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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邦憲 (1907年 - 1946年),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又名博古。江蘇無錫人。早年就讀於蘇州工業專門學校,積極參加學生愛國運動。1925年入上海大學學習,參加五卅運動。同年底加入中國共產黨。1931年4月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書記。之後又任中共臨時中央局成員、臨時中央政治局書記和負責人。1934年10月參加長征。1935年在遵義會議上被解除中共最高領導職務。後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紅軍野戰部隊政治部主任。

1946年4月8日由重慶返延安匯報工作,因飛機失事在山西興縣遇難。

目錄

人物簡歷

1907年——6月24日,出生於江蘇無錫縣中耆英里的書香世家。

1921年——考入蘇州江蘇省立第二工業學校。

1925年——考入上海大學社會系,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任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宣傳幹事。

1926年——入莫斯科中山大學。

 
博古24歲擔任中共高級職務原圖鏈接

1930年——回國,任全國總工會宣傳部幹事。

1931年——任共青團中央書記;同年進入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負總責。

1933年——遷往中央蘇區,蘇區的中央局和臨時中央政治局合併成「中共中央局」,當選為中共中央局書記。

1934年——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同年,中共中央成立最高「三人團」,負責政治。

1935年——遵義會議後,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

1937年——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全面抗戰爆發後,任中共駐南京代表。

1938年——任國民參政會第一屆參政員;同年任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主任。

1941年——負責創辦《解放日報》和新華通訊社,任解放日報社社長、中共中央黨報委員會主任、新華通訊社社長。

1945年——當選中共七大中央委員。

1946年——作為中共代表出席政治協商會議,參加憲法草案審議小組工作。4月8日因飛機失事犧牲,卒年39歲。[1]

人物生平

博古誕生於1907年6月24日,早年在無錫、蘇州求學,思想進步,為學生領袖。他自幼學習成績優異,在江蘇省立第二工業學校預科畢業。新中國成立後該校合併到西安建築科技大學,該校將他與梁思成作為品學兼優突出的學生榜樣,為他們做了雕像。

博古1925年入黨,1926年考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即赴蘇聯學習,取俄文名「博古諾夫」,演化成博古。1930年回國後,博古、秦邦憲兩個名字交替使用。1931年4月任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書記。此時,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與特科負責人顧順章被捕叛變,黨的地下組織遭到嚴重破壞。由於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都遠不足半數,中共中央根據共產國際遠東局(這時米夫已經離開中國)的提議,決定成立臨時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張聞天(洛甫)、康生、陳雲、盧福坦、李竹聲6人組成,以博古負總責。10月10日,共產國際批准了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的組成,年僅24歲的博古臨危受命,任臨時中央政治局總負責人。

臨時中央政治局一開始就做了許多重要事情。首先是做出了《關於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事變的決議》,為抗日救國運動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

10月21日,中共蘇區中央局致電臨時中央,「望派一位政治局委員,最好是工人同志來主持中央政府工作」。政治局委員中,只有項英是工人出身。10月下旬,中共臨時中央致電蘇區中央局,提出中華蘇維埃中央臨時政府由毛澤東任主席。這樣,是博古負總責的臨時中央將毛澤東安排到政府的最高崗位。博古看重毛澤東創建中央蘇區的功績。

1932年2月16日,上海《時報》發表啟事,伍豪等243人脫離中國共產黨。這時,臨時中央只有博古與陳雲在上海。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這時他已去蘇區。這件事雖然是敵人的陰謀,但博古等領導人都不能出面處理,他們千方百計花重金找了一個澳大利亞的叫「巴和」的律師,在上海最大的《申報》發表《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急啟事》,啟事說:「茲據周少山君來函,聲稱汝撰投文稿,曾用別名伍豪二字,近日報載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脫離共產黨啟事一則,榮勞國內外親戚友好函電存向。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絕未用作對外活動,是該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謂二百四十三人同時脫離共產黨之事,實與其無關。」周少山是周恩來另一個別名。

在軍事上,博古與蘇區中央局和臨時中央,是堅決執行共產國際「首先奪取一省和數省勝利」的「左」的路線的,但也推崇朱毛的游擊戰術。在第四次反「圍剿」開始,他們幾次指示周恩來(軍委主席)與朱德(總司令)進攻敵人,後博古遵照周恩來「請求」赴前線,了解實際情況,讓周朱放手打,取得勝利。事後,博古作第四次反「圍剿」勝利的總結與第五次反「圍剿」的動員報告,說到:「在粉碎敵人四次『圍剿』中,游擊戰爭的開展,非常不夠,沒有充分組織游擊部隊,有計劃的配合紅軍作戰。當時我們如果有一支像從前朱、毛、彭、黃的游擊隊伍,即你們的勝利一定要比現在大得多。」這個報告發表在《紅色中華》第99期上。

1934年1月,黨的六屆五中全會在江西瑞金召開。全會改選了中央政治局,決定設立中央書記處(又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博古、周恩來、張聞天(洛甫)與項英為書記處書記,博古任總書記。

1933年秋,第五次反「圍剿」開始,國民黨出動100萬軍隊、500架飛機、1200門大炮,其中50萬兵力用於圍攻中央革命根據地,敵我力量非常懸殊。博古聽信李德(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的「堡壘與堡壘」和中央軍委的「六路分兵」拒敵的戰術,與敵人拼消耗,1934年5月,廣昌失守,第五次反「圍剿」失敗。

中央常委會立即決定戰略大轉移去湘西。博古先後兩次派部隊去湘西探路,又做了突破敵人三道封鎖線與半個月的行軍計劃。10月10日率領中共中央與中央紅軍81859人,加上挑夫為86859人,開始震驚中外的二萬五千里長征。突破敵人前三道封鎖線時,打得漂亮,傷亡不大。斯諾在《西行漫記》中稱博古為「軍事天才」。可是大轉移前,博古贊同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的「大搬家」去湘西與中央政府縱隊單獨編隊。張聞天1943年12月16日在延安整風時的發言筆記這樣寫道:「在出發以前最高三人團要把我們一律分到各軍團去,後因毛澤東提議未分散,那麼這個齊聲指責的轎子原來是毛澤東讓抬起來的。」黎汝清在《湘江之戰》、石仲泉在《長征行》中這樣披露:中央縱隊行動遲緩,過湘江前每日走40里。11月27日開始,朱德與博古、周恩來一起以朱德總司令的名義連發三次「加急」電報,命令「扔掉輜重」「火速過江」,中央縱隊不聽,160華里走了三天半,到12月1日中央縱隊才到湘江渡口。到了遵義清點紅軍人數時,只剩26919人,減少54740人,其中有挑夫5000人,通過前三道封鎖線減員約2萬人,保護中央縱隊渡過湘江,作戰死傷與減員約35000人以上。

 
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博古到達陝北後合影原圖鏈接

1934年12月,中央秘書長鄧穎超患肺結核辭職,博古任命鄧小平為秘書長,於是,鄧小平出席了遵義會議。

1935年1月15日,在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博古提出總結湘江戰敗,請周恩來主持會議。張聞天與周恩來主張總結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周恩來在會議上對「六路分兵」作了檢討。博古服從多數,同意議題改為總結第五次反「圍剿」,並同意毛澤東的提議,改為政治局擴大會議,讓部隊主要軍事幹部參加。16日與17日,博古親自主持會議,說:「今天請軍隊的領導同志參加政治局擴大會議,是中央想直接聽聽大家對第五次反『圍剿』和戰略大轉移方面,中央軍事領導上犯了哪些錯誤,對三人軍事領導小組有什麼意見。」接着,周恩來作了《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講話。之後,毛澤東與張聞天對五次反「圍剿」進行了尖銳的批評,幾位軍事領導人對毛、張的發言作補充。王稼祥作簡單而尖銳的插言與發言,而彭德懷則「沉默不語」。凱豐的發言與大家不同,他說五次反「圍剿」失敗博古有錯,但全國革命根據地擴大了,紅軍發展了,博古是執行共產國際路線的,不能說他政治路線也錯了。17日的會議,博古與大家同意張聞天起草的會議決定: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和周恩來的軍事領導三人小組,由朱德總司令與周恩來政委為軍事指揮者,周恩來為軍事指揮最後下決心的負責人等。會議沒有讓李德發言。

2月5日,在雲南省威信縣水田寨花房子村,周恩來找博古說,中國革命要打倒蔣介石必須由毛澤東領導,蔣介石文武雙全,知識面廣,又有政治手段,我們必須要找個比他強的人領導。我考慮了很久,這個人是毛澤東。現在我們商量由張聞天接替你當總書記,也是過渡的。

博古重視民主、和諧與民主集中制,考慮周恩來說得有理,就立即交出黨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書記和中央書記的三枚印章,說明天把文件擔子放到張聞天處。博古仍任中央常委與軍委委員,與張、周、毛共同領導長征。他交代完了,最後提出要他與王明約定的聯絡員潘漢年去向共產國際報告,爭取共產國際批准。因為如果共產國際不批准,這樣交權是不算數的。遵義會議是革命從失敗到勝利的轉折,遵義會議後博古不記個人得失,顧全大局,注意維護毛澤東的威信與黨的團結,先後贊同毛澤東幫助周恩來最後下決心,反對林彪撤換毛澤東領導軍事的意見,同意毛澤東、周恩來與王稼祥為新的軍事領導三人組,又同意毛澤東任軍委主席,周恩來與彭德懷任副主席,逐步把毛澤東扶起來。1935年6月16日,紅一、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師後,張國燾與陳昌浩分別來找博古,了解遵義會議情況,說遵義會議的決定不合法,四方面軍不同意。

博古是共產國際批准的合法總書記,張國燾是建黨元老、第一次黨代會十二個代表之一,中央政治局委員,紅四方面軍總負責人,領軍8萬人,多過中央紅軍數倍。如果他倆站在一起,又有其他支持者,形勢又會怎樣?可想而知。但是,28歲的博古是非分明,他的心裡只有黨的利益,堅決維護黨的團結統一。為此,毛澤東向周恩來說:「博古是一個很有原則、很有組織觀念的人。」

遵義會議後,關於長征路線八次改變落腳點與進行戰爭,博古與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的意見都一致。1935年10月19日,紅軍抵達陝北吳起鎮,27日常委分工,毛澤東說,1934年秦邦憲叫我當中華蘇維埃主席,這次我提議他任中華蘇維埃西北辦事處主席,這叫禮尚往來。周恩來拍手贊同。

在此期間,博古在十分困難情況下,在穩定社會,提高陝北根據地經濟,為糾正劉志丹等人的冤假錯案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特別是他以常委身份,領導董必武、張雲逸、李維漢、王首道、郭洪濤五人小組,處理劉志丹、高崗、習仲勛、馬文瑞等100多位領導幹部的冤案,對穩定陝北根據地的形勢起了決定性作用。

1936年「雙十二」,張學良對蔣介石進行兵諫。中央先派周恩來去了解情況,後派博古帶中央的意見去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博古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了《西安事變的經過與結束的報告》。

1937年9月,博古以中共中央書記處代表身份被派住南京做中共代表,與蔣介石談判。幾經曲折,蔣在廬山發表了《對中國共產黨宣言的談話》,抗日統一戰線從此形成。博古在南京重建與恢復上海、南京、江蘇、浙江等13個省市的黨委和工委,發展黨員近7萬,還營救被國民黨關押的陶鑄、王鶴壽、錢瑛等1000多名黨員出獄。向南方18個革命根據地傳達國共合作抗日的新形勢,指示他們在山區集結,占據有利陣地,遇敵襲擊堅決反擊,與國民黨談判改編絕不允許其派人來,這樣,除個別根據地有些損失,博古還與國民黨談判組建新四軍與出版《新華日報》等重大事項,做了大量工作。

1938年在武漢市中共中央長江局工作時,博古與周恩來簽署發表了《對保衛大武漢》的意見,強調打陣地戰,與敵人拼消耗,是錯誤的。博古在1943年9月《我要說明的十個問題》中指出:「前後兩個時期路線是錯誤的,錯誤造成的惡果,是不可勝計的,我個人在上面負着重大責任的,尤其是內戰時期。」他說的前後兩個時期的路線錯誤,後者指的是武漢,但是,在武漢博古還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發表過許多正確的意見。1938年10月17日至18日,他在《新華日報》發表的《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展困難與前途》的文章中指出:「一個不起領導作用的政黨則沒有理由存在下去。」

1939—1940年,博古任中央南方局常委、組織部長。1939年8月,周恩來、博古參加了在延安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周恩來在會上作了長篇發言,他運用大量歷史資料,對抗戰兩年國內外局勢作了分析。8月18日、19日博古作了南方黨的工作的報告,匯報了抗戰兩年來南方農業、工業、金融、交通、貿易等各方面情況,分析了階級力量的變化,國民黨反共政策的變化,南方局的對策,廣東等13個省市黨員人數,黨員構成,組織發展工運、學運、軍事鬥爭等情況,以及存在的問題。

毛澤東對周恩來與博古的報告充分肯定,並對南方局工作給以很高評價。他從統一戰線、組織發展、戰爭動員、工農運動、幫助八路軍、新四軍與邊區等六個方面肯定了南方局工作的成績,也指出了工作中還存在的弱點。

1939年8月底,周恩來騎馬摔傷,9月赴蘇聯治療臂傷年余,博古任南方局代理書記,領導南方九省以及港澳和海外黨組織並八路軍、新四軍與《新華日報》駐各地機構,工作卓有成績,毛澤東稱讚「幹得好」。

1941年初,國民黨反動派在皖南地區圍殲新四軍與華中局領導機關,軍長葉挺被捕,政委項英遇難,損失7000人,還不准我們在重慶出版的《新華日報》上揭露事實真象。對此,博古非常氣憤,向中央提出,應該有一份自己的機關報與一個強有力的通訊社。經中央批准,在延安出版《解放日報》,由政治局委員博古任社長兼新聞社社長、中央出版局局長,統帥新聞出版大軍。《解放日報》5月16日創刊,發刊詞由毛澤東撰寫,頭條新聞由博古執筆,中央領導人以毛澤東與博古寫的社論、專題、新聞、按語最多。博古為黨報的性質與新聞寫作寫了很多社論,還有專論與講話,論述黨報是「黨的喉舌」,我們是全黨辦報,宣傳是「以我為主」,黨報的記者是「黨的耳目喉舌」,我們已經有了很好的軍隊、很好的政府,我們也要有一支健全的新聞大軍,辦報是全黨的一件大事,是人民大眾的一件大事,是治國的本領之一,並且論述新聞寫作的常識與記者的任務。這些精闢的言論是中外新聞歷史中從未提起過的,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新聞理論的經典著作。博古講話邏輯性強,語言精確完整,有些記者將他新聞寫作的講話整理出來加上標點,當文章發表。博古與毛澤東被稱為黨的新聞事業的奠基人與開拓者,在延安新聞紀念館為他們倆塑了銅像。

博古博學多才,他在百忙中翻譯了許多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延安高級黨校規定必讀的五本書中,有三本為他所譯。在延安,夜間熄燈最晚的是毛澤東與博古,毛澤東的習慣是夜間工作。博古只有夜間才能翻譯,早晨6點半鐘還要起床上早班,審查黨報的稿件,他勞累過度身體不好,還把中央每天供給政治局委員的一瓶牛奶,送給缺奶的楊永直編輯的女兒吃。

1946年4月8日,博古作為憲法草案審議委員會中共代表,與王若飛(中央委員),鄧發(中央職工委書記)和葉挺(新四軍軍長)等13人加上美國空軍駕駛員共17人,從重慶乘飛機返延安。當時天氣惡劣,烏雲壓頂,雷雨不斷。我們報社有人聽到飛機響,但尋不着飛機的影子,下午聽說飛機在中午與西安聯繫過,大家開始揪心。9日與10日仍為陰雨,大家不斷跑上山頂去看有無飛機,希望出現奇蹟,這時廚房做的飯每天都有剩餘。12日的報紙頭條發表《中共中央以極大的悲痛宣布王若飛等遇難》。博古結束了39歲短暫、輝煌而悲壯的生命。頓時,在新華社內,我們的眼淚大雨般流下……

4月20日,延安各界3萬人悼念與安葬「四八遇難烈士」。黨中央在延安總共召開過兩次3萬人的大會。第一次是1943年7月反對國民黨反動派進攻延安。與會者都是組織來的,頭版頭條消息是博古執筆的。這次3萬人大會,有一半群眾是自發來的,從延安與各界來悼念救命恩人的。追悼會空前隆重,毛澤東寫《向「四八」烈士致哀》的悼文和《為人民而死,雖死猶榮》的悼詞。中央有輓聯,劉少奇和朱德、任弼時都寫了悼文與悼詞。毛澤東悲傷得幾夜未眠,大家勸他不要赴會。周恩來的題為《四八永垂不朽》中,特別說:「博古,你是為修改憲法而粉身碎骨,我記住,我永遠記住,我敢向你保證,我們要堅持完成一部民主憲草,建立民主中國而努力奮鬥到底!」[2]

主要成就

在博古領導下,黨的新聞出版大軍學馬列、勤讀書、鑽研業務的好風尚在他以身作則的帶動下逐步形成。

博古生前譯有《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基本問題》、《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卡爾·馬克思》等等,為在全黨範圍內提高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水平作了重要貢獻。

個人生活

博古少年時家境清貧。其父不得不將城中耆英里的祖遺老宅賣掉,租借族人秦琢如家宅(今崇寧路一百十二號)居住。秦宅寬敞,始建於清光緒末年。秦邦憲家租住的是其家宅第三進三間平屋,面積為八十九平方米,石庫牆門後背裝飾有磚刻"進德修業"四字。同年,其父病逝,家庭經濟更加困難。秦邦憲和弟邦禮、妹邦范,在母親朱氏撫育下生活、讀書。

人物評價

博古同志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理論家,中國共產黨早期的主要領導人。黨的新聞事業的重要奠基人和開拓者。

人物故居

博古故居位於江蘇省無錫市中心崇寧路上,原為無錫地方名流、秦邦憲族叔秦琢如的家宅"既翕堂",建於清光緒末年。故居占地面積2300平方米,建築面積1500平方米,放眼望去,青磚黛瓦,庭院抱廈,馬頭牆矗立,為一組典型的江南民居。秦邦憲故居2002年被省政府公布為省級文保單位,2003年啟動故居修復,2004年底竣工,總投資1100萬元。楊尚昆題寫了"秦邦憲故居"匾額,薄一波題寫了《秦邦憲生平事跡陳列》展名。

在秦邦憲故居修復開放的同日,《秦邦憲生平事跡陳列》展和觀眾見面。展覽共分"勤奮讀書立志報國"、"探求真理投身革命"、"臨危受命歷盡艱難"、"統戰工作嘔心瀝血"、"新聞事業輝煌新篇"、"鞠躬盡瘁名垂千古"6個部分,展出親屬等捐獻的秦邦憲生前使用過的辭典、書籍、皮箱、毛毯以及秦邦憲編譯的書籍原版等一批珍貴文物和歷史照片200餘件。開放後的秦邦憲故居將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家紀念地,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和名人名居參觀地,對市民和遊客免費開放。[3]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