位。您難道沒見過祭祀天地用的牛嗎?餵養它好幾年,給它披上帶有花紋的綢緞,把它牽進太廟去當祭品,在這個時候,它即使想做一頭孤獨的小豬,難道能辦得到嗎?您趕快離去,不要玷污了我。我寧願在小水溝里身心愉快地遊戲,也不願被國君所束縛。我終身不做官,讓自己的心志愉快。」

申不害是京邑人,原先是鄭國的低級官吏。後來研究了刑名法術學問,向韓昭候求官,昭候任命他作了宰相。他對內修明政教,對外應對諸候,前後執政十五年。一直到申子逝世,國家安定,政治清明,軍隊強大,沒有哪個國家敢於侵犯韓國。

申不害的學說本源黃帝和老子而以循名責實為主,他的著作有兩篇,叫作《申子》。

韓非,是韓國的貴族子弟。他愛好刑名法術學問。他學說的理論基礎來源於黃帝和老子。韓非有口吃的缺陷,不善於講話,卻擅長於著書立說。他和李斯都是荀卿的學生,李斯自認為學識比不上韓非。

韓非看到韓國漸漸衰弱下去,屢次上書規勸韓王,但韓王沒有採納他的意見。當時韓非痛恨治理國家不致力於修明法制,不能憑藉君王掌握的權勢用來駕馭臣子,不能富國強兵尋求任用是賢能之士,反而任用誇誇其談、對國家有害的文學遊說之士,並且讓他們的地位高於講求功利實效的人。他認為儒家用經典文獻擾亂國家法度,而遊俠憑藉着武力違犯國家禁令。國家太平時,君主就寵信那些徒有虛名假譽的人,形勢危急時,就使用那些披甲戴盔的武士。現在國家供養的人並不是所要用的,而所要用的人又不是所供養的。他悲嘆廉潔正直的人不被邪曲奸枉之臣所容,他考察了古往今來的得失變化,所以寫了《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等十餘萬字的著作。

然而韓非深深地明了遊說的困難。他撰寫的《說難》一書,講的非常,但是他最終還是死在秦國,不能逃脫遊說的禍難。

《說難》寫道:

大凡遊說的困難,不是我的才智不足以說服君主有困難;也不是我的口才不足以明確地表達出我的思想有困難;也不是我不敢毫無顧慮地把意見全部表達出來有困難。大凡遊說的困難,在於如何了解遊說對象的心理,然後用我的說詞去適應他。

遊說的對象在博取高名,而遊說的人卻用重利去勸說他,他就會認為你品德低下而受到卑賤的待遇,一定會被遺棄和疏遠了。遊說的對象志在貪圖重利,而遊說的人卻用博取高名去勸說他,他就會認為你沒有頭腦而脫離實際,一定不會錄用你。遊說的對象實際上意在重利而公開裝作博取高名,而遊說的人用博取高名去勸說他,他就會表面上錄用你而實際上疏遠你;假如遊說的人用重利去勸說他,他就會暗中採納你的意見,而公開拋棄你本人,這些都是遊說的人不能不知道的。

行事能保密就成功,言談之中泄露了機密就會失敗。不一定是遊說者本人有意去泄露機密,而往往是在言談之中無意地說到君主內心隱藏的秘密,像這樣,遊說的人就會身遭災禍。君主有過失,而遊說的人卻引用一些美善之議推導出他過失的嚴重,那麼遊說的人就會有危險。君主對遊說者的恩寵還沒有達到深厚的程度,而遊說的人把知心話全部說出來,如果意見被採納實行而且見到了功效,那麼,君主就會忘掉你的功勞;如果意見行不通而且遭到失敗,那麼遊說者就會被君主懷疑,像這樣,遊說的人就會有危險。君主自認為有了如願的良策,而且打算據為自己的功績,遊說的人參與這件事,那麼也會有危險,君主公開做着一件事,而自己另有別的目的,如果遊說者預知其計,那麼他也會有危險。君主堅決不願做的事,卻勉力讓他去做,君主去做丟不下的事,又阻止他去做,遊說的人就危險。所以說:「和君主議論在任的大臣,就會認為你離間他們彼此的關係;和君主議論地位低下的人,就會認為你賣弄權勢。議論他所喜愛的,那麼君主就會認為你是在利用他;議論君主所憎惡的,就會認為你試探他含怒的深淺。如果遊說者文辭簡略,那麼就會認為你沒有才智而使你遭到屈辱;如果你鋪陳辭藻,誇誇其談,那麼就會認為你語言放縱而無當。如果你順應君主的主張陳述事情,那麼就會說你膽小而做事不盡人意。如果你謀慮深遠,那麼就會說你鄙陋粗俗,倨傲侮慢。這些遊說的難處,是不能不知道的啊。

大凡遊說者最重要的,在於懂得美化君主所推崇的事情,而掩蓋他認為醜陋的事情。他自認為高明的計策,就不要拿以往的過失使他難堪;他自認為是勇敢的決斷,就不要用自己的意願使他激怒;他誇耀自己的力量強大,就不必用他為難的事來拒絕他。遊說的人謀劃另一件與君主相同的事,讚譽另一個與君主同樣品行的人,就要把那件事和另一個人加以美化,不要壞其事傷其人。有與君主同樣過失的人,遊說者就明確地粉飾說他沒有過失。待到遊說者的忠心使君主不再牴觸,遊說者的說辭,君主不再排斥,此後,遊說者就可以施展自己的口才和智慧了。這就是與君主親近不被懷疑,能說盡心裡話的難處啊!等到歷經很長的時間之後,君主對遊說的人恩澤已經深厚了,遊說者深遠的計謀也不被懷疑了,交相爭議也不被加罪了,便可以明白地計議利害關係達到幫助國君立業建功,可以直接指出君主的是非以正其身,用這樣的辦法扶持君主,就是遊說成功了。

伊尹作廚師,百里奚當俘虜,都是由此求得君上的任用。所以,這兩個人都是聖人。他們仍然不得不做低賤的事而經歷世事如此地卑污,那麼智能之士就不把這些看作是恥辱的了。

宋國有個富人,因為天下雨毀壞了牆。他兒子說:「不修好將會被盜」,他的鄰居有位老人也這麼說。晚上果然丟了很多財物,他全家的人都認為他兒子特別聰明卻懷疑鄰居那位老人。從前鄭武公想要攻打胡國,反而把自己的女兒嫁給胡國的君主。就問大臣們說:「我要用兵,可以攻打誰?」關其思回答說:「可以攻打胡國。」鄭武公就把關其思殺了,並且說:「胡國,是我們兄弟之國,你說攻打它,什麼居心?」胡國君主聽到這件事,就認為鄭國君主是自己的親人而不防備他,鄭國就趁機偷襲胡國,占領了它。這兩個說客,他們的預見都是正確的,然而言重的被殺死,言輕的被懷疑,所以知道某些事情並不難,如何去處理已知的事就難了。

從前彌子瑕被衛國君主寵愛。按照衛國的法律,偷駕君車的人要判斷足的罪。不久,彌子瑕的母親病了,有人知道這件事,就連夜通知他,彌子瑕就詐稱主的命令駕着君主的車子出去了。君主聽到這件事反而讚美他說:「多孝順啊,為了母親的病竟願犯下斷足的懲罰!」彌子瑕和衛君到果園去玩,彌子瑕吃到一個甜桃子,沒吃完就獻給衛君。衛君說:「真愛我啊,自己不吃卻想着我!」等到彌子瑕容色衰退,衛君對他的寵愛也疏淡了,後來得罪了衛君。衛君說:「這個人曾經詐稱我的命令駕我的車,還曾經把咬剩下的桃子給我吃。」彌子瑕的德行和當初一樣沒有改變,以前所以被認為孝順而後來被治罪的原因,是由於衛君對他的愛憎有了極大的改變。所以說,被君主寵愛時就認為他聰明能幹,愈加親近。被君主憎惡了,就認為他罪有應得,就愈加疏遠。因此,勸諫遊說的人,不能不調查君主的愛憎態度之後再遊說他。

龍屬於蟲類,可以馴養、遊戲、騎它。然而他喉嚨下端有一尺長的倒鱗,人要觸動它的倒鱗,一定會被它傷害。君主也有倒鱗,遊說的人能不觸犯君主的倒鱗,就差不多算得上善於遊說的了。

有人把韓非的著作傳到秦國。秦王見到《孤憤》、《五蠹》這些書,說:「唉呀,我要見到這個人並且能和他交往,就是死也不算遺憾了。」李斯說:「這是韓非撰寫的書。」秦王因此立即攻打韓國。起初韓王不重用韓非,等到情勢吃緊,才派遣韓非出使秦國。秦王很喜歡他,還沒被信用。李斯、姚賈嫉妒他,在秦王面前底毀他說:「韓非,是韓國貴族子弟。現在大王要吞併各國,韓非到頭來還是要幫助韓國而不幫助秦國,這是人之常情啊。如今大王不任用他,在秦國留的時間長了,再放他回去,這是給自己留下的禍根啊。不如給他加個罪名,依法處死他。」秦王認為他說的對,就下令司法官吏給韓非定罪。李斯派人給韓非送去了毒藥,叫他自殺。韓非想要當面向秦王陳述是非,又不能見到。後來秦王后悔了,派人去赦免他,可惜韓非已經死了。

申子、韓子都著書立說,留傳到後世,學者大多有他們的書,我唯獨悲嘆韓非撰寫了《說難》而本人卻逃脫不了遊說君主的災禍。

太史公說:老子推重的「道」,虛無,順應自然,以無所作為來適應各種變化,所以,他寫的書很多措辭微妙不易理解。莊子宣演道德,縱意推論,其學說的要點也歸本於自然無為的道理。申子勤奮自勉,推行於循名責實。韓子依據法度作為規範行為的繩墨,決斷事情,明辨是非,用法嚴酷苛刻,絕少施恩。都原始於道德的理論,而老子的思想理論就深邃曠遠了。

作品賞析

先秦諸子百家裡頭,能被太史公選中立傳的並不多,列子、慎子、許行、惠施、鬼谷子、楊朱加之黃老、儒教等家,甚至戰國法家重要代表人物李悝都沒有立傳。莊子能和老子、韓非子並列,足見其地位。這是一篇關於先秦道家和法家代表人物的重要傳記。太史公將老莊申韓合為一傳,代表了先秦漢初人們對道家與法術家關係的重要看法。漢人直承晚周,認為老子之言「君人南面之術」,而莊子祖述老子。申不害、韓非亦源自老子道德之意。而其他因其主張不夠鮮明,亦不足以承上啟下,故被司馬遷捨棄。太史公作四人合傳,在當時來說,確實是胸羅道德,縱橫概括,指點評說,是一篇很有氣魄的雄文,非大家不能。[1]

作品出處

本文出自《史記》。

《史記》是西漢著名史學家司馬遷撰寫的一部紀傳體史書,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被列為「二十四史」之首,該書記載了從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期,到漢武帝元狩元年,長達3000多年的歷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與後來的《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合稱「前四史」。《史記》被列為「二十四史」之首,與《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合稱「前四史」,對後世史學和文學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其首創的紀傳體編史方法為後來歷代「正史」所傳承。被公認為是中國史書的典範。[2]

作者簡介

司馬遷(約公元前145或前135年—?),字子長,夏陽(在今陝西韓城西南)人。出身史學世家,父親司馬談官至太史令。司馬遷繼承父親太史令的職位後,得以飽覽朝廷藏書,又隨漢武帝到各地巡遊,增長了見識;他同時開始着手整理史料,以完成父親寫一部「名主賢君、忠臣死義之事」的通史的遺願。漢武帝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司馬遷因上疏為李陵辯護觸怒武帝,被處以宮刑。受此大辱,司馬遷憤不欲生,但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決心「隱忍苟活」。出獄後任中書令,繼續發憤著書,完成了被魯迅先生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名著《史記》。 [3]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