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最后的岁月(下)(武立金)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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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最后的岁月(下)》是中国当代作家武立金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孙中山最后的岁月(下)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北京。
当正阳门东站票房上的大钟敲响四下时，一组从天津开来的专列在隆隆的响声中进入一号站台。顿时，车站内外如彩色的海洋沸腾了起来，寒冷的空气似乎一下子升高了好几度。北京两百多个团体约三万余人组成的欢迎队伍，由车站一直排到城门口，他们手持彩旗，高呼口号，学界则将印好的一百四十七种计二百五十六万份传单随街散发。
到车站迎接孙中山的有段祺瑞侍从武官卫兴武，执政府阁员吴光新、林建章、王九龄、叶恭绰、龚心湛、李思浩、章士钊、杨庶堪、梁鸿志等，警察总监李寿金、国民党要员易培基、李煜瀛等，以及各部院官长、各省军民长官代表、国民军一、二、三军驻京办事处全体官兵、各大学校长、各团体领导人等。
病卧在车厢里的孙中山，手里拿着书，枕旁还放着书。他面容憔悴，身体极度虚弱，已不能一一接见欢迎他的人，只能向各团体推出的代表颔首致谢。下车前，孙中山命随从人员向欢迎者散发宣言书。
此前已被迫下野的冯玉祥，一直关注着孙中山的行止，他从张家口专门电示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钟麟：“中山先生从天津上火车来北京了，由你负责保护孙先生。”
鹿钟麟到正阳门东站一看，车站内外挤满了欢迎的群众。他担心秩序难以维持，便驱车赶到永定门车站，向躺在车厢里的孙中山报告了正阳门东站的情况，为防不测，建议孙中山在永定门提前下车。
孙中山却说：“在永定门下车，那可使不得。我的抱负是什么，我的目的是什么，你当然是了解的。我是为学生为群众而来的，不能为了个人的安危而辜负学生和民众的这番热情。请不必担心，还是在正阳门下车，即使是学生和民众挤着我了也不要紧。”
鹿钟麟随车到正阳门东站，看到黑压压的人群整齐有序地站在月台上，没有一个人乱走乱动，也没有一个人大声喧哗，只能听到挥动小旗的猎猎响声，于是觉得自己的担心完全多余了。
自孙中山到达北京之日起，警备总司令部即承担了孙中山的保安工作。鹿钟麟除了认真地部署警力，还经常到孙中山驻地亲自巡防，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还派出柏芮鲁斯基、罗班和尔瓦鲁斯基三个卫士参加对孙中山的守卫。
孙中山发表了《入京宣言》，重申此行的目的：“此次来京，曾有宣言，非争地位权力，乃为救国。十三年前，余负推倒满洲政府，使国民得享自由平等之责任。惟满清虽倒，而国民之自由平等早被其售与各国，故吾人今日仍处帝国主义各国殖民地之地位。因而吾人救国之责，尤不容缓。至于救国之道多端，当向诸君缮述。惟今以抱恙，不得不稍俟异日。”
一九二五年元旦，即孙中山入京的第二天，段祺瑞邀请尚在病中的孙中山出席善后会议。段祺瑞急于利用善后会议窃取总统的地位，就像袁世凯想利用筹安会称帝一样。他的野心已昭然若揭，全国人民反对善后会议，要求召开国民会议的运动日益高涨。
下榻于北京饭店506号的孙中山，由于长期颠沛流离、历尽艰苦的斗争生活，致使身体极度透支。这一路长途跋涉，风浪颠簸，又值寒冬腊月，加上与段祺瑞等人不停顿地展开一系列的斗争，到了北京后，他的病情就越发严重了。
此时，孙中山作出两个决定，一是请协和医院的医生为他治病；二是治疗费用完全自理，不花政府一分钱。经美国医生施美路德士、德国医生克利、狄博尔和俄国的医生，再加上协和医院的医生一共七个人会诊，都以为孙中山患的是肝症。每日诊视一次，用肝药试验多次都不见效。克利建议去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就诊，孙中山却因东交民巷是外国使馆区而婉言谢绝，德国医院院长只好派护士何芬到北京饭店为他护理。
一月二十日以后，孙中山的病情急剧恶化，体温升降剧烈。从二十四日起，已不能进食，而且时有呕吐。孙中山虚弱的身体，终于经不住病魔的折腾，在医生的一再建议下，他不得不住院治疗了。
一月二十六日下午三时，孙中山由北京饭店移住协和医院。三楼的319号病房，干净整洁，设备齐全，备有梳洗台、小衣柜和一张小桌，病床上装有病人阅读书报的悬架。隔壁320号房间是陪护人员的临时用房。
尽管居住条件很好，但医院毕竟是医院。这里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医院气味，这种气味足以把健康的人熏出病来。还有那猩红的巨大十字画在医院洁白的墙壁上，如鲜血泼洒在床单上一样，令人触目惊心。
一进病房，可能是路上颠簸的关系，孙中山的体温突然升高，面色与眼珠越来越黄。医生断定病症到了危急的阶段，必须立刻施行手术治疗。
下午六时三十分，手术开始了。参加手术的医生有协和医院院长、外科主任邵乐安和德国医生克利以及国民党党部请来的俄国医生等。腹腔打开后，只见肝部已坚硬如木，一眼便知孙中山患的是肝癌（后尸体解剖确认为胆囊腺癌），而且已到晚期，无法救治，医生只好含泪将刀口重新缝合。切片化验结果，证明病症起源“远因在十年以上，近因也有两三年之久”。
身患绝症的孙中山，癌细胞已蔓延到整个腹腔，引起饮食及大小便困难，全身黄疸，皮肤发痒且有疼痛，但孙中山都以极大的毅力尽力忍受着。
孙中山在与病魔顽强抗争的同时，仍念念不忘救国大业。他在床边桌上放了各种书报，精神稍好就随时阅读，不忘求知。来访的客人向他探询病情时，他多不解释，只谈有关革命事业的话题。在他的心目中，没有比拯救祖国更为重要了。
当时有一种用镭疗医治癌症的试验，但疗效甚微，只有千分之一的希望。自二月份开始，孙中山隔日用镭疗治。当时的医学试验证明，用镭来医治肝癌，疗程过了五十小时还无效果，那就是完全绝望了。可孙中山用镭疗治已近四十五小时，除稍微减少痛苦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功效。
二月十八日，由宋庆龄、俄国医生、护士何芬和马湘四人陪护，用救护车把孙中山送至铁狮子胡同十一号的顾维钧宅邸，改由中医治疗。著名中医学家施今墨大夫用黄芪、党参等药补气，用排水消肿药治疗，结果也都无济于事。
孙中山曾是一个精通医术的医生，明白自己病势已恶化，他以超人的毅力忍受着病痛，仍然保持着“分明的理智和坚定的意志”。每天还要坚持阅读报纸，后来自己不能读了，就由宋庆龄念给他听。他还给护士何芬讲列宁的故事，并把自己签名的《建国大纲》、《建国方略》两书送给她。
朝阳透过玻璃窗撒了一地阳光，无限的灿烂和明媚骤然间驱赶了室内的沉闷。孙中山看到身轻如燕的何芬走进病房，便很有礼貌地说一声“早安”。然后问何芬愿不愿意晚上留在医院歇宿，有事好找她。何芬当即答应，并马上搬了过来。可是一连过了几个晚上，并没有人来找她。后来何芬才知道，这是孙中山怕她白天工作太累，刻意安排她就近好好休息。
孙中山病重了，何芬按照医生嘱咐，每天给他喂水果罐头汁。孙中山总是问：“水果呢？”
何芬告诉他：“送到厨房做点心去了。”
孙中山含笑道：“好，不要糟蹋了。”
为了人民，为了消灭反动派，为了救国，孙中山曾无数次用过数以万计的钱去购买枪支弹药，去发动起义，去支持革命，而自己在病中，对于一个水果却如此爱惜。
全国各地人民都在关心孙中山的病情，中外记者不分昼夜地来到铁狮子胡同等候消息，北京各家报纸每天都有孙中山病况的报道。
一天，由于夜班护士疏忽，没有把病房温度调节好，致使孙中山体温升高。第二天，报纸对值白班的护士进行了指责，何芬看到这条消息后，委屈地哭了一场。孙中山知道后，立即通知各报一定要在次日更正这一不实报道，使何芬很受感动。
宋庆龄在孙中山病榻前日夜服侍，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有时见孙中山睡着了，才在沙发上合合眼。孙中山一醒，她又忙着侍奉汤水。
在广州的革命同志，得知孙中山病情危重，焦急万分。廖仲恺因党政军务无法分身，特叫夫人何香凝赴京参加护理。孙中山要何香凝转告廖仲恺：“不要为他的病情分心。广东现时十分重要，仲恺万不可离开广东。”
苏联顾问鲍罗廷也到了北京，陪侍孙中山左右，体现了中苏两国人民革命的深情厚谊。先后到北京参加侍病的还有汪精卫、孔祥熙、李石曾、宋子文、孙科、张继、邵元冲、陈友仁、张静江、宋霭龄等数十人。
二月二十四日午后，何芬急急忙忙地走出病房，对家属和各同志说：“孙先生的神态忽然由极勇敢而转变为极慈善。这两天以来，喉中含痰极多，今天尤甚，而且神志又不十分清楚，以我的经验看，孙先生已经病危。你们诸位有什么话要向孙先生请示，现在应该是时候了。”
下午三时，汪精卫、孙科、宋子文、孔祥熙、李烈钧等受国民党诸同志委托，集体来到孙中山病榻前。孙中山展目环视，不解地问：“你们有什么事吗？”
“一月二十六日先生进入病院时，许多同志说应请先生留些教诲之言，俾资遵循。” 汪精卫强打精神说，“如先生之病迅即痊愈，固无论矣；设或不痊愈，吾等仍可永远听到先生之教训。我们固知先生有力量以抗病魔，我们也愿助先生以抗病魔。但也想趁先生精神较佳时，留下教诲，则十年二十年后，仍可受用。”
“我病如克痊愈，则所言者甚多，设使不幸而死，由你们任意去做，又有什么可说的！” 孙中山不以为然地说。
“先生之病不久当可痊愈，只恐调养须时太久，难以处理公务，而本党又处在重要时期，行动不能有一刻停滞，还请先生早赐教诲，以便我们遵守，以利党务进行为是。” 汪精卫坚持道。
“我若留下话给你们，诚有许多危险。” 孙中山不无担心地说，“当今无数敌人正在围困你们。我死后，他们更会向你们进攻，甚至必有方法令你们软化。如果你们不被敌人软化，强硬对抗，则又必将被加害，危险甚大，所以还是不言为佳，则你们应付环境，似较容易。如我必定说出，你们将更难对付险恶之环境！如此，我还怎么说呢？”
“我们追随先生奋斗数十年，从未巧避危险，此后危险何畏？从未被人软化过，此后何人能软化我们？我们也深知大部分同志都能遵从先生之言，不计危险与生死。”
“我已著书甚多！”孙中山说。
“诚然，先生著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诸同志都当竭诚奉行，还望先生为一总括之言……”
精通医学的孙中山知道自己的时日已不多，在汪精卫等人的反复要求下，便接受了国民党人的请求，根据事先拟定的草稿口授了三份遗嘱。其中第一份是《国事遗嘱》，由汪精卫笔录，全文如下：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第二份是《致苏俄遗书》，以英文口授，由鲍罗廷、陈友仁、宋子文、孙科等笔记。全文如下：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
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藉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
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
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另一份是《家事遗嘱》，全文如下：
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这三份遗嘱，原准备当场签署，但孙中山听到宋庆龄哀痛的哭声，担心她受不了这种刺激，于是决定暂缓数天。
一月七日，陈炯明乘孙中山于病危之中，兵分三路向广州进犯。广州留守政府决定组织东征军，讨伐陈炯明叛军。
东征军以黄埔学生军、教导团为主力，配有许崇智的粤军、范石生的滇军、刘震寰的桂军以及谭延闿的湘军。廖仲恺、蒋介石、周恩来与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罗加觉夫将军等密切合作，制定了周密的平叛作战计划。
二月一日，东征军英勇出师。在当地群众的协助下，东征军所向披靡，四日攻下石龙及东莞县城；十日肃清了广九铁路之敌；十五日攻下淡水；二十一日攻下平山；二十七日由彭湃领导的东江农民军配合作战，攻下了海丰。
东征军攻势迅猛，出乎敌人意料之外，许崇智的右翼军第二师在师长张民达、参谋长叶剑英指挥下，个个奋勇冲杀。当他们攻入海丰城内，陈炯明的“将军府”一片狼藉，厅堂悬挂的陈母大幅绣像、各省督军为陈母祝寿的绣帐绣屏、江西督军陈光远所赠景德镇名瓷、陈炯明的九头狮指挥刀、铜雀瓦古砚等贵重物品，均未及携走。
这时东征军兵员增加了一倍，土气高昂，锐不可当，陈炯明叛军望风而逃。惟滇军由于范石生、胡思舜等指挥不力，无大进展。
此后，东征军又连克潮安、汕头，张民达的第二师又分兵向黄冈、饶平、梅县、蕉岭追击残敌。叛军五万被击溃，陈炯明逃往香港，这次东征仅用了三十多天便大获全胜。
二月二十四日以后，孙中山病情更加恶化，全身浮肿。德国医生克利继续为其治疗，又请了留学日本的山东医生王纶用日本最新发明的治肺痈药水，每隔一日注射一次。连续注射七天，腹水有加无已。至三月十日，脉搏每分钟达一百五十六次，呼吸七十八次，体温如常。
由于肝脏已完全毁坏，孙中山全身浮肿，“百药罔效，群医束手”，孙中山的生命已走到尽头。但即使如此，他仍念念不忘革命工作。当广东传来捷报，孙中山十分欣慰，并令汪精卫电告胡汉民“不可扰乱百姓”。
三月十一日上午八时，在床边守护的何香凝见孙中山瞳孔开始放大，赶紧出来对汪精卫说：“孙先生的眼睛已开始散光了，赶快拿遗嘱来签字。”
大家怕宋庆龄再度悲泣，使孙中山不忍签字，何香凝、宋子文特意向宋庆龄作了说明。宋庆龄深知立遗嘱是关系国家民族利益的大事，便坚定地说：“已到这个时候了，我不但不能阻挠你们，我还要帮助你们！”
大家走到孙中山病榻前请示，汪精卫取出遗嘱请孙中山签字。宋庆龄含泪抬起孙中山颤抖得不能自持的手腕执钢笔在遗嘱上签字。这时，房间里的悲痛气氛达到了极点。孙中山神情安详，当他在遗嘱上签完字，护士上前移去炕桌时，他和蔼地对她说：“谢谢你，你的工作快结束了。”
周围的人再也忍不住了，失声痛哭起来。宋庆龄更是悲痛至极，泪水像一层薄膜覆盖着她那双半月形的大眼睛。
孙中山把儿子孙科、女婿戴恩赛等叫到床前说：“我久为病魔所扰，然今者吾已悉驱而去之矣。”并嘱咐他们要“善待夫人”。
孙中山又对走近床前的大伙说：“我这次放弃两广来北京，是谋求和平统一。我所主张统一的方法，是开国民会议，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建立一个新国家。现在为病所累，不能痊愈，死生本不足惜，但数十年为国民革命所抱定的主张不能完全实现，这是不能无遗憾的。希望各同志努力奋斗，使国民会议早日开成，达到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目的。那么我虽是死了，也是瞑目的。”
下午，孙中山的病情继续恶化，连说话都很困难。他握着何香凝的手，连喊两声“廖夫人”。
何香凝听到这沉重的呼唤，当着掩泪走近床前的宋庆龄说：“先生改组国民党的苦心，我是知道的，此后我誓必拥护孙先生改组国民党的精神。孙先生一切主张，我也誓必遵守。至于孙夫人，我也当尽我力量来爱护。”
“谢……谢……你……”孙中山脸上流露出感激的神情，他指着宋庆龄说，“彼亦同志一分子，吾死后望善视之，不可因其为基督徒人而歧视之。”
在旁的宋庆龄哭声悲切。
夜深了，天上挂着一弯凄冷的残月，几颗冻得发抖的星星一闪一闪的，像泪人的眼睛。处于昏睡状态的孙中山，忽然醒来呻吟不绝。他喃喃自语：“同志们……继续我的主义……”
以后呼吸艰难，不能连续说出完整的话语。孙中山在弥留之际，仍用断断续续的声音轻轻呼喊着：“和平……奋斗……救中国……”
此时，段祺瑞派许世英来探病，他在卧室门外行最后礼，恭敬地说：“大总统！段执政即要来见。”
然而，孙中山已不能言语了，他也无意听他们的鬼话。
公元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上午九时三十分，国民革命的领导人、三民主义的发明家、中华民国大总统、陆海军大元帅、中国国民党总理孙中山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闭上了他那渴望看到祖国独立富强的眼睛，享年五十九岁。[1]
作者简介
武立金，原总参某部副局长、天津市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