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文思 (英国外交官)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
伊文思爵士，KCMG，KCVO（Sir Richard Mark Evans，1928年|4月15日|2012年|8月24日），英国外交官，1984年1月至1988年5月担任英国驻华大使，任内与中方代表周南在1984年9月26日草签《中英联合声明》。
伊文思1952年加入外交部，出任驻华大使前曾分别在1955年至1957年和在1962年至1964年两度任职于北京的英国驻华代办处。在驻华大使任内，伊文思还兼任中英香港前途谈判英方代表团团长，负责与中方主持第八轮至最后第22轮谈判。事实上，双方的主要共识在柯利达爵士在任驻华大使和英方团长时已经定调，因此伊文思作为英方代表团团长的主要职责，是要在有限时间内草拟好《中英联合声明》的内容。连串的中英谈判最终促成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与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1984年12月19日于北京正式签署《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确认香港主权在1997年移交中国。
伊文思在任驻华大使的后期还安排中英两国重要人物连串互访，当中包括参与安排英女皇伊利沙伯二世[1] 在1986年10月对中国展开历史性国事访问。在1988年退休以后，他专注于撰写一部关于中共领导人邓小平的英文传记，传记于1993年出版，并被翻译成日文、中文、泰文和匈牙利文等多种语言。
外交生涯
伊文思退伍后于1952年10月加入外交部工作，最初于伦敦外交本部任职三等秘书，1955年9月调到中国北京的英国驻华代办处任职三等秘书，当时的驻华代办为欧念儒爵士。[2]在华期间，他还于1956年10月获得资助学习汉语。[2]在1957年，他返回英国伦敦升任二等秘书，在任五年后于1962年返回北京出任一等秘书兼汉务参赞，一任两年。[3]
在1964年，伊文思被调往瑞士伯恩任职一等秘书，到1968年调返伦敦出任同一职位，复于1970年获擢升为近东司司长，随后又于1972年改任远东司司长。[3]伊文思在1974年以访问学人身份获补送到美国哈佛大学国际关系中心深造，一年后学成，旋于1975年调往斯德哥尔摩任英国驻瑞典大使馆商务参赞，以及在1977年至1979年在巴黎出任英国驻法国公使（经济），[3]任内于1978年获授CMG勋衔，以表扬他多年来的外交工作。[4]
在1979年，伊文思获擢升为外交部助理常务次官，开始参与处理当时日益浮面的香港前途问题，随后于1982年升任副常务次官。[5][3]在1984年1月，伊文思第三度调往中国，接替柯利达爵士出任英国驻华大使，同年获英廷嘉授KCMG勋衔，成为爵士。[6][7]
驻华大使
香港前途谈判尾声
伊文思出任驻华大使以前，中英两国早已在1983年7月起就香港的前途问题展开第二阶段谈判，在当时的驻华大使柯利达带领下，英方代表团在1983年11月成功说服英政府，放弃坚持英国在1997年后在主权与治权上与香港维持任何关系。此后，中英谈判取得明显进展，双方还确认了中共领导人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在内等主要原则，因此当伊文思在1984年1月接任驻华大使时，双方的谈判结果基本上已经定调，成为后来《中英联合声明》的基础。
伊文思上任驻华大使后还接替柯利达兼任中英谈判英方代表团团长，而英方代表团成员则继续由香港总督尤德爵士和港府政治顾问麦若彬（后为爵士）留任；至于中方代表团团长也由原来的姚广，改由周南出任。就在上任驻华大使后不久，伊文思即于1984年1月25日和26日出席中英第八轮谈判，与此后的每次谈判一样，他步往会谈场地途中，均吸引大批香港传媒争相追访。
不久以后，外相贺维爵士在4月15日首次访华，并在伊文思陪同下先后会见中国外交部长吴学谦、港澳办主任姬鹏飞、总理赵紫阳和领导人邓小平等人，双方在会面中正式确认了香港前途问题的共识。锺士元爵士（2001年），页60。贺维访华后于4月18日转抵香港，复于4月20日举行记者会，正式宣布英国不会在1997年6月30日后继续管治香港，香港前途遂成定局。
虽然如此，直到1984年9月以前，中英双方在香港前途谈判的细节上仍有不少尚待解决的分歧，为了加快谈判进度，中英双方在1984年6月额外设立一个特别工作小组，负责就草拟《中英联合声明》的条文细节进行磋商。工作小组分别由助理常务次官卫奕信（后为爵士）和柯在铄担任英方和中方的首席代表，而英方代表团成员之一的麦若彬则担任工作小组辖下两个小组的其中一个代表，负责国籍、居留权、民航航权和土地方面的条文，以极速为《联合声明》定稿；至于身在伦敦担任英揆外事顾问的柯利达，也继续统筹和指导英方的谈判工作。
另外，当时中英双方其中一项主要分歧，在于中方提出希望设立特别机构，监察香港在1997年主权移交前13年的“过渡期”，以确保政权平稳移交。不过，中方的建议却引起外界不少担忧，有香港舆论更质疑建议无异于设立一个属于中方的“影子政府”影响港府施政，而港督尤德爵士也认为中方的建议并不可行。相反，英国提出设立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作为替代方案，强调小组只具谘询性质而不具实权，较为可取。在得到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的支持下，中英双方终就联络小组的组成达成共识，并同意联络小组可运作至香港主权移交后的2000年。有关安排复于外相贺维爵士在1984年7月底第二度访华期间得到确认，至此前途谈判的主要障碍已悉数解决。
在1984年9月6日至7日，中英双方在伊文思和周南的主持下结束最后一轮即第22轮会谈，标志著前途谈判结束。在9月26日，两人分别代表中英两国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草签《中英联合声明》，复于12月19日由首相戴卓尔夫人和赵紫阳再次在人民大会堂作正式签署，而伊文思也有亲身出席签字仪式。
伊文思对《中英联合声明》的看法则显得更为乐观。他曾经说过，“在英国历史书，鸦片战争只是一个注脚……但在中国历史却是一件核心和非常蒙羞的事件”，因此香港主权移交中国对中国具深重的历史意义；而他认为《联合声明》的落实，意味香港在1997年后将继续以“一个资本主义小岛”的形式在中共政权下存续，从而“切实体现一国两制的构想”。
参考文献
- ↑ 伊利沙伯二世，harpersbazaar
- ↑ 2.0 2.1 引用错误：无效
<ref>标签；未给name属性为flist的引用提供文字 - ↑ 3.0 3.1 3.2 3.3 引用错误：无效
<ref>标签；未给name属性为who的引用提供文字 - ↑ "Issue 47723", London Gazette, 29 December 1978, p. 3.
- ↑ 引用错误：无效
<ref>标签；未给name属性为dtelegraph的引用提供文字 - ↑ "Supplement to Issue 49583", London Gazette, 30 December 1983, p. 4.
- ↑ 锺士元爵士（2001年），页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