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警予

向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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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	1895年9月4日
國籍	中國
籍貫	湖南省漵浦縣
母校	湖南省第一女子師範
職業	共產主義革命家、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社會主義女權主義活動家

向警予（中國共產黨創始人及早期領導人之一）,（1895-1928），女，原名向俊賢，1895年生於湖南漵浦縣商會會長之家。她是中國共產黨創始人及早期領導人之一，女權主義領袖，無產階級革命家、婦女解放運動領導人之一。在有跡可循的史料里，她是中國共產黨唯一的女創始人。1928年3月20日，由於叛徒的出賣，向警予在法租界三德里被捕，同年5月1日向警予被押赴余記里空坪刑場，年終33歲。

人物生平

向警予，原名向俊賢，1895年生於湖南漵浦縣商會會長之家。她排行老九，有幾個兄長曾留學日本，自幼受其影響追求新知識，6歲入私塾。1903年，八歲時，向警予成為全縣第一個入學的女學生，進入長兄在縣城開創的新式小學。她在校品學兼優，幻想成為花木蘭式的人物。15歲在常德讀書時，她就與丁玲的母親余曼貞結拜姐妹，對天起誓：「姐妹七人，誓同心愿，振奮女子志氣，勵志讀書，男女平等，圖強獲勝，以達教育救國之目的，如有違約，人神共棄！」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統治，向俊賢由湘西到長沙，先後在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師範學校、周南女校讀書，改名向警予，表示對封建勢力的高度警惕和反抗。在上學期間，她關心國事，當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簽定後，她和長沙的同學們一起走上街頭演講，喚起同胞們救國救民的熱情。周南女校被人稱為「女革命家的搖籃」，向警予在這裡因與蔡暢的同學關係而結識蔡和森、毛澤東。 革命先驅

1912年，秋向警予考入湖南省第一女子師範，民國3年轉學女子中學。1916年，向警予從周南女校畢業，懷着「婦女解放」和「教育救國」的抱負，回到家鄉。她四處奔波，克服重重困難，得到當地進步人士的支持，在縣城西街文昌閣創辦了男女合校的漵浦小學堂，並擔任校長，聘請進步青年任教員。學校在她的主持下，傳授新知識，提倡新風尚，宣傳新思想。規模不斷擴大，由一個班幾十個學生髮展到八個班300多人，培養了不少人才。

1918年4月，毛澤東、蔡和森在湖南發起成立新民學會，以「革新學識，砥礪品行」為宗旨。向警予得到消息，很想出去干一番「真事業」。於是，她來到北京，拜訪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參加了毛澤東、蔡和森等創辦的革命團體新民學會，她與蔡和森的交往因此逐漸增多。同年10月，向警予和蔡暢等組織湖南女子留法勤工儉學會，成為湖南女界勤工儉學運動的首創者。 1919年「五四」運動的風暴席捲全國，向警予在漵浦得知這一消息後，立即響應。她帶領學校師生上街遊行，在各商店向市民宣傳抵制日貨，並當眾把一個日本製造瓷臉盆摔爛在地上，向廣大群眾發表演說，號召大家起來，「外爭國權」，「內懲國賊」。接着，她又組織了反日救國的「十人團」，開展抵制洋貨的鬥爭。7月，向警予應蔡暢之邀，離開漵浦，到長沙參加發起組織「周南女子留法勤工儉學會」；12月，她同蔡和森、蔡暢及蔡母葛健豪等30餘人遠涉重洋，赴法勤工儉學。

1920年初，向警予一行人來到巴黎，進入蒙達尼女子公學。在這裡，她以頑強的毅力致力於學業，刻苦學習法文，閱讀馬克思主義著作。還廣泛地接觸法國工人階級，受具有巴黎公社鬥爭傳統的法國工人階級的影響，進一步堅定了共產主義信念。1920年5月，志同道合的向警予和蔡和森結為革命伴侶。在留學期間，向警予始終站在鬥爭的前列，密切注視着世界形勢和國內鬥爭，表現出非凡的組織和領導才能。1920年5月26日，她為李大釗主辦的《少年中國》雜誌撰文《女子解放與改造的商榷》，批駁改良主義的錯誤主張，明確指出「財產私有制」是「萬惡之源」，把婦女解放與社會改造聯繫起來，表明她對中國革命有了高度的認識。

1920年7月6日至10日，在法的新民學會會員，在蒙達尼開了5天會，對於「改造中國與世界」的方法展開了激烈的討論。會上出現了兩種對立的觀點：一派主張實行蒲魯東式革命，即溫和革命——以教育為工具，以工會、合作社為實行改革的辦法，而不以俄式（馬克思式）革命為正當；一派以蔡和森向警予為首，則明確地提出：「應用俄國式的方法去達到改造中國與世界」的目的，即「主張馬克思主義及俄式革命，實行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並「旗幟鮮明地提出成立共產黨」，「認為共產黨是無產階級運動的神經中樞」，是革命運動的「發動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部」。1920年11月1日，毛澤東同志給蔡和森及在法諸友的信中，對和森、警予同志的主張表示「深切的贊同」和充分的肯定。

1920~1921年，向警予不但與蔡和森共同提出「中國共產黨」的名稱與計劃，同時向各路宣傳，陳訴建黨之急。 [12-13] 之後向警予與周恩來、李立三在法國成立中國共產黨，幾乎與國內的中國共產黨同時建立。因此，她後來被毛澤東稱為「她是我黨惟一的女創始人」。 1921年初，留法勤工儉學的學生們面臨無書讀、無工做、無飯吃的威脅，2月7~8日，向警予參加了勤工儉學學生爭取「求學權」、「生存權」的請願鬥爭。還參加了進駐里昂大學的鬥爭，在鬥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0月18日，法國當局以「強占校舍，擾亂治安」的罪名將蔡和森、陳毅等104人驅逐回國。

女權領袖

向警予也於1921年底啟程回國。1922年初，向警予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最早的女共產黨員之一。7月，在黨的二大上，她當選為第一個女中央委員，擔任黨中央第一任婦女部長，開始領導中國最早的無產階級婦女運動，撰寫大量文件，主編過《婦女周報》，用馬克思主義理論闡述中國婦女問題，號召廣大女性團結起來，為解放自身投入到革命運動中去。 民國13年（1923年）國共合作後，一些女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3月1日，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婦女部成立，並在女黨員中建立上海婦女運動委員會。委員30人，由向警予主持日常工作，具體領導上海婦女運動，貫徹執行中共的婦女運動方針政策，並建立了各婦女團體的聯合組織。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廣州召開，通過了向警予起草的《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婦女運動決議案》中明確提出，「女子應有遺產承繼權」、「男女社交自由」、「結婚離婚自由」、「男女工資平等」、「母性保護」、「贊助勞動女同胞」、「男女教育平等」、「男女職業平等」等有關男女平權、保護婦女權益的條例，並提出「全國婦女運動大聯合」。 [5] 向警予當選為中央委員，擔任婦女運動委員會第一任書記。

1924年，向警予與李勵莊、鍾婉如、陳逸雲等人籌建廣東女權運動大同盟，任會長。月下旬，向警予參與領導了上海閘北絲廠和南洋煙廠的大罷工計劃，上海口14家絲廠1．4萬餘名女工要求改善待遇而罷工，廠主勾結軍警進行鎮壓，一些工人被捕。在共產黨員向警予等的幫助下，女工們提出了增加工資、工作時間10小時、釋放被捕工人、承認工會等16項條件。向警予又發動女權運動同盟會、全國學生總會、閘北市民協會等團體聲援女工的鬥爭，女工所提出的要求得到社會各界的支持。罷工最終取得勝利。

1925年1月，在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再次連任中共中央婦女部部長。1月1日，上海女界國民會議促成會成員分頭四出向市民們宣傳動員。向警予帶領南方大學女生團、大夏大學女生團等100餘人，手持旗幟和宣傳品，到西門、城內（今南市區一部分）、閘北、虹口提籃橋等處演講；王一知，李一純等到儀昭女校演講；王立明、唐家偉到上海青年會新青年社成立大會上演講。她們還深入到居民家中宣傳。同月，上海女界國民會議促成會再次發表宣言，提出13條代表婦女權益的具體要求：（1）男女社會地位平等；（2）女子應有財產權與繼承權；（3）女子應有結婚自由權；（4）男女教育平等；（5）一切職業為女子開放；（6）女子應有參政權；（7）男女工資平等；（8）保護女性；（9）廢除娼妓制度；（10）禁止蓄婢納妾；（11）禁止溺女；（12）禁止纏足；（13）凡有礙女權之法律，一概廢除，另訂男女平權並助進女權發展之法律與憲法。 1925年3月21日，向警予在上海女界國民會議報告中指出：「要一個肩膀擔負力爭女權的重擔，一個肩膀擔負力爭民權的重擔」。

英烈不朽

1925年5月，向警予任中共中央婦女部主任。1925年5月30日，上海發生了震驚世界的五卅慘案。「五卅」運動爆發後，積極組織和領導上海婦女參加鬥爭。發表40多篇有關女權解放的文章，指導中國的婦女運動。向警予親自帶領婦女部的一些同志深入工廠、街道發動女工參加罷工；併到南京路上和其它一些街頭去作宣傳鼓動工作。警予站在街頭上，揮舞着拳頭，滔滔不絕地揭露了帝國主義者鎮壓工人運動的罪行。柳亞子曾賦詩一首，讚美這位揮灑自如的女權革命家。

1925年10月，向警予、蔡和森等受黨中央派遣赴莫斯科東方共產主義者勞動大學學習。1927年3月向警予回國，在中共漢口市委宣傳部和市總工會宣傳部工作。4月12日，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漢召開，向警予出席大會並參加了大會主席團。會後，她到武漢市總工會宣傳部工作。1927年7月15日，武漢國民政府也發動反革命政變，黨的大部分領導同志先後轉移，向警予主動要求留在武漢，堅持地下鬥爭。有的同志考慮到她在社會上影響很大，在嚴重白色恐怖籠罩下的武漢太危險，勸她離開武漢到上海去，在極其險惡的局勢下，向警予置生死於度外，繼續留在武漢湖北省委機關工作。

1928年3月20日，由於叛徒的出賣，向警予在法租界三德里被捕。國民黨對她實施了嚴刑逼供，但她始終大義凜然，嚴守黨的秘密，嚴守共產黨員的操守，表現了共產黨人的浩然正氣和崇高品格。國民黨新軍閥決定在5月1日這個全世界工人階級的節日裡處決向警予。向警予視死如歸，在走向刑場的路上，沿途向廣大群眾進行演講。國民黨對此極端恐懼，憲兵們毆打她，想使她不再說話，但她仍然堅持地講下去。劊子手向她嘴裡塞進石沙，又用皮帶縛住她的雙頰，血沫從她的嘴角流出。 向警予被押赴余記里空坪刑場，年終33歲。

主要成就

1911年，向警予於「二十一條」簽定後組織長沙學生起義運動。 1916年，向警予創辦了男女合校的漵浦小學堂，並擔任校長，開創了中國男女合校的先河，傳授新知識，提倡新風尚，宣傳新思想，培養革命人才，不少學生後來成為共產黨幹部。 1918年10月，向警予和蔡暢等組織湖南女子留法勤工儉學會，首創湖南女界勤工儉學運動。

1919年7月，向警予相應五四運動，帶領學校上街遊行，抵制日貨；和蔡暢到長沙參加發起組織「周南女子留法勤工儉學會」。 和蔡和森共同構造「中國共產黨」這一名稱與計劃：向警予、蔡和森結成「向蔡同盟」後不久，1922年7月6日至10日，兩人在法國蒙達尼郊外森林裡召開留法新民學會會員會議 ，與以蕭子升為代表的一批無政府主義者分道揚鑣，會議的中心議題是如何改造中國與世界。蔡和森明確地提出「應該效法俄國的榜樣，而且應馬上進行」；向警予隨後分別向法國各地的學生組織負責人寫信，宣傳馬克思主義，陳述建黨的當務之急。蔡和森與毛澤東、陳獨秀等保持通信聯繫，8月13日，致信給毛澤東：「我以為先要組織黨——共產黨。因為它是革命運動的發動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部。」9月16日，蔡和森再次給毛澤東寫長達六千多字的信，信中再次提議：「明目張胆正式成立一個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的名稱，就是在這封信里第一次提出來的。蔡和森的信讓毛澤東產生了強烈共鳴。他於1920年12月和1921年1月給蔡和森寫了兩封回信，特別是對第二封信，「你這一封信見地極當，我沒有一個字不贊成」。

這裡雖然沒有明確突出向警予，但顯然蔡和森對毛澤東寫信中「中國共產黨」的名稱與計劃是在大會開辦後萌發的產物。「中國共產黨」這一名稱和計劃的由來，向警予在其中的貢獻痕跡不可磨滅。這一佐證在會後不久向警予即就宣傳建黨兼身行建黨也得到了證實。 和周恩來、李立三等人共同組建了早期中國共產黨：1941年，毛澤東在延安同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說：「在法國，許多勤工儉學的人也組織了中國共產黨，幾乎是同國內的組織同時建立起來的，那裡的黨的創始人之中有周恩來、李立三和向警予，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惟一的一個女創始人，羅邁（李維漢）和蔡和森也是法國支部的創造人。」

向警予與蔡和森致力於俄國十月革命經驗與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蔡和森給毛澤東信中第一個提出「明目張胆正式成立一個中國共產黨」，並系統闡述了有關建黨的理論、路線、方針和組織原則。向警予與周恩來、趙世炎、李富春等一起籌建中國共產黨旅歐的早期組織，是黨的創始人之一。

1921年，向警予參加法國勤工儉學學生爭取「求學權」、「生存權」的請願鬥爭，參加進駐里昂大學的鬥爭，發揮重要作用。 1922年，向警予發動中國第二次女權運動 /共產黨第一次女權運動，開始領導中國最早的無產階級婦女解放。 1923年，據說「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口號就是向警予這個時間提出的。 1924年，向警予直接參加並領導上海閘北絲廠和南洋煙廠的女工運動/罷工鬥爭，大罷工最終取得勝利。這兩次罷工為迎接工人運動新高潮的到來做了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不久，她發動組建了「婦女解放協會」，培養了大批婦女幹部，成為當時反帝反封建鬥爭中的又一生力軍。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向警予繼續留在武漢湖北省委機關工作，同年10月，向警予擔任中共湖北省委黨報《大江報》主筆，編輯黨刊《長江》，指導武漢地下黨的工作和工人運動，號召人民群眾團結起來，與國民黨鬥爭到底，影響極大。

軼事典故

「為花季少女解開裹腳布，為廣大婦女爭取參政權，為底層娼妓尋求獨立人格，誰說我輩不女權？」——向警予 民國13年（1904年）10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電邀孫中山北上「共商國事」，11月17日，孫中山應馮玉祥邀請，接受中共的「國民會議」主張。孫中山號召召開各實業團體、商會、工會、農會、學生會等九個團體的代表參加的國民會議的預備會，但沒有包括婦女團體。此事件一出，立即一石激起千層浪，婦女界要求參政權的運動開始如火如荼地進行。同月，中共中央發表聲明，號召在全國發起一個召集國民會議的運動。為了促使婦女團體參加國民會議，1924年12月21日向警予主持的上海女權運動委員會等21個婦女團體成立「上海女界國民會議促進會」，發表宣言明確提出國民會議應有婦女團體參加，一切公私法律凡有礙於女權發展者應一律廢除，另訂男女平權及特別助進女權發展之憲法與法律。她還在《婦女周報》上發表了《國民議會與婦女》一文，文中寫道：「本會的目的在促成國民會議，和參加婦女獨立的團體於國民會議。」「婦女與男子不過性的區別，而其國民身份則無二致。」透過此話，可以想象發聲者是以一種怎樣高昂的姿態，為其所代表的廣大婦女爭取權益。

1925年3月1日，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為反對段祺瑞的善後會議，在北京召開國民會議促成會全國代表大會。上海女界國民會議促成會派劉清楊、鍾復光、李劍秋出席大會。3月19日，國民會議促成會全國代表大會女界代表團，針對段祺瑞政府的《國民代表會議組織條例草案》中關於選舉與被選舉權僅限於25歲以上男子的規定發通電，聲明：「此等蔑視女子人格，剝奪女權的條例，吾婦女界誓不承認其有效。」上海女界國民會議促成會也為此召開會議，作出決議：一方面致電段祺瑞政府，表示如果國民會議不許婦女團體代表參加，則二萬萬女國民不承認國民會議。另一方面致電在北京參加促成會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劉清楊和鍾復光，讓她們聯合各地婦女代表竭力抗議，請願修正。同時還電告各地女界國民會議促成會、各婦女團體、各女校，希望共同起來反對善後會議制定的男女不平等條例。

1925年3月21日，上海女界國民會議促成會為力爭修改條例，在四川路中央大會堂召開上海女國民大會，由40餘團體的200多人參加，大會主席向警予在報告中指出，婦女要一個肩膀擔負力爭女權的重擔，一個肩膀擔負力爭民權的重擔。大會還發出二則通電：一則致孫中山與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請求為女界力爭權利；一則致段祺瑞政府與「善後會議」，要求修正條例草案等。 在全國各界婦女群起抗爭的壓力下，國民會議專門委員會特別審查會把第14條「凡中華民國男子滿二十五歲以上」中的「男子」二字改為「國民」，但是，最後在善後會議議定的國民代表會議條例第14條中，照舊為「男子」二字。為此，上海市國民黨婦女部於4 月24日發表告全國婦女書和宣言。告婦女書中說：「特權階級和一切保守反動的舊勢力一日存在，婦女運動即一日不能抬頭。」宣言指出：「如果從事女權運動的姊妹不能協同一般人民，將特權階級和一切保守反動的舊勢力根本推翻，婦女運動的目的將永無達到之一日。」「我們應不猶豫地參加國民革命戰線，協同一般人民推翻特權階級和一切保守反動舊勢力。」 由於政權掌握在北洋軍閥手中，國民會議運動沒有什麼具體結果，轟轟烈烈的女界國民會議促成會也由此受到挫折。

向蔡同盟

向警予與蔡和森的結合曾被稱作「向蔡同盟」。 向警予與蔡和森的結合是志同道合、自由戀愛的結晶。1913年秋，蔡和森以優異成績考入湖南省第一師範學校。在一師，他和毛澤東、蕭子升三人品學兼優，志趣相投，都是楊昌濟最得意的學生，人稱「湘江三友」。1918年4月，他們共同組織的「新民學會」，是中國共產黨早期胚胎之一。1916年春，同樣是楊昌濟最得意的學生向警予從周南女校畢業後，衝破男尊女卑的傳統觀念，回到家鄉擔任漵浦女校校長，走上了婦女解放和教育救國的道路。她在學校要求女生放腳，親自為她們解開裹腳布，並一個個地陪其回家向父母作動員，在當地開女子解放之風氣。1918年底，向警予為聯繫湖南女子赴法勤工儉學之事到達北京，第一次見到了在湖南學生界中享有盛名的蔡和森。不久，向警予也加入了「新民學會」。她與蔡和森的交往因此逐漸增多，但並未產生愛慕之情。1919年底，蔡和森、向警予、蔡暢等五十多人乘坐「盎特萊蓬」號法國郵輪從上海啟航前往法國。在35天的航程中，向蔡兩人經常一起觀看日出，討論學習和政治問題。在談到個人婚姻問題時，他們都強烈地反對舊式婚姻，主張大膽追求新式愛情和理想的完美結合。當郵輪停靠在終點站法國馬塞港時，「向上同盟」揚帆啟航了。

耐人尋味的是，在此之前，向蔡兩人都曾立下終生不婚的誓言。1918年，「湘江三友」一起來到嶽麓山愛晚亭談古論今。當談到個人婚姻問題時，毛澤東首先提議為尋求救國真理，甘願終生不娶。對此倡議，蔡和森、蕭子升深以為然。豈料時間才過去一年，蔡和森便率先食言。向警予在擔任周南女校校長期間，一些工作得到了當地一位名叫周則范的軍官的支持。出乎意料的是，周則范竟然要求漂亮文雅的向警予做他的二房夫人。向警予的父親雖是位富商，但懾於周的權勢，只得同意。可是，早已接受女權解放新思想的向警予則堅決反對。她隻身衝進周家，發誓「終生不嫁，以身許國」。為避免周的再次糾纏，向警予乾脆離開漵浦老家，前往長沙，住在同學蔡暢的家裡。

到達法國蒙達尼城後，1920年5月，二人在蒙達尼結合。儀式熱烈而簡樸，幾十名中國留學生為這一對志同道合的新人送上了溫馨的祝福。向蔡分別朗誦了兩人在戀愛過程中互贈的詩歌，慶禮達到了高潮。不久，二人將這些詩作結集出版，題目為《向上同盟》，分別贈送給親朋好友。蕭子升在看完詩集後幽默地對他們說：「你們兩位都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深深地祝福你們，並獻給你們四個字——『向下同盟』。這是你們書的名稱，我只不過改換了一個字而已。」遠在東半球的毛澤東收到詩集後，「為之一喜」，表示「我們正好奉蔡做首領」。1920年冬，毛澤東和楊開慧也走向了婚姻的殿堂。 「他們的結婚照片上，一對馬克思主義的虔誠信徒並肩坐在草坪上，共同捧着一本打開的《資本論》。這種寓情寓義的完美結合的結婚照片，恐怕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還有他們寫給親友的信件中也能反映出這種理想的問題。

結合後，向警予給父母寄了一張印有一對十分可愛的小孩的明信片。她針對明信片上的小孩，借題發揮，寫道：「和森是九兒（向警予在家排行第九，小名『九兒』）的真正所愛的人，志趣沒有一點不同的。這畫片上的兩小也合他與我的意。我同他是一千九百廿年產生的新人，又可叫做廿世紀的小孩子。」蔡和森在給毛澤東的信中也說：「我與警予有一種戀愛上的結合。」「向蔡同盟」正是具有了健康向上、率真獨特和豐富多彩的內涵，才平添了其無窮的魅力。

向蔡情變

向警予與蔡和森的結合曾被稱作「向上同盟/向蔡同盟」，由於生活習慣不合等原因，1926年，向警予與蔡和森在莫斯科分手。生活「同盟」雖已不再，革命理想同盟卻猶在。得知向警予犧牲，蔡和森悲痛不已，撰文悼念「我的妻」：「偉大的警予，英勇的警予，你沒有死，你永遠沒有死。你不是和森個人的愛人，你是中國無產階級永遠的愛人！」

二人的戀情發生在向蔡同盟的第六年，亦即1925年。「向蔡同盟」就感情方面而言，理想浪漫的成分居多，但結合後則是實實在在的過日子。作為職業革命家的蔡和森，他當之無愧。但作為人父人夫的蔡和森，則並未盡到責任。蔡妮、蔡博出生不久就被送回老家，由祖母撫養。這樣，蔡向間就缺乏通過孩子而帶來的交流和歡樂。他們夫婦都忘我地工作，誰都不願意為家庭多作點犧牲。向警予不善理家務，蔡和森無固定收入，以致於家庭有時發生斷炊之事。為解決他家的生活困難，李大釗曾多次給胡適寫信，說「和森很窮，專待此（蔡的《俄國社會革命史》一書的稿酬）以為糊口」。所以，向蔡的結合雖然是崇高的，但總讓人感到缺少點什麼。

向警予原本是一位活潑多情的女子，崇尚婦女解放和個性自由。但結合後的她還是受到舊式禮教的一些束縛，處處壓抑自己，不苟言笑，也反對工作和生活中其他人的談情說笑，少婦老成。同事們送她「老祖母」的綽號。處於從封建專制社會向近代民主社會轉型時期的向警予，她本身就是趨新和守舊、開放和封閉的矛盾統一體。結合後她對蔡和森的感情不變，但對他拖沓和不注意衛生的生活習慣比較反感。另外，「向蔡同盟」的經典故事也使她感到很大的壓力，她必須儘量地顯得莊重。

破鏡有時很難重圓。幾個月過去，儘管向蔡兩人都曾努力忘記過去，但是，他們最終還是無奈地發現，他們的感情同盟已是明日黃花。在莫斯科，他們十分理智而平靜地分手了。然而，令人肅然起敬的是，二人的理想、事業和友誼的同盟卻延續到他們生命的終點。 生活夫妻「同盟」不再，革命理想同盟猶存。在向警予身上閃爍着新女性對新社會的強烈追求。革命和偉大的女性這兩個顯著的特點，交織出向警予短暫生命旅程的主旋律。這追求，不但表現在她對自由婚姻和美好愛情的嚮往，同時也表現在她對破裂婚姻和感情正視的態度。在幾十年前，二人敢於自由戀愛尚為新潮，為眾多國人不齒；而後又敢於打碎死亡婚姻，更是驚世駭俗。

1927年4月，蔡和森、向警予的兩個兒女在長沙最後一次見到了媽媽。這次見面好在蔡父蔡母的張羅下，一家人上照相館拍攝了一張合影，算是唯一的「全家福」。在這張照片上，不常見到媽媽的兒子蔡博很不自然地站在媽媽向警予懷前。向警予到武漢後，在緊張激烈的階級搏鬥中，這位心中裝着中國革命解放大業的母親還給兒女們寫了幾首充滿母愛柔情的兒歌，其中的一首這樣說：「希望你像小鳥一樣，在自由的天空飛翔，在沒有剝削的社會成長！」 1928年3月，向警予在武漢被敵人拘捕後，蔡和森心急如焚，曾給在國民黨中做官的蕭子升拍電報，望其營救。向警予犧牲後，蔡和森撰文表示深切的悼念。

家庭成員

在艱難困苦的革命歲月里，蔡和森與向警予共生有一女一子：蔡妮、蔡博。1922年4月1日，向警予在上海生下第一個孩子妮妮。由於革命工作的需要，孩子被母親送回湖南，住在長沙五舅向仙良家。1924年5月，向警予再次懷孕，和蔡和森一同回到湖南老家探親。5月25日，向警予在湘雅醫院生下兒子博博。出生不到1個月，就由蔡和森的姐姐蔡慶熙哺養。這兩個孩子都被譽為「向蔡同盟」的結晶。

蔡妮，1922年4月出生於上海；蔡博，1924年5月出生在湖南湘雅醫學院；蔡妮與蔡博是向警予所生，與母親一起生活的日子最短暫。蔡妮在上海出生後僅4個月，就由母親送回湖南，住在長沙五舅向仙良家。蔡博接受母愛的時間更少，出生不到1個月，就由大姑媽蔡慶熙哺養。1923年秋，其祖母葛健豪從法國勤工儉學歸來，帶回了外孫女李特特。其時，黨派蔡暢與李富春由法國轉莫斯科學習，無法把孩子帶在身邊，只好由外婆帶回國來。葛健豪歸國後，帶着李特特住長沙天茂花園，在顏子廟創辦的平民女子職業學校，既是她的家，也是共黨的地下聯絡點。從此，蔡家以葛健豪為中心，蔡妮、蔡博、李特特與大姑媽蔡慶熙、大表姐劉千昂等組成一個家。在這個革命的大家庭里，祖母（外婆）是靈魂，大姑媽是頂樑柱，大表姐是3個小不點兒的帶頭羊。

個人作品

她為黨中央婦女部起草了《關於婦女運動的決議案》等許多重要指導文件，發表了《中國最近婦女運動》、《中國婦女宣傳運動之新紀元》、《婦女運動的基礎》、《評王碧華的女權運動談》、《上海女權運動會今後應注意的三件事》、《中國知識婦女的三派》、《女國民大會的三大意義》、《給陶毅的信》等大量論述婦女解放運動的文章，培養了大批女性工作幹部，在女權運動史上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向警予在《評王碧華的女權運動談》（1923年10月）中說：「所謂女權運動乃完全由於解決性的特殊問題而已。性的特殊問題絕非專屬某幾個婦女或某部分婦女的問題，乃指普遍婦女全體的問題，或表面上屬於某幾個婦女或某部分婦女而實際則含有全體的普遍性者。故女權運動的意義在於免除性的壓迫、發展，男女同等的本能，和爭回婦女應有的人權。女權運動的團體或個人必隨時隨地關顧婦女本身的利益——尤其是要着眼到婦女的大多數，才不失為女權運動的意義。」 向警予在《上海女權運動會今後應注意的三件事》（1923年11月）一文中注意勞動婦女問題時說：「勞動婦女除了比我們窮苦以外，究竟是我們的一體。我們的運動——女權運動，不專為的是少數人自私自利，當然要首先注意伊們的問題，因為伊們所處的地位特別痛苦。」

向警予在《中國知識婦女的三派》（1923年11月28日）一文中說：「人生的價值的大小是以人們對社會貢獻的大小而判定的。」她批評浪漫派「所喜歡的是自己的絕對自由和絕對快樂」，小家庭派對「一般社會和婦女卻絲毫不能受着伊們的好處」，而「小家庭比起大家庭來，自然有其它的歷史價值。然而這個安樂窟，是從極端人個人快樂的家庭分工，永遠是活埋女子的墳墓」，「快樂幸福的小家庭怎樣桎梏婦女的解放」；職業派出家庭入社會，雖對婦女地位之變遷有一定意義，但具有保守性，因職業派「為事業發達、一帆風順起見，對現實社會不管好醜只有服從。因此很容易形成保守的性質」。小家庭派、浪漫派完全建築在個人的快樂主義之上，職業派固然比較地有社會的意識，然而也缺乏綜合的人生觀和全般的社會意識，這乃是三派共同的缺點。

向警予在《女國民大會的三大意義》（1925年3月29日）一文中，向警予認為，「女權運動的真正意義也就是為全體婦女爭普遍的權利、普遍的地位，……其實少數婦女做官做議員的運動，只能叫個人活動，並說不上女權運動。因為少數女子的做官做議員，只是少數婦女本身的特權，未必能於全體婦女有什麼利益。」正是從為全體人群謀幸福的信念出發，才促使向警予特別關注女性壓迫問題。從五四時期的激進民主主義者到馬克思主義者，向警予謀求全體人群的幸福是其一以貫之的信念，1919年12月20日向警予《給陶毅的信》中就談到了「大家都以為非求社會的均齊發展，不能達到人生的共同幸福；所以對於全國二分之一的黑暗女子，也想把他從十八重地獄裡提拔出來，於是乎『女子解放』、『女子解放』的聲浪，一天高似一天」。從中可以看出，向警予對勞動婦女運動的特別關注不僅源於她是具有馬克思主義信仰的革命者，而且她更是具有強烈女性意識的女權主義者。

後世紀念

為紀念中國共產主義女戰士、婦女運動的先驅向警予而建立的紀念性博物館。位於湖南省漵浦縣城。前身是向警予故居管理所。1981年7月1日開放。1985年9月4日改名向警予同志紀念館。

紀念館由向警予同志故居、向警予同志生平事跡陳列室、紀念碑廣場三部分組成。向警予故居始建於清末民初，是一棟具有地方特色的木結構四合院，建築占地1200多平方米。故居院內有「故居復原陳列」和「向警予同志手跡展覽」，展出實物40多件和她學生時代的作文、日記、讀書筆記以及從事革命活動撰寫的文稿、書信30餘件；向警予同志生平事跡陳列室在故居的東側，展線長41米，陳列面積84平方米，展品中有向警予同志學生時代用過的書籃、梳妝盒、針筒、鞋刷，有在黨的創建時期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撰寫的文稿、書信手跡；在紀念碑廣場，有座向警予同志塑像紀念碑，高9.4米，鑲刻有蔡和森同志1928年7月在莫斯科撰寫的《向警予同志傳》全文。

武漢龜山西部山頂有向警予烈士墓。1978年為紀念其英勇就義五十周年移此重建。前後三台，各置短垣。墓呈圓形，白色，基環方圍，構造新穎。墓前方座上塑烈士全身手握書本坐像，堅貞遠望，正氣浩然，座正面鐫鄧小平手書「向警予烈士墓」六字，後面刻其革命事跡。平台進出口處連一曲折寬廣梯道通達山腳，和琴台翠閣，月湖古橋，丹輝碧映，更顯其宏麗軒昂。 為紀念向警予烈士犧牲80周年，學習她的革命精神，由共青團中央、中央黨史研究室、國家檔案局主辦，團中央信息辦、國家檔案局辦公室和中國青少年社會服務中心承辦的網上「向警予紀念館」2008年正式開通。 1999年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文史研究館評選念向警予烈士為百年英烈。2009年9月14日，她被評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範人物」。

人物評價

1928年7月22日，蔡和森於莫斯科撰文悼文：「向警予， 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卓越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奠基人，中國婦女運動的創始人，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及創始人之一，中國共產黨第一任婦女部長，中國現代史上卓越的婦女領袖，中華民族的好女兒，古今中外第一女性，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奠基人 。」

1939年在延安紀念「三八」婦女節大會上，毛澤東在講話中，高度評價了向警予的一生。他說：「要學習大革命時代犧牲了的模範婦女領袖、女共產黨員向警予。她為婦女解放、為勞動大眾解放、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了一生。」 1941年，毛澤東在延安同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說：「在法國，許多勤工儉學的人也組織了中國共產黨，幾乎是同國內的組織同時建立起來的，那裡的黨的創始人之中有周恩來、李立三和向警予，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惟一的一個女創始人，羅邁（李維漢）和蔡和森也是法國支部的創造人。」

1980年5月，許德珩在紀念向警予烈士殉難五十二周年所作的《調寄臨江仙》一詞中說：「向蔡同盟稱盛事，婦女解放當先；丹心一片憶從前，豪情驚世界，革命鬧翻天。五十年後悼先烈，拋頭顱灑熱血；為人民鬥志彌堅，精誠貫日月，烈士萬千年。」時年90高齡的許德珩還在詞末作「向蔡同盟」註解：「五四運動後，婦女解放運動極為高漲，向警予、蔡和森二同志亦極為提倡。二人互相愛慕，結為夫妻。因提倡婦女解放，不稱為結婚而稱為『向蔡同盟』。此亦當時大可紀念之盛事也，故記之於此。」

1981年，胡耀邦《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六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明確肯定了「向警予是我黨創建時期的重要領導人之一」。周恩來曾指出，她是黨的第一個女中央委員，第一任婦女部長。劉蓉華對向警予的認識定義為：「向警予和毛澤東、蔡和森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為了中國革命的勝利和婦女的解放付出了畢生的精力，她的一生可以說是奮鬥、戰鬥的一生，她的奉獻和犧牲精神永遠值得我們學習。」

「女權解放」是向警予一生為之奮鬥的事業，她與蔡和森自由戀愛，後來這段結合又因二人生活習慣不同，以及向與當時中央宣傳部長彭述之的一段感情而宣告結束，這段感情經歷已經將向警予其人區別於拘泥封建禮教和世俗之見的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