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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宸英
姜宸英

清代学者象传》第一集之姜宸英像


大清翰林院编修
籍贯 浙江慈谿县
族裔 汉族
出生 崇祯元年(1628年)
浙江慈谿县
逝世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
京师
出身
  •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科进士及第

姜宸英(1628年-1699年),西溟淇园,又号韦间书法家、史学家。浙江慈谿县(今慈溪市)人。

生平

初以布衣荐修明史,曾撰《张使君提调陕西乡试闱政记》。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七十岁始举进士,康熙帝亲置于一甲第三名(探花[1],授翰林院编修。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任顺天乡试副考官。是科发榜后,物议沸腾,当时落第士子戏称:“老姜全无辣气,小李大有甜头。”因科场案牵连,十一月丁酉(初三日),被江南道御史鹿祐弹劾,姜宸英与李蟠入狱,宸英饮药自尽,死于狱中。死前自拟挽联:“这回算吃亏受罪,只因入了孔氏牢门,坐冷板凳,作老猢狲,只说是限期弗满,竟挨到头童齿豁,两袖俱空,书呆子何足算也;此去却喜地欢天,必须假得孟婆村道,赏剑树花,观刀山瀑,方可称眼界别开,和这些酒鬼诗魔,一堂常聚,南面王以加之耳。”

不久康熙帝得知浙江宁波考生姚观确有文才,下旨释放姜宸英,追回被充军的李蟠。康熙得知宸英已于狱中自尽,痛惜咨嗟不已,“举朝知其无罪,莫不叹息”[2]

书法、学术

[3]

有文名,与朱彝尊严绳孙合称“江南三布衣”。擅书法,尤精楷书,宗米芾董其昌,书法以摹古为本,融合各家之长。与笪重光汪士𬭎何焯并称为康熙四大家。曾参与修纂《明史》,史称为文“宏博雅健,但叙事稍差”。康熙二十八年,徐干学被弹劾告假归田,奉命即家纂修《大清一统志》,姜宸英与黄虞稷偕行,后设局于洞庭东山。

评论

  • “西溟少时学米(芾)、董(其昌)书有名,至戊辰后,方用第四指学晋人书,丁丑后方用大指,专工小楷,是时年已七十矣。使其少时即知笔法,力学至老,岂非丰劳功后一人哉?”——杨宾 《大瓢偶笔》
  • “韦间先生每临帖多佳,能以自家性情,合古人神理,不似而似,所以妙也。”——《频罗庵论书》
  • 冯宗仪之于姜宸英,可谓乡邦好友;王猷定之于姜宸英,可谓前贤师长;计东、董以宁、魏禧之于姜宸英,可谓同辈友朋。他们在情感上志同道合,在古文上亦能研究探讨,这对于姜宸英的古文创作与传播均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深化了其古文创作的观念、提升了其古文创作的能力。如他与冯宗仪共学古文时“每晨坐谈论,至忘寝食”,与计东、董以宁等人“相与晨夕论文”,又与计东“信使反复,再四不倦”,如此频繁的互动、探究,对深化其古文观念、提升其古文能力至关重要。其次,扩大了其文坛的声名、提高了其文坛的地位。姜宸英所交,绝大多数都是清初著名的古文家,他们对姜宸英的肯定、赞扬,尤其是魏禧对姜宸英文坛地位的论定、古文风格的揭示,对其古文的传播及声名的提升均起着关键作用。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说:“艺术家本身,连同他所产生的全部作品,也不是孤立的。有一个包括艺术家在内的总体,比艺术家更广大,就是他隶属的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家族。”

人物轶事

姜宸英与冯宗仪王猷定

姜宸英早年居住家乡慈溪时,有一批乡邦友人致力于古诗文创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慈溪县志》记载:“宸英同时刘纯熙、冯恺愈、冯宗仪、冯逊庸、姚纪、秦埰、秦勋、罗叔初、钱虎左亦工诗文,皆有名于时。”以姚纪为例,他“少学为诗,多可喜,已复学为古文,以古人自期,不造其域不止。姚江黄宗羲谓为近时一作者”,可见其古文创作成就之高。不过,这些人中,对姜宸英古文影响最大的则是冯宗仪。

冯宗仪(?—1690),字元恭,号鲁庵,浙江慈溪人。慈溪冯氏是当地望族之一,明末其家族曾出现冯元飏、冯元彪两位抗清志士,史称“二冯”。冯宗仪的父亲冯文伟,明崇祯丁丑(1637)进士,官至扬州知府,“以文章为名太守”。冯宗仪幼承家学,勤于读书,精研经传,著有《春秋三传谨案》《三礼谨案》《律吕谨案》,“文集、诗集各如干卷”。

姜宸英与冯宗仪很早就开始研习古文。姜宸英自述道:“初予与君交时才弱冠,居相邻也。始用诗词相唱酬,已应诸生举,去为时文,俱不得意,则学为古文。每晨坐谈论,至忘寝食,巷中儿争笑以为痴。”可见二人日常交往之密切及研习古文之刻苦。今姜宸英集中尚有《和冯元恭九日诗,同刘子仲佳、冯子孟勉》一诗。诗中有句云:“行药尚艰细石路,看花重到去年秋。”行药,即因病服药之后,漫步以散发药性。“行药”“看花”,鲜明地表现出二人的闲情雅致。冯宗仪在古文方面有着较高造诣,姜宸英曾评曰:“三四十年间,元恭之文日与道偕进,而予为文至老不能自名其家。”此语虽有谦虚成分,但亦可见冯宗仪古文成就之不同寻常。

冯宗仪去世前数日,命其子曰:“下窆宜有铭,以请于执友姜君,吾平生其所知也。”正是因为二人为知心好友,感情深厚,冯宗仪才把撰写墓志铭之事委托给姜宸英。冯宗仪故去,姜宸英非常悲痛:“自君没而予之道益孤,讲求亦日益废,其将终其身以讫于无所成也?故于志君之事有余痛焉。”这种感受,不只是朋友去世而激起的悲伤难过,更是痛失知音而引发的无可奈何。

冯宗仪与姜宸英相交甚密,二人在学术取向与古文观念方面颇有相通之处。冯宗仪精于礼学,曾著有《三礼谨案》;姜宸英“《札记》二卷,皆证经史之语,虽小有疏舛,而考论礼制,精核者居多”,可见二人在礼学上均有很高造诣。冯宗仪“为文本之六经以为根底,旁通《史》《汉》、八家以佐其波澜,含蓄蕴藉,得欧、王二家之神”,这与姜宸英所秉持的“以道为本,文道一体”“重视自得”“标举法度”的古文理论也差相一致。

在姜宸英的师长中,王猷定不能不提。王猷定(1599—1662),字于一,号轸石,江西南昌人。祖父王希烈,嘉靖己丑(1565)进士,曾任礼部侍郎。父亲王时熙,万历辛丑(1601)进士,曾任昆山县令、侍御史、太仆寺少卿。王猷定对八股文不感兴趣,科场困顿,终其一生只取得一个拔贡。他曾短暂地在史可法幕中作记室参军,明亡不仕。他“好读书为诗,尤工古文辞,偶有所得,激郁缠绵,浏漓浑脱,取抒己意而止”。著有《四照堂集》十六卷,其中文集十二卷、诗集四卷。

姜宸英与计东董以宁

康熙元年(1662),姜宸英因生活所迫,“不得已而游”。当然,在此之前,他也偶有出游,但仍以里居家乡慈溪为主。他离开慈溪,漫游扬康熙元年(1662),姜宸英因生活所迫,“不得已而游”。当然,在此之前,他也偶有出游,但仍以里居家乡慈溪为主。他离开慈溪,漫游扬州、无锡、苏州、金陵等江南地区,一直到康熙十二年(1673)赴京。在这十余年里,他结识了陈维崧、吴伟业、严绳孙、秦松龄、汤斌、周亮工等当时著名的文人和学者,这其中要论对姜宸英古文影响之大者,无疑以计东、董以宁为最。

计东(1625—1676),字甫草,号改亭,江苏吴江人。崇祯十二年(1639)补诸生,文名日起。“少负经世才,自比马周、王猛”。明末著《筹南五论》,上书史可法,陈说南都攻守策略。易代之后,迫于生存压力,选择参加清朝科举考试。顺治十二年(1655)贡入太学,顺治十四年(1657)举顺天乡试,名动长安。顺治十八年(1661)江南“奏销案”发,受到牵连,被革去举人资格,从此绝意仕进,漂泊南北。著有《改亭诗集》六卷、《改亭文集》十六卷。

姜宸英与计东的诗文集中,涉及二人交往的资料不多,故无法考定二人结交的具体时间,但可借助相关材料作大致推测。董以宁《赠姜西铭为两尊人寿序》有云:“姜子西铭客游无锡,主于秦子留仙之家,余与黄子庭表、计子甫草、陈子赓明皆至,相与晨夕论文,甚乐也。”秦留仙,即秦松龄(1637—1714),字汉石,又字次椒,号留仙,又号对岩,晚号苍岘山人,江苏无锡人。秦松龄有园在惠山脚下,即寄畅园,暇时邀集友人唱和其中。姜宸英何年客居无锡?此问题关涉他与计东结识时间,故略述之。姜宸英《苇间诗集》卷二先后有《初秋雨后,同严荪友、秦对岩》《惠山中秋,同荪友、乐天、对岩》二诗;秦松龄《苍岘山人集》“碧山集”中有《中秋同西溟、荪友、从叔乐天先生赋》一诗;严绳孙《秋水集》卷三有《秋夕山园同西溟、留仙》。从题目即可看出,此四诗应为同时同地所作。同时,秦松龄《苍岘山人集》“碧山集”《中秋同西溟、荪友、从叔乐天先生赋》诗之下隔一首,即《支泉》一诗;严绳孙《秋水集》卷三有《秋夕山园同西溟、留仙》,下一首即为《支泉同吴梅村、顾伊人作》;吴伟业《梅村家藏稿》卷十四有《秦留仙寄畅园三咏,同姜西溟、严荪友、顾伊人作》,三咏其二为《惠州支泉》。可见,此三诗亦为同时同地所作。因秦松龄和严绳孙二诗在诗集中位置相距甚近,可推定这些诗均为同时同地之作。据冯其庸、叶君远考证,吴伟业《秦留仙寄畅园三咏同姜西溟、严绳孙、顾伊人作》诗作于康熙七年(1668),可知姜宸英客居无锡时间即为此年秋。姜宸英诗云:“因君拂枕簟,一梦松风长。”为董以宁所记姜宸英“主于秦子留仙之家”一句作了生动的注脚。由上可知,姜宸英与计东结交之时间,最迟在康熙七年。有研究者据计东《壬子三月朔渡江行淮泗间口号》其十,推断为“计东和西溟相识当在淮泗间的旅途中”,即康熙十一年(1672)三月,是不正确的。

自康熙七年无锡“相与晨夕论文”后,计东对姜宸英的钦佩之情与日俱增。康熙十年(1771)夏,计东多次给姜宸英写信,最终用船迎至陆家涧,属定其新稿。姜宸英祭计东诗有“迎舟风正好,望舍月初圆”句,句下自注云:“辛亥夏,君数遗书,以舟迎我至陆家涧,属定其新稿。”姜宸英到达陆家涧后,“祗致登堂敬,欢为并榻眠。北堂分肉膳,邻父乞鱼钱。烛跋三更话,尘消一寸编。君如辞掎摭,谁定别媸妍?”无论是日常住宿饮食,还是彻夜谈艺论文,都洋溢着轻松愉快的氛围。当然,更为愉快的还应是二人一起切磋古文,探讨文术。姜宸英回忆道:

前年在金阊,与计子甫草往还。甫草日为文成,必命仆检定,信使反复,再四不倦。仆感激其诚,亦时有异同,不复更存形迹。尝作《友说》赠之,述所以欲相扶而同进于古人之意。今甫草稿中多载仆评论,足下与同在京师久,岂未之见耶?

“甫草日为文成,必命仆检定”,可见计东对姜宸英的信任与钦佩;“信使反复,再四不倦”,可见二人切磋古文之愉快。更为难得的是,计东所彰显出来的气度,令姜宸英非常欣赏:

故每一文成,则必俯以示仆。仆时有所指擿疵类,辄喜发于颊,即力称善。无所短长,则必愠曰:“是得毋徇我乎?”夫文章小技,易为也。计子之于文可谓成矣,然犹不敢自是如此,惟恐不得闻其失是惧,况事固有大于此者,其肯以苟且从事乎?

姜宸英认为,二人这种相互规箴、闻过则喜的交情才是真正的“道义之交”,并特作《友说赠计子甫草》一文。这段交游经历给姜宸英留下了永远温暖的回忆。

康熙十二年,姜宸英抵达京城,与同在京城的计东见了一面,然后匆匆作别。姜宸英祭计东诗有“比来增落落,念我益拳拳”句,句下自注云:“余癸丑至京,仅一晤君,复于广陵署得书,辞甚惋,至此遂音信杳如矣。”这次短暂的会面,给姜宸英带来了深深的遗憾;到达广陵后,又得计东书信一封,此后再也没有见面,也没有通信。

三年后,计东去世。姜宸英闻讯后非常悲痛:“凄其寒食路,启殡及新阡。哭尔已多日,伤心忆旧缘。”“剑挂何方树,琴收绝听弦。呜呼终已矣,变化此茫然。”此数句用俞伯牙与钟子期的典故,充满了知音逝去的悲叹。

对于二人的友情,姜宸英曾有过这样的定位:“计子甫草善为文,与仆交最善。”他们有着相似的际遇、相同的不遇之感,容易产生情感的共鸣。姜宸英很早就因生计之忧辞别家乡,漂泊东南,计东亦复如此,自顺治十八年江南“奏销案”发被革去举人资格后,便断绝了仕进之路。没有了仕进之路,计东的生活马上陷入了贫困之中,面对家贫母老的窘境,只能南北奔波。正因如此,他们彼此深深理解,肝胆相照。当姜宸英“郁郁有迟暮之叹”时,计东劝慰道:“夫古人所为致叹于迟莫者,以未能有所树立也。而所为树立者,以在我之德与艺,不在遇不遇也。苟在我者,可自信而自立,我将与天地为终始,何迟莫之有?且知希则贵,古人言之矣,使天下而尽真知姜子,是天下尽能文之人也。姜子方以己之所独能,待知己于天下后世之一二人,而又何利于天下之尽能文而尽知姜子者乎?”当读到姜宸英的《口岸早发看桃花二首》时,计东有诗赞道:“姜子西溟,宸英也桃花篇,真成绝妙辞。此曲声最悲,赏音惟我知。”对姜宸英诗歌作出了高度评价,“赏音惟我知”,自诩为姜宸英的知音。

二人不仅在感情上志同道合,而且在古文创作方面也堪称“知音”。他们都擅长古文,又有着籍籍文名,自然惺惺相惜。二人对古文都有着浓厚的兴趣,用功甚深。姜宸英早年居住慈溪时,曾与冯宗仪共同学习古文,孜孜不倦。计东《竹林集自序》说:“予被废之明年,又丧我长子准,自念既穷于世,独有太史公所云垂空文以自见耳,故癸卯、甲辰后,始肆力于古文辞。”癸卯、甲辰,即康熙二、三年(1663、1664)。可见,二人很早即专注于古文写作,且均取得了突出成就。计东对姜宸英古文非常欣赏:“读《续范增论》,未之奇也;再读《狄梁公祠记》《杨节妇传》,稍稍称善;再读《送孙无言序》《为薛君四十寿序》,益称善。……既予寓与姜子居益近,乃往尽读其文,日对之如严师。”姜宸英对计东文亦是钦佩有加,不然不会有“剑挂何方树,琴收绝听弦”这种知音逝去的感叹。[4]

著作

  • 《湛园未定稿》
  • 《湛园题跋》
  • 《苇间诗集》
  • 《西溟文钞》
  • 《姜先生全集》33卷,后人编撰。

注释

  1. 福格听雨丛谈·卷九》:(康熙)三十六年丁丑会试。总裁:尚书熊赐履、礼书张英、左都吴琠、兵侍田雯。中式一百五十九人。探花姜宸英以古文名世,上久知其名。殿试卷进呈,拟二甲。上问十卷中有姜某乎,尚书韩菼对以宸英在史馆久,臣识其字,某卷当是也。拔置一甲第三,时年七十三矣,自古探花无此际遇。十月,谕嗣后宗室子弟一体应试。
  2. 《清史稿》卷三百六十六
  3.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4/0701/16/7255173_391244191.shtml
  4. 姜宸英与清初古文家交游考论 , 搜狐文化, 2018-0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