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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光中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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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磨难，中国迎来了皇权专制王朝的最后一个“中兴”——“同光中兴”，历史书上也称为“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形容大清帝国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而“同光中兴”，正是清帝国在这样复杂、凶险的环境中进行地有益探索，启迪来者。虽然同治（爱新觉罗·载淳）、光绪（爱新觉罗·载湉）两位皇帝都未见得是什么英主，但把持着朝政的慈禧太后自是老谋深算，而贤王能臣如左宗棠、恭亲王、曾国藩、李鸿章、胡林翼、张之洞等也尽心辅国。从1864年（同治三年）天京陷落、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一直到1894年（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三十年间，国内基本安定，官僚求富求强，“洋务运动”轰轰烈烈，西方技术、资金和人才得以引进，新式海陆军得以编练，一大批近代军工企业、民用企业以及新式学校得以创办，留学生也开始被派遣到海外。这一派中兴气象，在甲午战争的军事惨败中戛然而止。 但是同光中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兴”。清朝自乾隆中后期就一直走下坡路，以后没有可以称为“治世”或者是“盛世”的。的确以休养生息为主要目的历同治、光绪两朝，清朝的经济得到恢复，并且逐步引入了西方的生产技术，我国进入了历史上第一次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发展阶段。[1]
社会状况
咸丰去世以后，中国进入一个特定时期，就是“同光中兴”，历史书上也称为“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日趋衰败的清朝统治出现了所谓“同光中兴”的局面，中外出现了“暂时和好”，洋务运动也蓬勃开展起来，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也“平息”了。
外交
“坚船利炮”是西方世界给近代中国的第一印象，由此，“洋务新政”的首要之举即兵工建设，制造枪炮船舰。从安庆军械所到江南制造总局，从福州船政局到天津机器局，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等“中兴名臣”用心用力，苦心经营，效果却是不尽如人意。 简单说，造枪、造炮、造船，都学会了，但无一不仿制，无一不落后西方二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举例而言，江南制造总局造了近30年的枪，还设计不出一支具有本国知识产权的步枪，更不要说大批量生产；天津机器局为北洋舰队专供炮弹，却造不出作战急需的爆破弹。至于其他非军工类的官办企业，同样是死气沉沉，效率低下，而民间资本又长期被压制，毫无竞争力。 事实证明，向西方学习不能零敲碎打而是系统工程，一个只会仿照枪炮而没有自我创新与自我造血功能的国家，除向列强买军舰、送订单，别无其他选择。纵观30年的“洋务新政”，清廷对待西方的态度是既惧之（制度、实力）、又厌之（人种、文化），实行的是有距离的接触政策，只及器物、不及制度，只知皮毛、不知根本，充其量是“不介入、跟着走”，这与日本采取的主动追随融入的战略迥然不同，其发展速度与效果也由此差异巨大。 以对西方的考察为例，清廷也曾派出斌椿考察团、蒲安臣使团前往欧美各国，但这些人回国后大多被弃置不用；而同一时期，日本派出岩仓具视考察团前往欧美，其成员回国后大多成为朝中巨子。再以教育为例，日本仿照西方制订了规模宏大的普及教育计划，其“政府主导、全国动员、全民参与”的模式在数十年后成果斐然，到十九世纪末，日本小学入学率接近95%，而中国却是科举依旧，学习内容陈腐依旧，与时代越走越远。 表面上看，清廷在甲午前的30年保持了相对和平与稳定，经济有所发展，年财政收入也恢复至8000万两左右，但值得警惕的是，人口与国土面积远少于中国的日本，其甲午前的财政收入也已接近清廷，而其投向军事的开支远高于后者。由此可知，所谓的“同光中兴”，不过是“蛋壳里的中兴”，在真正的考验面前，其“表面繁荣”势必一捅即破。
军事
甲午战争期间，清廷主战派们意气风发，认为日本不过“蕞尔小国”，必定一战而胜，但外方评论对中方却大多持消极态度，如上海《德国新报》称日军与德国劲旅无殊，与中国交兵必操胜算；英国海军情报处也认为，“不管从哪个角度而言，中国军队都是前途未卜的”；“日本军队之与中国军队，就像十九世纪的文明军队之与中世纪军队一样”；“中日如果交战，只能有一种结果”。 事实究竟如何呢？当时的清廷，确实号称有百万大军，并大体换上了近代枪械火炮，但扣掉60万完全不中用的八旗、绿营，其他湘淮勇营加上部分由绿营改编而来的练军，可用兵力不过40万人，其中李鸿章掌握的淮军精锐只有5万人。与日本25万的可用兵力相比，清军并不占优势，更何况在营制、训练、指挥、参谋、后勤等方面都要远远落后于日军。 至于当时国人引以为傲的北洋舰队，此时也早已是明日黄花。不错，北洋舰队在1888年成军时，确实是樯橹如云、旌旗当空，并被国外军事年鉴排为“世界前八”，但从这一年开始，北洋舰队再未添过一舰一炮，而同时期的日本却以每年增加一艘新军舰的速度扩大规模。至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海军实力已经超越了北洋舰队。 当时的世界海军技术可谓日新月异，日本后来者居上，无论是定购还是自造的军舰，装备的都是最先进的设备和武器，其平均航速远超北洋舰队，而军舰上大规模装备的速射炮，更是北洋舰队所不具备的。就事论事，甲午前的北洋舰队除“定远号”、“镇远号”两艘铁甲舰在装甲、吨位和巨炮上占据绝对优势外，其他几乎都处于劣势。就这样一支疲弱之师，最终被赶鸭子上架，输得毫无脾气。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样一场悲剧？长期的文治主义倾向，对时代与大局的误判，对海军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等等，这些似乎都可以推到“女人当国”的替罪羊上，但归根结底，还是农业社会的底子、“小政府”的治理模式导致清廷严重缺乏战争动员能力与机制，国家虽大、人口虽多、资源虽丰富，但根本应付不了这样一场大规模的近代战争。
政治
明清以后，中国传统宗藩体制日趋成熟而稳固，但好景不长的是，随着欧美列强的东来及日本的崛起，这一体制从四面八方都面临着解体之势。其中，守卫东北藩篱、最为清廷重视的头等朝贡国朝鲜，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而遭到了日本强有力的渗透。 早在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使馆及人员被毁被杀，驻朝公使花房义质乘英舰逃回国内。事后，日方不肯善罢甘休，但就在日本出兵的同时，清廷一改此前的拖沓而果断下令派庆军入朝平乱，结果清军在北洋兵舰的护送下抢先进入韩京，在兵力远少于中方的情况下，日方只得知难而退。 事后，庆军六营全部留驻朝鲜并帮助其训练新军，朝鲜的外交事务与海关也掌握在清廷委派官员手中。由此，日本在朝势力被大大压制而朝鲜王室对中国的向心力大为增强。两年后，心有不甘的日本人勾结亲日的朝鲜“开化党人”发动“甲申政变”，大肆杀害亲华的朝鲜重臣并控制了局势。危急关头，庆军营务处总理袁世凯挺身而出，一举挫败了日方及“开化党人”。由此，袁世凯崭露头角，继而成为“朝鲜监国”，一代枭雄就此起步。 甲申政变后，李鸿章也意识到，“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尚祈当轴诸公及早留意是幸。”话虽金石之言，但国势如此，李鸿章又岂能力挽狂澜？
文化
同光年间中国京剧艺术走向成熟，涌现出大批优秀的京剧表演演员。徽调、昆腔的徽班进京后扬名的13位著名京剧演员最为突出，他们是：程长庚、卢胜奎、张胜奎、杨月楼、谭鑫培、徐小香、梅巧玲、时小福、余紫云、朱莲芬、郝兰田、刘赶三、杨鸣玉等13人。
名臣
同光年间涌现出一大批名臣：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骆秉章、阎敬铭、文祥、僧格林沁、官文等等。 至于他们的命运：多少风云人物，难被雨打风吹去。 肃顺 爱新觉罗氏，字豫亭，他是世袭罔替的郑亲王乌尔恭阿的第六子，郑亲王端华是他的四哥，肃顺其人才干在文祥、荣禄等人之上，他的特点是唯才是举，不分满汉。胆大、果决，但是，也是跋扈得很，京师闻听“肃六”，都是说够狠。然而，肃顺不如文祥缜密，也不如荣禄机变，所以，以其粗心大意最终败在他一直看不上眼的慈禧和鬼子六手里。而且，肃顺树敌过多，又无外援，关键时，地方督抚无人替他说一句话。他最为失策的是过低的估计对手，特别是误听人言，竟然以邀宠为目的求开去几个重要差使。其中包括上虞备用处和粘杆处这两个最重要的差使，此差使是管理内廷贴身侍卫的重要角色！其地位丝毫不逊于领侍卫内大臣！这样，他们在慈禧发动政变时，手中更无抵抗力量，只好束手就擒。当然，最重要的是他们的轻敌思想，当时，老五敦亲王已经暗示肃顺说，有人要杀你，可是肃顺竟说：请杀、请杀！当成笑话听。他和另外七个大臣分开走，也是中了人家的分而制之的圈套。肃顺可惜。 文祥 镶红旗满洲，字博川，当时为人称作是：正色立朝，连慈禧都敬他三分。他在恭王身边凡10多年，可以说没有文祥就不会有恭王，而且，清史上号称的同治中兴，文祥至少有一半的功劳，另一半是曾剃头的。当时，在内廷有文祥、外野有曾国藩，清朝才又得以维持40多年。文祥本人还是军政双才，后来，去东北镇压王达、马傻子起义，很有一套军事才能。曾国藩的头号幕僚赵烈文评价文祥也是很高的，说恭王是贵族出身，不晓世事在朝中虽权重一时但是：“晃荡不能立足”，多亏文祥夹辅。从后来恭王的结局看，文祥死后，恭王如失膀臂，到了光绪11年，甲申易枢，恭王一举闲废20年，其实，这不过距离文祥去世才7年而已。后来，荣禄主政，向李鸿章请教，李鸿章勉励他去做第二个文祥。文祥死后，赐谥：文忠。赵烈文说文祥器局偏小，不如肃顺，也是定论。 曾国藩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睁眼看世界”并积极实践的第一人。在他的指导下，建造中国第一艘轮船，开启近代制造业的先声；建立第一所兵工学堂，肇始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第一次翻译印刷西方书籍，不仅奠定了近代中国科技基础，而且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其中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清末外交部尚书（部长）梁敦彦、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就是此中佼佼者。曾国藩自称：“鄙人乃训练之才，非战阵之才”，他教导士兵“说法点顽石之头，苦口滴杜鹃之血”。他以儒家精神练兵，使湘军成为一支有主义的队伍，他作《爱民歌》传唱，使湘军声威大震，毛泽东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即以此为蓝本，蒋介石黄埔建军时，也将他的《爱民歌》印发学生演唱，收效甚大。他看到洪秀全崇拜天主教不合中国国情，写一篇《讨粤匪檄》，使许多知识分子脱去长衫，率瓴黑脚杆的相实农夫，投到湘军的旗帜之下，同太平军作战并取得了最后胜利。中国自古就有立功（完成大事业）、立德（成为世人的精神楷模）、立言（为后人留下学说）“三不朽”之说，而真正能够实现者却寥若星辰，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他打败太平天国，保住了大清江山，是清朝的“救命恩人”；他“匡救时弊”、整肃政风、学习西方文化，使晚清出现了“同治中兴”；他克已唯严，崇尚气节，标榜道德，身体力行，获得上下一至的拥戴；他的学问文章兼收并蓄，博大精深，是近代儒家宗师，“其著作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蒋介石），实现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事业，不愧为“中华千古第一完人。”曾国藩一生致力结交、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他的幕府是中国历史上规模和作用最大的幕府，几乎聚集了全国的人才精华为招揽人才，留住人才，他舍出谦逊的老脸，屡屡上书举荐部下，为部下谋官要权，争谋职位。他一生推荐过的下属有千人之多，官至总督巡抚者就有40多人。他们既有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彭玉麟、李瀚章这样的谋略作战军需人才，也有像俞樾、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第一流的学者和科学家。曾国藩具有高深的学问素养，是一个“办事（干出事业）兼传教（留下思想学说）之人”（毛泽东）。《清史稿—曾国藩传》也说：“国藩事功大于学问，善以礼运。”他一生勤奋读书，推崇儒家学说，讲求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成为继孔子、孟子、朱熹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他革新桐城派的文章学理论，其诗歌散文主持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文坛，可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 荣禄 字仲华，出身满洲世家，他的祖先就是功勋显赫的努尔哈赤著名的“五大臣”之首、开国佐命三大将之首的直义公费英东（另两个人是弘毅公额亦都、武勋王扬古利，跋扈非常的顺治朝、康熙朝大臣鳌拜就是费英东的侄子），家世非常煊赫，荣禄的女儿就是后来的摄政王福晋，他的外孙就是末代皇帝溥仪。荣禄的岳父是当朝武英殿大学士灵桂，所以，荣禄入仕后很顺利，只是中间有一些挫折，放到陕西做西安将军，慈禧的最大心腹就是荣禄，他比刚毅等人要开明，在满洲重臣里不算昏庸的，但是，比起肃顺、文祥，他已经是小聪明了，但是，因有他在，袁世凯就不敢有非分之想，等他和慈禧死了以后，老袁胆子就肥了，所以说，王朝的衰灭也是人才的衰灭。满人到了荣某这一代，也算是走到尽头了。荣禄算是满洲人当中小有才情的，而且，他很富有机变，在这方面比肃顺强，然而，他喜欢捣鬼、揽权招势，没有像文祥那样公私分明，所以，人望也就不是很高。
历史评价
同光中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兴”。 清朝自乾隆中后期就一直走下坡路，以后没有可以称为“治世”或者是“盛世”的。的确以休养生息为主要目的历同治、光绪两朝，清朝的经济得到恢复，并且逐步引入了西方的生产技术，我国进入了历史上第一次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发展阶段。 当然，满清的对外开放不是统治阶级自主的对外开放，是被别人强暴后的被迫开放。但是，毕竟也尝到了甜头。随着江南制造总局、福建马尾船政的成立，一部分民族工业开始涌现、复苏，天津、江浙纺织工业、湖北张之洞设立的金属冶炼工厂、广东的水陆运输等行业、产业，第一次在中国的土地上诞生。经过近30年的同光中兴之后，中国，拥有了亚洲第一、世界第六的一只外表强大的海军。 但我们在肯定“同光中兴”的同时，我们也清楚的看到——正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和衰落，始终无法取得与其同期的日本的成就。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改变了国体，改变了社会制度。由过去的幕府、君主政体，改为君主立宪制政体。 当然，以今天的角度来看，君主立宪制在当时是前基本符合潮流的，是先进的政治体制制度，但对比欧美的共和制，还是有很大的弊端的，是相对落后的。 正是由于制度上的改变，使得日本在短短的20年，经济取得了极大的飞跃，一举超过了当时满清同光中兴取得的成就。 清朝同光中兴时期，中国仅仅是逐渐吸收、引进、建立了单独的某个企业、某个工厂、学校。是属于个体的西化，其国家整体的建设，仍然以儒家思想、封建制度而建设的。 所以，企业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受到了当时既得利益者——封建势力的严重制约。铁厂缺矿石，成品卖不出去，整个社会没有进入机械化大生产阶段，单一的建造个别的工厂企业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整个社会、国家的落后局面依然继续。 1895年的一次海战，使清朝的自信心再次受到重挫。“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目的远远没有达到，反而再次被“蕞尔小国”击败，不能不令人遗憾。 中兴的神话也就此破灭。总之，晚清的同光中兴虽然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但绝对不能拔高到“治世”或者“盛世”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