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要素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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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要素生产率，指生产单位（主要为企业）作为系统中的各个要素的综合生产率，以区别于要素生产率（如技术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TFP)是一个有利于经济增长（该值可能是负数，零或正）的变量，包括了经济政策、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工作态度、受过教育的劳动力所造成的积极的外部效应、技术学习等。[1]
目录
简介
全要素生产率一般的含义为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开发利用的效率。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说，生产率与资本、劳动等要素投入都贡献于经济的增长。从效率角度考察，生产率等同于一定时间内国民经济中产出与各种资源要素总投入的比值。从本质上讲，它反映的则是某个国家（地区）为了摆脱贫困、落后和发展经济在一定时期里表现出来的能力和努力程度，是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作用的综合反映。全要素生产率是用来衡量生产效率的指标，它有三个来源：一是效率的改善；二是技术进步；三是规模效应。在计算上它是除去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投入之后的“余值”，由于“余值”还包括没有识别带来增长的因素和概念上的差异以及度量上的误差，它只能相对衡量效益改善技术进步的程度。 50年代，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M·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提出了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特性的总量生产函数和增长方程，形成了通常所说的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含义，并把它归结为是由技术进步而产生的。
全要素生产率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概念，也是分析经济增长源泉的重要工具，尤其是政府制定长期可持续增长政策的重要依据。首先，估算全要素生产率有助于进行经济增长源泉分析，即分析各种因素（投入要素增长、技术进步和能力实现等）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识别经济是投入型增长还是效率型增长，确定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其次，估算全要素生产率是制定和评价长期可持续增长政策的基础。具体来说，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贡献与要素投入贡献的比较，就可以确定经济政策是应以增加总需求为主还是应以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技术进步为主。
所谓“全要素生产率”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的增长，通常叫做技术进步率，系新古典学派经济增长理论中用来衡量纯技术进步在生产中的作用的指标的又一名称，它是以索洛等人为首，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的增长核算中，作为长期经济增长来源的一个组成部分。所谓纯技术进步包括知识、教育、技术培训、规模经济、组织管理等方面的改善，但还不能具体化为，或不能归因于，有形的效率更高的资本设备、技巧更高的劳动、肥效更大的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增加投入量，所以又称为非具体化的技术进步，也被比作天降馅饼。因此，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是指全部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土地，但通常分析时都略去土地不计）的投入量都不变时，而生产量仍能增加的部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并非所有要素的生产率，”全“的意思是经济增长中不能分别归因于有关的有形生产要素的增长的那部分，因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只能用来衡量除去所有有形生产要素以外的纯技术进步的生产率的增长。[2]
评价
学术界关于全要素生产率内涵的界定还有分歧。[3] 本文的全要素生产率是指各要素（如资本和劳动等） 投入之外的技术进步和能力实现等导致的产出增加，是剔除要素投入贡献后所得到的残差，最早由索洛（Solow,1957） 提出，故也称为索洛残差。在中国，有些学者已开始研究全要素生产率问题，尤其在克鲁格曼（1999） 提出“东亚无奇迹”的论点后，这一问题更引起国内学者的普遍关注。一些学者估算了中国不同时期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如舒元（1993） 曾利用生产函数法估算中国1952 —1990 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得到的结论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0.02 %，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为0.3 %。王小鲁（2000) 同样利用生产函数法估算中国1953—1999 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得到的结论是，1953 —1978 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0.17%,1979—1999 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1.46%，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4.9 %。还有一些学者对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进行了理论思考，如郑玉歆（1999） 对全要素生产率测度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阶段性规律进行了详细讨论，但未给出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具体估算。易纲、樊纲和李岩（2003） 提出中国经济存在效率提升的四点证据，指出新兴经济在测算全要素生产率上面临的困难，并给出新兴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模型，但他们也未给出具体估算。
企业生产率是企业技术升级、管理模式改进、产品质量提高、企业结构升级的综合功能，任何现实的生产率实际上都是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也可以称之为系统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就是生产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就是产业升级与生产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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