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女仁智图
《列女仁智图》传为东晋顾恺之之作，原作已佚，现存南宋时期摹本，绢本，墨笔淡着色，纵25.8厘米，横417.8厘米。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1]
此图内容为汉代刘向《古列女传》第三卷《仁智传》中的人物故事。画面现存10段共28人，每段上还书有人名及颂辞。画法上用线较为粗健，衣褶部分亦有晕染。体量感较强。《列女仁智图》共收集15个列女故事，此卷为残本，其中“楚武邓曼”、 “许穆夫人”、“曹僖氏妻”、“孙叔敖母”、“晋伯宗妻”、“灵公夫人”、“晋羊叔姬”7个故事保存完整。该画乃清宫旧藏，为溥仪携出，旋入长春伪宫，1953年连同已佚散的历代名贵书画百余件回到故宫博物院。[2]
目录
作者简介
顾恺之（约344年—405年），字长康，小字虎头。出生在东晋南朝刘宋时期江苏无锡的一个官宦家庭，因家境优越，自小便博览群书，知识渊博。曾为桓温及殷仲堪军，义熙年初即405年任通直散骑常侍。他多才多艺，不仅善画，在诗文、辞赋上也很有造诣，为人诙谐幽默，有时行事似痴，时人称之为“三绝”：才绝、画绝、痴绝。
画作内容
全幅共分十段，每段都有人名及颂词。依次为楚邓曼、许穆夫人、曹僖负羁妻、楚孙叔敖母、伯宗妻、卫灵公夫人、齐灵仲子（残）、鲁漆室女、晋羊叔姬、晋范氏母（残），共十位人物。卷幅前有无名氏题“顾恺之列女图”一行，但字款漫漶，唯有“恺”字清晰可辨；卷后有元代新安汪注，明代叶隆礼等四家题记。[3]
创作背景
汉成帝沉湎于酒色，宠信赵飞燕姐妹，朝政大权旁落于外戚手中，危及刘氏政权。楚元王四世孙光禄大夫刘向（前77—前6年）针对这一情况，采摘自古以来诗书上所记载的贤妃、贞妇、宠姬等资料，编辑成《列女传》一书呈送汉成帝，希望他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以维护刘氏政权。全书按妇女的封建行为道德准则和给国家带来的治、乱后果，分为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辩通、孽嬖七卷，此图即根据其中“仁智卷”部分绘制。
根据《列女仁智图》中保存有较多的汉代风俗，以及其构图形式的古朴，推测此卷的原本应当出自于东汉时代，而祖本则为刘向所创。[4]
艺术鉴赏
首先，就画面中28个人物的布局来说，充分体现了“神”与“势”的遥相呼应之感，完美地再现了“气”与“风”在画面中的结合。在顾恺之之前的绘画，大多只能从描绘动作和姿态来“标志”人物的性格特征，或愚或贤，甚至以文字形式说明人物之间的关系；只有在顾恺之时代，才开始重视人物面部表现，并通过视线去联系画面各因素来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不仅做到了画中人物有神，同时做到画面全局有神、生动。他既把范围缩小到面部表情的表现，又把范围扩大到全画各局部相互之间的关系表现，发展了对人物精神状态的描绘，使形的描绘产生了一个质的飞跃；更进一步指出了以形写神的关键，达到了“尽精微，致广大”的传神效果。《列女》画面从开篇的第一个女性人物形象面向左侧开始，每一组故事情节中，或两两对视，或三人成组，人物都是面部相对呼应的，利用眼神进行传递情感，如卫公身体向右方行进，而头部则向身后的许穆夫人的方向顾盼，形成了一组生动的画面联系。此种回眸顾盼的方式，在此卷中运用多次，使4米多长的卷轴，毫无生涩分割之感，完全统一于一幅画面中。另外，仔细研读每个人物形象的眼部细节，如晋伯宗、毕羊、蓬伯玉三人的眼神则透出不同的神态，晋伯宗眼睛平视，显得从容自若；毕羊之眼是正侧面形状，而眼珠却是正面之形，这不符合透视规律，但画成正面的眼珠反倒透出更加睿智的思想；蓬伯玉的眼神充满匆忙之色，这都是“传神阿堵”的表现形式。
其次，从汉代起，大众审美形式中以“瘦”为美的观念就开始产生了。魏晋时期仍延续这一审美观念，并以“瘦”作为相人的主要方式。在一些史料中，多次提及此时期以瘦为美的事例，如以“鸡骨支床”著称的王蓉，《晋书》本传谓其子万“有美名，少而大肥，戎令食糠”，这说明了当时社会风气均认为即使名声远播，唯形瘦才能有誉名。结合这种大众审美观，绘画中的瘦形描绘逐渐有所改变，画面中瘦形的表现也越发突出。顾恺之在《画云台山记》中提出的“画天师瘦形而神气远”的具体要求，正是这方面的规律总结。瘦要靠“骨”来体现，“骨”既指人物面部的骨骼，又是身体之骨关节的根本表现，直接表露于具体衣褶纹的转折中。在《列女》中，画面人物形象虽未达到“鸡骨支床”的程度，但仍可以看到其中女性人物形象的翩翩细腰，配合衣纹的飘逸之感，带有“风骨”之感。
《列女》中衣褶纹局部变化较为复杂，装饰意味浓重。可以说，其形体动态转折越大的部位，衣褶的处理则越繁复。可见《列女》卷对衣褶纹的处理方式，不是采用现实生活中的衣纹变化如实描绘的，而是用其中变化曲折的线条来略加夸张地描绘，使其身体骨骼起伏变化的复杂部位越加突出。顾恺之是用长短相似、起收一致，呈圆弧形状的线条来表现衣纹的关系，在线条位置处理上或者平行或者互相环绕，以此组成密集的线条群状，靠用笔而指向关键部位。这种线条群状排列有序，组合十分精妙合理，层层包环，自然而然地形成一个有确定趋向的整体。画家用笔肯定，分寸拿捏到位，大幅弯曲的线条勾勒，配合深浅得当的墨色晕染，使衣襟本身成为视觉审美对象，光是浏览那些层层叠叠的纹理就足以让人感到愉悦。纹理构成来自衣服表现符号，它经过某种程度的夸张形成有意味的形式。
《列女》的每根线条都可以在某个关键的关节上找到它的位置，在肘关节等关键部位的处理表现上的规范用笔，是顾恺之使用“重叠弥纶”的线条之法，完美地构成了一种表现衣纹骨法的模式，并延续后世，而且用于品评绘画，为其后的骨法用笔标准奠定了基础。[5]
名家点评
当代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余辉：《列女仁智图》卷的画风与《女史箴图》、《洛神赋图》相比有一些距离，如线条略粗并以淡墨敷染阴影，但基本反映了东晋人物画的面貌，可作为认识顾氏画风的补充和参考。[6]
后世影响
《列女仁智图》其人物线条粗犷流畅，造型准确。特别是对妇女的描绘，体态轻盈，婀娜多姿，尤为绝妙。构图布局则与汉画像石一脉相承。《列女传》及《列女仁智图》在宋代有多本，此是被保留下来的惟一的一本，尤为珍贵。
《列女仁智图》从风格上基本忠实地再现了齐梁画风。具较高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图中有历代鉴赏印迹，著录于多种画史、画目，是珍贵的名画。[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