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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故三昧》

《世故三昧》是魯迅寫的一篇文章。   

目錄

原文

人世間真是難處的地方,說一個人「不通世故」,固然不是好話,但說他 「深於世故」也不是好話。「世故」似乎也像「革命之不可不革,而亦不可太革」一樣,不可不通,而亦不可太通的。

然而據我的經驗,得到「深於世故」的惡諡者,卻還是因為 「不通世故」 的緣故。

現在我假設以這樣的話,來勸導青年人——

「如果你遇見社會上有不平事,萬不可挺身而出,講公道話,否則,事情倒會移到你頭上來,甚至於會被指作反動分子的。如果你遇見有人被冤枉,被誣陷的,即使明知道他是好人,也萬不可挺身而出,去給他解釋或分辯,否則,你就會被人說是他的親戚,或得了他的賄賂;倘使那是女人,就要被疑為她的情人的;如果他較有名,那便是黨羽。例如我自己罷,給一個毫不相干的女士做了一篇信札集的序,人們就說她是我的小姨;紹介一點科學的文藝理論,人們就說得了蘇聯的盧布。親戚和金錢,在目下的中國,關係也真是大,事實給與了教訓,人們看慣了,以為人人都脫不了這關係,原也無足深怪的。

「然而,有些人其實也並不真相信,只是說着玩玩,有趣有趣的。即使有人為了謠言,弄得凌遲碎剮,像明末的鄭鄤那樣了,和自己也並不相干,總不如有趣的緊要。這時你如果去辨正,那就是使大家掃興,結果還是你自己倒楣。我也有一個經驗。那是十多年前,我在教育部里做「官僚」,常聽得同事說,某女學校的學生,是可以叫出來嫖的,連機關的地址門牌,也說得明明白白。有一回我偶然走過這條街,一個人對於壞事情,是記性好一點的,我記起來了,便留心着那門牌,但這一號,卻是一塊小空地,有一口大井,一間很破爛的小屋,是幾個山東人住着賣水的地方,決計做不了別用。待到他們又在談着這事的時候,我便說出我的所見來,而不料大家竟笑容盡斂,不歡而散了,此後不和我談天者兩三月。我事後才悟到打斷了他們的興致,是不應該的。

「所以,你最好是莫問是非曲直,一味附和着大家;但更好是不開口; 而在更好之上的是連臉上也不顯出心裡的是非的模樣來……」

這是處世法的精義,只要黃河不流到腳下,炸彈不落在身邊,可以保管一世沒有挫折的。但我恐怕青年人未必以我的話為然;便是中年,老年人,也許要以為我是在教壞了他們的子弟。嗚呼,那麼,一片苦心,竟是白費了。

然而倘說中國現在正如唐虞盛世,卻又未免是「世故」之談。耳聞目睹的不算,單是看看報章,也就可以知道社會上有多少不平,人們有多少冤抑。但對於這些事,除了有時或有同業,同鄉,同族的人們來說幾句呼籲的話之外,利害無關的人的義憤的聲音,我們是很少聽到的。這很分明,是大家不開口;或者以為和自己不相干;或者連「以為和自己不相干」的意思也全沒有。「世故」深到不自覺其「深於世故」,這才真是「深於世故」的了。這是中國處世法的精義中的精義。

而且,對於看了我的勸導青年人的話,心以為非的人物,我還有一下反攻在這裡。他是以我為狡猾的。但是,我的話里,一面固然顯示着我的狡猾,而且無能,但一面也顯示着社會的黑暗。他單責個人,正是最穩妥的辦法,倘使兼責社會,可就得站出去戰鬥了。責人的「深於世故」而避開了 「世」不談,這是更 「深於世故」的玩藝,倘若自己不覺得,那就更深更深了,離三昧境蓋不遠矣。

不過凡事一說,即落言筌,不再能得三昧。說「世故三昧」者,即非「世故三昧」。三昧真諦,在行而不言; 我現在一說「行而不言」,卻又失了真諦,離三昧境蓋益遠矣。

一切善知識,心知其意可也,唵!

十月 十三日。

注釋和賞析

【析】 這是魯迅在1933年10月13日寫的一篇關於社會批評的雜文。文章載同年11月15日《申報月刊》 第三卷第十一號,後收入 《南腔北調集》。

世故,是指待人接物的處世經驗。三昧,原是佛家語,它是佛家的修身方法之一,也泛指事物的訣要或精義。這篇雜文是借談待人接物處世的訣要,批判不問是非曲直和圓滑的處世哲學,揭示造成這種世故的社會根源,把鬥爭的鋒芒直指反動統治者治理下的黑暗社會的。

文章從 「人世間真是難處的地方」 引出要說的話題,接着擺出作者要論述的觀點:「得到『深於世故』的惡諡者,卻還是因為 『不通世故』 的緣故。」這個論點是魯迅在當時的社會現實中的深刻體會,也可以說是他的經驗之談。1925年,魯迅因為對高長虹利己自私的行為明確表示不支持,曾被高長虹誣為「世故老人」。正是因為魯迅在處世待人的過程中主持正義、堅持原則而得罪了高長虹,所以得到了 「世故老人」的惡諡。為了充分說明這個觀點,魯迅在文章中進一步以自己經歷的事實加以證明,同時對不問是非曲直、圓滑的處世哲學進行了諷刺批判。

1932年,魯迅受人之託,為程鼎興的亡妻金淑姿的遺信集寫序。魯迅與程鼎興、金淑姿並不認識,「毫不相干」,可不料卻有人說金淑姿是魯迅的小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魯迅為着鬥爭的需要,翻譯介紹了蘇聯科學的文藝理論,於是有人在1931年2月6日於上海出版的 《金鋼鑽報》 上發表 《魯迅參加左聯的動機》一文,其中說「共產黨最初以每月八十個盧布,在滬充當文藝宣傳費,造成所謂普羅文藝」。而梁實秋在與魯迅的論爭中,也誣魯迅拿了蘇聯盧布。魯迅對這種誣衊感到氣憤,據此,他以假設性的語言從反面加以推論,要青年人「如果你遇見社會上有不平事,萬不可挺身而出,講公道話,否則,事情會移到你頭上來,甚至會被指為反動分子」。「如果你遇見有人被冤枉,被誣陷的,即使明知道是好人,也萬不可挺身而出,去給他解釋或分辯,否則,你就會被人說是他的親戚,或得了他的賄賂;倘使那是女人,你就會被疑為他的情人的;如果他較有名,那便是黨羽」。以此對那些不問是非曲直、信口胡言的種種行為進行了辛辣的諷刺。

1925年的女師大風潮中,陳西瀅誣衊女師大學生可以「叫局」,人們於是相傳女師大學生可以叫出來嫖,謠言越傳越厲害,人們越傳越覺得有趣,甚至魯迅在教育部的同事也參與議論。魯迅以事實揭穿了謊言,卻遭到同事的白眼,甚至以後不和魯迅談天者兩三月。魯迅以幽默的口吻說,「事後才悟到打斷了他們的興致是不應該的」,辯正謠言,「那就是使大家掃興,結果還是自己倒楣」。

魯迅在現實的社會生活中敢於主持正義,堅持真理,是非鮮明,勇於向一切不合理的社會現象作不妥協的鬥爭。但當時的社會卻給了他不公平的待遇。魯迅從自身的遭遇中,認識到一般人之所以精於世故,是黑暗的社會現實使然。所以文章嚴正指出目前的現實中,「社會上有多少不平,人們有多少冤抑」,但是由於反動統治者的專制、社會的黑暗,人們不敢明言,因而「義憤的聲音」是「很少聽到的」;有的人甚至已經麻木不仁,「以為和自己不相關」,「 『世故』 深到不自覺 『深於世故』」。這既反映出了魯迅對當時社會現實的憤怒,也揭示出了人們世故的社會根源。

本文最突出的特點是反話正說。文章中,作者以假設性的語言,裝出作古正經的面孔,講出看似正確實則乖謬的道理,從而產生了深刻的諷刺效果。文章通過分析揭示的處世的精義是「莫問是非曲直,一味附和着大家」,「不開口」,不表態。它披着 「真理」的外衣,卻包裹着錯誤的內涵。雖然文章所揭示的這個處世的精義是經作者分析論證,有根有據,看似言之成理的,但它實際上並不符合作者的本意。魯迅一生堅持真理,主持正義,敢於鬥爭,最厭惡「莫問是非曲直,一味附和着大家」,「不開口」,不表態的圓滑的處世態度。但文中的魯迅 卻以 「世故老人」 的口吻講出為人處世的「精義」,將錯誤的東西推展出來,讓人們在欣賞中深悟其謬,這正是本文寫作上的高着。[1]

魯迅

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壽,後改名周樹人,字豫山,後改豫才,「魯迅」是他1918年發表《狂人日記》時所用的筆名,也是他影響最為廣泛的筆名,浙江紹興人。著名文學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毛澤東曾評價:「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魯迅一生在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思想研究、文學史研究、翻譯、美術理論引進、基礎科學介紹和古籍校勘與研究等多個領域具有重大貢獻。他對於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發展具有重大影響,蜚聲世界文壇,尤其在韓國、日本思想文化領域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和影響,被譽為「二十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上占最大領土的作家」。[2]

參考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