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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经》是十三部儒家经书的合称,是儒学的核心文献,《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附《春秋》)、《公羊传》、《穀梁传》、《孝经》、《论语》、《尔雅》、《孟子》。“十三经”的整体性概念成熟于明朝(1368-1644),以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神宗颁布诏令钦定《十三经注疏》为完全确立的标志;是从汉武帝(前156-前87在位)确立五经博士[1]开始,学术潮流与政治权力不断调整儒家经书名目的共同成果,是儒家经书的最近一次结集。

十三经的内容庞杂,来源及时代不一,主要形成于先秦,既有孔子(前551-前479,春秋末期)之前已经长期流传的古代文献,也有主要由战国(前468-前221)儒家学者编写的著述。其中一部分与孔子、早期儒家思想和其他儒家典籍的关系存在争议,如《春秋》、《周礼》、《左传》。更强烈的争议是所谓的“伪书”问题,如今本《尚书》的部分篇目。

儒家经书的整理、加工、流传与结集是一个非常复杂且漫长的过程,从孔子用当时已经很古老的文献教育学生开始,直至十三经完全确立,已经跨越了两千多年。时至今日,整理工作仍然持续。其间的合称先后有比较正式的六经、五经、九经和相对随意的七经、十二经、十四经等,各自涵盖名目不尽相同的典籍。

儒学是中国从汉武帝到清朝(1644-1911)结束的官方意识形态、主流学术思想,其提倡的价值观念、道德伦理是千百年来华人社会日常生活的普遍指导原则。儒学的核心是经学。经学即研究经书、阐发经义的学问。儒家经书既是经学研究的直接对象,也是不同时代各派儒学理论与相应的社会、人生主张及实践得以成立的根基所在。十三经及其前身五经、九经等,是传统中国社会和中华文化的“圣经”,与基督宗教《新旧约全书》、伊斯兰教《古兰经》在其各自社会及文化传统中的作用与地位非常类似。

从先秦六经到南宋十三经

《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经(俗称为六艺)[2],六艺中的《乐经》很早就亡佚了,《汉书·艺文志》中已无此书的记载。其他五种著作就称为“五经”。汉朝时,以《易》、《书》、《诗》、《礼》(仪礼)、《春秋》为“五经”,立有五经博士,并收纳弟子员。唐朝时,五经中的《礼经》,由《仪礼》改为《小戴礼记》,沿用至今。

后来经书的内涵不断扩大。《后汉书·赵典传》和《三国志·秦宓传》中都有“七经”的记载,但未记载是哪七部典籍。后人有六经加上纪录孔子言行的《论语》;东汉将五经加上《论语》、《孝经》;五经加上《周礼》、《礼记》三种说法。唐代时有“九经”的记载,后人认为是五经加上《论语》、《孝经》、《周礼》、《礼记》或是五经加上《周礼》、《礼记》并用春秋三传即《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代替《春秋》。九经也立于学官,用于开科取士。宋代的晁公武说唐文宗开成年间,在国子学刻石,将五经中《春秋》改为春秋三传,再加上《周礼》、《礼记》、《论语》、《孝经》、《尔雅》为“十二经”。

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提倡《孟子》之书。取《礼记》中的《中庸》、《大学》两篇单独成书,与《论语》、《孟子》合为“四书”,于是本为子部书的《孟子》也升格成为经书的一部分,合称十三经。

明代李元阳刻十三经注疏,十三经之名完全确定。

清朝乾隆镌刻《十三经》经文于石,1815年学者阮元刻《十三经注疏》,从此,“十三经”在儒学典籍中的地位更加巩固。

影响

西汉以来,经书被确立为国家经典,宋代以来又被定为科举用书,成为读书人之必读。故其地位崇高,影响巨大。《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经部总叙》:“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所论次者,诂经之说而已。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其初专门授受,递禀师承,非惟诂训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十三经不过65万字,而关于它们的注解达到三亿字左右,为原文的四五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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