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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史铁生创作的散文随笔)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是中国当代作家史铁生写的一篇散文随笔。

目录

原文

延安——《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代后记从小我就熟读了贺敬之的一句诗:“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谁想到,我现在要想回延安,真是只有靠做梦了。不过,我没有在梦中搂定过宝塔山,“清平湾”属延安地区,但离延安城还有一百多里地。我总是梦见那开阔的天空,黄褐色的高原,血红色的落日里飘着悠长的吆牛声。有一个梦,我做了好几次:和我一起拦牛的老汉变成了一头牛……我知道,假如我的腿没有瘫痪,我也不会永远留在“清平湾”;假如我的腿现在好了,我也不会永远回到“清平湾”去。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把这个矛盾解释得圆满。说是写作者惯有的虚伪吧?但我想念那儿,是真的。而且我发现,很多曾经插过队的人,也都是真心地想念他们的“清平湾”。

  有位读者问我,为什么我十年之后才想起写那段生活?而且至今记得那么清楚,是不是当时就记录下了许多素材,预备日后写小说?不是。其实,我当时去过一次北京动物园,想跟饲养野牛的人说说,能不能想个办法来改良我们村里耕牛的品种。我的胆量到此为止,我那时没想过要当作者。我们那时的插队,和后来的插队还不一样;后来的插队都更像是去体验生活,而我们那时真是感到要在农村安排一生的日子了——起码开始的两年是这样。现在想来,这倒使后来的写作得益匪浅。我相信,体验生活回延安和生活体验是两回事。抱着写一篇什么的目的去搜集材料,和于生活中有了许多感想而要写点什么,两者的效果常常相距很远。从心中流出来的东西可能更好些。

  因病回京后,我才第一次做了写小说的梦。插过队的人想写作,大概最先都是想写插队,我也没有等到十年后。我试了好几次,想写一个插队的故事。那时对写小说的理解就是这样:写一个悬念迭起、感人泪下的故事。我编排了很久,设计了正面人物、反面人物,安排了诸葛亮式的人物、张飞式的人物。结果均归失败。插过队的人看了,怀疑我是否插过队;没插过队的人看了,只是从我应该有点事做这一方面来鼓励我,却丝毫不被我的“作品”所感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得此效果,感觉跟上吊差不多。幸亏我会找辙,我认为我虽有插队生活,但不走运——一我的插队生活偏偏不是那种适合于写作的插队生活。世界上的生活似乎分两种,一种是只能够过一过的生活,另一种才能写。写成小说的希望一时渺茫。可是,那些艰苦而欢乐的插队生活却总是萦绕在我心中,和没有插过队的朋友说一说,觉得骄傲、兴奋;和插过队的朋友一起回忆回忆,感到亲切、快慰。

我发现,倒是每每说起那些散碎的往事,所有人都听得入神、感动;说的人不愿意闭嘴,听的人不愿意离去。说到最后,大家都默然,分明都在沉思,虽然并不见得能得出多么高明的结论。每当这时,我就觉得眼前有一幅雄浑的画面在动,心中有一支哀壮的旋律在流。再看自己那些曲折奇异的编排,都近于嚼舌了。这种情况重复了也许有上百次,就过了十年。我才想到,十年磨灭不了的记忆,如果写下来,读者或许也不会很快淡忘。十年磨灭不了的记忆,我想其中总会有些值得和读者一块来品味、来深思的东西。于是我开始写,随想随写,仿佛又见到了黄土高原,又见到了“清平湾”的乡亲,见到了我的老黑牛和红健牛……只是不知道最终写出来能不能算小说。当然,我也不是完全盲目。通过琢磨一些名家的作品(譬如:海明威的、汪曾棋的),慢慢相信,多数人的历史都是由散碎、平淡的生活组成,硬要编派成个万转千回、玲珑剔透的故事,只会与多数人疏远;解解闷儿可以,谁又会由之联想到自己平淡无奇的经历呢?谁又会总乐得为他人的巧事而劳神呢?艺术的美感在于联想,如能使读者联想起自己的生活,并以此去补充作品,倒使作者占了便宜。这些说道一点不新,只是我用了好些年才悟到。


  我没有反对写故事的意思,因为生活中也有曲折奇异的故事。正象没有理由反对其它各种流派一样,因为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事和各种各样的逻辑。艺术观点之多,是与生活现象之多成正比的。否则倒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了。我只敢反对一种观点,即把生活分为“适于写的”和“不适于写的”两种的观点。我的这个胆量实在也是逼出来的。因为我的残腿取消了我到各处去体验生活的权利,所以我宁愿相信,对于写作来说,生活是平等的。只是我写作的面无疑要很窄,作品的数量肯定会不多,但如果我不能把所写的写得深刻些,那只能怪罪我的能力,不能怪罪生活的偏心。所有的生活都有深刻的含意。我给自己的写作留下这一条生路,能力的大小又已注定,非我后悔所能改善的,只剩了努力是我的事。

  有位读者问我,一旦我的生活枯竭了怎么办?或者以前积累的素材写完了怎么办?我这样想:我过去生活着,我能积累起素材,我现在也生活着,我为什么不能再积累起素材呢?生活着,生活何以会枯竭呢?死了,生活才会枯竭,可那时又不必再写什么了。虽然如此,我却也时时担心。文思枯竭了的作者并非没有过,上帝又不单单偏爱谁。但我倾向于认为,文思枯竭的人往往不是因其生活面窄,而是因为思想跟不上时代,因为抱着些陈规陋习。懒散和遇见到新事而看不惯。我就经常以此自警。不断地学习是最重要的。否则,即便有广阔的生活面也未必能使自己的思想不落伍。勤于学习和思考,却能使人觉到身边就有永远写不完的东西。我当然希望自己也有广阔一点的生活面。视野的开阔无疑于写作更有利,能起到类似“兼听则明”的作用。我知道我的局限。我想用尽量地多接触人来弥补。我寄希望于努力。不知我借以建立信心的基础有什么错误没有。退一步说,不幸真活到思想痴呆的一天,也还可以去干别的,天无绝人之路,何况并非只有写小说才算得最好。

  还有的读者在来信中谈到“清平湾”的音乐性。我不敢就这个话题多说。假如“清平湾”真有点音乐性,也纯粹是蒙的。我的音乐修养极差,差到对着简谱也唱不出个调儿来。但如果歌词写得好,我唱不出来,就念,念着念着也能感动。但那歌词绝不能是“朋友们,让我们热爱生活吧”一类,得是“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也难留,手拉着哥哥的手,送哥到大门口”一类。前一种歌,我听了反而常常沮丧,心想:热爱生活真是困难到这一步田地了么?不时常号召一下就再不能使人热爱生活了么?不。所以我不爱听。而听后一种歌,我总是来不及做什么逻辑推理,就立刻被那深厚的感,清所打动,觉得人间真是美好,苦难归苦难,深情既在,人类就有力量在这个星球上耕耘。所以,我在写“清平湾”的时候,耳边总是飘着那些质朴、真情的陕北民歌,笔下每有与这种旋律不和谐的句子出现,立刻身上就别扭,非删去不能再往下写。我真是喜欢陕北民歌。她不指望教导你一顿,她只是诉说;她从不站在你头顶上,她总是和你面对面、手拉手。她只希望唤起你对感情的珍重,对家乡的依恋。刚去陕北插队的时候,我实在不知道应该接受些什么再教育,离开那儿的时候我明白了,乡亲们就是以那些平凡的语言、劳动、身世,教会了我如何跟命运抗争。现在,一提起中国二字(或祖国二字),我绝想不起北京饭店,而是马上想起黄土高原。在这宇宙中有一颗星球,这星球上有一片黄色的土地,这土地上有一支人群:老汉、婆姨、后生、女子,拉着手,走,犁尖就像唱针在高原上滑动,响着质朴真情的歌。

  我不觉得一说苦难就是悲观。胆小的人走夜路,一般都喜欢唱高调。我也不觉得编派几件走运的故事就是乐观。生活中没有那么多走运的事,企望以走运来维持乐观,终归会靠不住。不如用背运来锤炼自己的信心。我总记得一个冬天的夜晚,下着雪,几个外乡来的吹手坐在窑前的篝火旁,窑门上贴着喜字,他们穿着开花的棉袄,随意地吹响着唢呐,也凄婉,也欢乐,祝福着窑里的一对新人,似乎是在告诉那对新人,世上有苦也有乐,有苦也要往前走,有乐就尽情地乐……雪花飞舞,火光跳跃,自打人类保留了火种,寒冷就不再可怕。我总记得,那是生命的礼赞,那是生活。

  我自己遗憾怎么也不能把“清平湾”写得恰如其分。换个人写,肯定能写得好。我的能力不行。我努力。

  一九八三年七月[1]

作者简介

史铁生(1951年1月4日—2010年12月31日),中国作家、散文家。1951年出生于北京市。196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1969年去延安一带插队。因双腿瘫痪于1972年回到北京。后来又患肾病并发展到尿毒症,靠着每周3次透析维持生命。后历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副主席。自称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2010年12月31日凌晨3时46分因突发脑溢血逝世,享年59岁。 2018年1月《史铁生全集》北京出版社出版发行,全集共350万字,按体裁分为各类小说、散文随笔、剧本诗歌、书信、访谈等12卷 。[2]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