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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教育从最初开始是对来自不同社会阶层和种族背景的人都一视同仁，男女平等接受教育。中世纪的教育主要在宗教或政治层面，重视教会领袖与神职人员的训练超过普通个人；而文艺复兴时期，逐渐将焦点由僧侣转移到世俗人上，但多为上层社会子弟和社会菁英。世纪的新教改革，也间接促成了普世教育和具有初级、中级、大学的学校系统的发展。中国在建国前有许多学校是由基督教或天主教会创办，其中部分大学可以说是当时的世界级大学，中国教会大学尽管一般规模不大，但大多办得有自己的特色，特别是在农学、医学、女子高等教育方面具有领先地位与较大贡献。

发展

早期的基督徒都是犹太人，犹太民族有重视正规教育的悠久传统。虽然这个背景举足轻重，但早期基督门徒重视教育有个更义不容辞的理由：这是基督赋予门徒及其后继者的伟大使命（太28：19）。

在引导普世教育的方向上，16世纪的新教改革起了最为重要的推动作用。早期教会对预备成为教会成员的人，不分社会阶层和种族背景，一律对其进行教理问答教育。宗教改革运动的一位领袖人物约翰·达尔文也提倡普世教育。他的日内瓦计划包括“在本国形成一个初级教育系统，包括阅读、写作、算术、语法和宗教科目，并建立起中等教育，其目的是培养公民成为国内和教会的领袖”。

公立学校这一理念首先来自马丁·路德的思想。在此之前，特别在初等教育上，往往由教区、主教学校的教会及修士和修女支持和运作。路德知道在初等教育上，多数人依然是文盲，多数的男生女生呆在家里的时候，根本没有接受教育。很多父母明显缺乏教育能力，或者没有兴趣。路德相信，缺乏教育最终导致教会和社会的厄运。

路德在助手菲利普·梅兰希顿的帮助下，成功地游说了德国政府实施第一个公立学校系统。在菲利普·梅兰希顿死后五十年后，摩拉维亚兄弟会的主教约翰·夸美纽斯对路德关于所有孩子，特别是穷人的孩子，应得到教育的理想做出回应，于是他在摩拉维亚的福尔尼克（Fulneck）开办了一所学校。他坚信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孩子都应该接受教育，如果不这样做，他感到是对上帝计划的藐视。

路德清楚地阐明了德国新教改革家最具进步意识的教育观念，他也十分肯定对所有孩子施行教育的价值，他告诫政府应该强制孩子上学，并坚持认为强制臣民送孩子上学时世俗政府的责任。路德关于义务教育的理念逐渐传播到欧洲其他地方，尽管速度很慢。今天的西方社会已接受每个孩子应进入学校的法律规范。

约翰·斯特姆（Johann Sturm,1507-1589）是一位路德宗的牧师，他提出了按水平分级教育的构想。他感到分级教育体制将激励学生努力学习，因为当他们能升到高一级水平，就会感觉到自己的努力有所回报。斯特姆是一位忠于基督教价值观的热心信徒。他相信，除非学生受这些价值观的谆谆训诲，否则所有教育的努力都是徒劳。今天，分级教育被各种水平的学校——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视为理所当然。

对聋人进行正规教育的思想源于三个虔诚基督徒的信念，他们分别是阿贝·查尔斯·麦克尔·德·埃普（Abbe Charles Michel De l’Epee）、托马斯·加劳德（Thomas Gallaudet）和劳伦特·克莱克（Laurent Clerc）。埃普是一位按立牧师，他于1775年在巴黎开发了一种教学使用的手语，他的动力来自他希望聋人能听到基督耶稣的福音。在埃普开创性的革新后不久，托马斯·加劳德和劳伦特·克莱克把手语从法兰西引进到美国。

今天正规的聋人教育大多具有世俗化特征，表明它是源于基督教信仰动机的一个结果。埃普、加劳德和克莱克这些献身信仰的基督徒，在发起对聋人的教育上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人的生命在希腊罗马世界非常廉价；人是可消费的，那些天生有瞎眼等生理缺陷的婴儿更是如此。盲婴通常被遗弃在旷野或者送到峡谷中任其死去。即使是那些幸存的盲婴或童年时代眼睛变瞎的孩子，他们日后通常变成苦囚或者是成为娼妓。

在公元14世纪，基督徒开设了一些盲人收容所，还有公元630年，在耶路撒冷建立了专门照顾盲人的“盲人看顾所”。16世纪，有人尝试在蜡或木头上刻字母，用这种方法教盲人阅读。但使盲人教育迈出最伟大一步的，要算19世纪上半叶的人物路易斯·布莱叶（Louis Braille），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在他三岁的时候，因为一次事故而导致双目失明，由于受到虔诚的基督徒父亲行为风范的深刻影响，他每个星期天都参加弥撒，也在为盲人开设的瓦伦廷·豪伊（Valentin Hauy）学校学习阅读。路易斯从查尔斯·巴比尔（Charles Barbier）的浮凸点得到启发，他发明了他自己的针刺浮凸点系统。他最终于1834年贡献给盲人世界六个浮凸点，每一点代表一个字母；他的六点系统在1844年被法国政府正式认可。

大学渊源

修道院是大学的雏形，从其修道院的根源以及整个19世纪来看，所有的大学都是作为基督教机构来创立的，不管学校是教法律、神学还是医学。直到进入19世纪后期，甚至随着科学研究的发展，西方的大学和学院仍然“几乎总是在神学的界线内运行”。

在弗雷德里克·巴巴罗萨（Frederick Barbarossa）皇帝的努力下，1158年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成为第一所大学，该校专门从事圣经正典律法研究。出现的第二所大学是巴黎大学，该校专门教授神学，并于1270年增加了医学研究。随着博洛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的创建以及由其发展出的许多子校，正规的高等教育形成了恒久性体制。正如哈斯金斯所言，20世纪的大学是“中世纪巴黎和博洛尼亚大学的直系后裔”。

今天大多数知名的大学院校均始于基督教学校。成立于1631年的哈佛学院也就是今天著名的哈佛大学，是由公理派教会创建的一所神学院；威廉玛丽学院开始是一所美国圣公会学校，初衷也是训练神职人员；耶鲁大学大部分是作为一个公理会机构开始的，其目的是“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去培养传道人”。位于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的西北大学由循道会成员创立；哥伦比亚大学起初是美国圣公会的一项事业；普林斯顿大学始于一所长老会的学校，而布朗大学则有浸信会的背景。甚至一些州立大学，比如，肯塔基州立大学、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伯克利）、田纳西州立大学均起源于教会学校。目前大多数的欧洲的国家级大学——例如，牛津、巴黎、剑桥、海德堡、巴塞尔——皆起源于基督教。

中国教育的影响

中国之所以有洋学堂，主要是由传教士创办的。传教士们在建立传教据点的同时就陆续地创办了洋学堂，截止1900年以前的六十年间，传教士在中国开办洋学堂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从1840年—1860年为第一阶段，从1860年—1875年前后为第二阶段，从1875年—1899年为第三阶段。

第一阶段，即传教士主要在开放的五口和香港开办一些附设在教堂里的洋学堂，规模很小，程度都属小学，目的是“为传播福音开辟门路”，不仅免收学费，其他一切膳宿生活甚至路费全都由学校供给，招生对象都是穷苦教徒子弟或无家可归的乞丐。天主教在内地也开始招收一些教徒子弟入学。在这一阶段，教会开办的洋学堂共约五十所，学生约有一千人。

第二阶段期间，清政府因洋务需要，开始设立了少数几所洋学堂，即同文馆、广方言馆之类。为了与传教士开办的学校相区别，一般称传教士开设的学校为教会学校。直到1875年左右，教会学校总数约增加到八百所，学生约为两万人。这个阶段的教会学校仍以小学为主，但已有少量教会中学出现，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七。

第三阶段是从1875年到1899年止，教会学校总数增加到约两千所左右，学生人数增至约四万名以上。中学约占百分之十，开始出现大学，实际上在中学基础上添加的大学班级，大学生总数不到二百人。其中教著名的有1879年由培雅学堂和度恩学堂合并的上海约翰书院，后来就形成了上海圣约翰大学。1881年林乐知在上海开办的中西书院，后来形成了东吴大学。1889年在广州开设的格致书院，后来形成了岭南大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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