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传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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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传佛教”是经古印度向北往传入中国，再由中国传入朝鲜、日本、越南等地的佛教。此系佛教与通行巴利佛典的锡兰、缅甸、泰国、高棉等国的佛教，风格迥异，因其系由印度向北传布，故十九世纪研究佛教之欧洲学者，称前者为北传佛教或北方佛教，后者为南传佛教、南方佛教。
目录
简介
整体而言，北传佛教多与传承地之固有文化融合，以大乘为主，流行梵文圣典及其翻译经典。南传佛教则保存较浓厚的印度原始佛教色彩，主要流行巴利语佛典。中国地区自东汉时传入佛教，东汉末年陆续译出佛教典籍，佛教教义开始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结合，至隋唐而臻于鼎盛，形成天台、华严、法相、律、净土、禅等宗派。宋代以后又渐与儒道融合。汉译佛典的数量极大，现存最古老的汉译佛典是二世纪后半期安世高和支娄迦谶所译的。其后经历三国、两晋以至唐、宋各时代，均有译本推出，故现存汉译佛典为数在一千七百部以上，是研究佛教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中国西藏佛教自七世纪左右起由印度传入，传入后逐渐形成具有西藏地区特色的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藏译佛典数量仅次于汉译，其中包含汉译佛典中所未见的中后期大乘经论，是研究中期与后期印度佛教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又因藏译佛典大部分是从梵文原典直译，容易还原为梵文，故也被称为‘准梵语佛典’。其翻译时代始于七世纪，直到十三世纪仍持续着经典的翻译。蒙古佛教由西藏传入。蒙古文译本的佛典是从藏译或汉译再译而成，故其资料价值不高。朝鲜于四世纪后期传入中国佛教，七世纪以后更派遣僧人至中国求法，主要为禅宗。与日本同为汉译佛典流行区。日本于六世纪前半叶自中国、朝鲜传入佛教，旋即发展为日本之主要宗教，且宗派极多。梵文佛典主要是大乘经典，与汉译、藏译相比，数量极微。可分为在尼泊尔古塔及僧院发现的‘尼泊尔本’；在中亚发掘的‘中亚本’；发现于北印度喀什米尔古塔的‘基尔基特本’。我国的新疆与西藏，也保存不少梵文原典。此外，中国、朝鲜、日本等，各宗祖师及高僧之著作甚丰，亦为北传佛教特色之一。
评价
从东汉末年以后，印度的大小乘佛经大量传入中国，一些汉族知识分子信徒把佛教经典译成汉文。在大乘佛典中宣传一切皆空幻不实的《道行般若经》（《般若经》小品的译本之一），对后世最有影响。魏晋时期盛行的老庄玄学，大乘般若学说因为在思辨方法上与玄学相似，所以很快风行社会。东晋十六国时期，北方政权武装割据，战争频繁，南方东晋社会也不安定。这种情况为佛教的迅速传播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后赵奉西域僧佛图澄（232—348）为“大和尚”，让他参与军政机要，大力发展佛教。前秦王苻坚尊崇佛图澄的弟子道安（312—385），用国家财力支持他组织译经。道安整理佛典，编出汉地第一部《经典》，又为汉地僧团制定修行和生活法规。他的弟子分布南北方，是推动佛教进一步传播的骨干力量。庐山慧远（334—416）弘传般若学说和净土信仰。他写了《沙门不敬王者论》等，主张在家信徒应忠君孝亲，做“顺化之民”，出家僧众虽不守世俗拜君新的礼仪，但通过传教化民，仍可有助于国家治理。后秦王姚兴迎龟兹（今新疆库车）僧鸠摩罗什（344—415）到长安，译出《般若经》大小品、《法华经》、《中论》等佛典35部300多卷，是以后中国佛教学派和宗派的主要依据。南北朝时期，社会相对稳定，统治阶级把支持佛教作为发展文教事业的一环。南朝各帝都崇佛，以梁武帝最为突出。他亲自登坛讲经，写佛教著作。四次舍身寺院，然后由朝廷和群臣用巨额钱财赎回。北朝虽曾发生北魏太武帝（446年）和北周武帝（574年）两次灭佛事件，但从总体看北朝也是支持佛教发展的。南朝梁时有寺2846所，僧尼82700人。北朝有寺30886所，仅在洛阳一地曾有寺1367所，共有僧尼200万人。可以说此时佛教已普及到社会各个阶层之中。[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