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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冶方
孙冶方
出生 (1908-01-01) 1908年1月1日(116岁)
江苏无锡
逝世 1983年1月1日(1983-01-01)(75岁)
国籍 中国
别名 薛萼果
职业 经济学家

孙冶方(1908-1983)原名薛萼果,化名宋亮、孙宝山、叶非木、勉之等,无锡玉祁镇人,模范共产党员,著名经济学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于1985年开始设立和评选,每两年评选、颁发一次,是迄今为止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

人物生平

户籍介绍

孙冶方(1908—1983年) 原名薛萼果,又名宋亮、一洲、宝山、勉之等。 江苏无锡市玉祁镇人。经济学家。

个人经历

1921年入高小读书。

1923年在无锡俟实学堂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4年底转为中共党员,任无锡党支部第一任书记,同时也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5年从事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同年11月受党组织派遣,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27年夏毕业后,在该校和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任政治经济学讲课翻译。 1928年回莫斯科中山大学继续任翻译。 1930年9月回国后, 任上海人力车夫罢工委员会主席,未几又改任人力车夫总工会筹备委员会主席。同年底,调任沪东区工人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席。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和左翼文化运动,积极参加组织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并编辑《中国农村》杂志,以孙冶方笔名发表了许多具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中国农村经济论文,在理论战线上对托派及王明的“左”倾错误进行了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在史沫特莱主编的《中国论坛报》担任撰稿人。 1933年与陈翰笙等发起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

1935年又开设新知书店、中国经济资料室,发行《中国农村》 月刊,并任月刊编辑,还任英文《中国论坛》通讯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9月调任中共江苏省委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后来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经济部门的领导工作。 1941年6月,去苏北根据地,在华中局宣传部任宣传教育科科长。后调华中局党校教学,并兼任教育科科长。1941年在华中党校工作期间,提倡加强理论与实际的联系,加强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其后还担任中共淮南津浦路西地委宣传部部长、苏皖地区货物管理总局副局长。在山东工作时任华东财办秘书长。 1949年随军到上海。任上海市军管会工业处处长。 新中国建立后,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上海财政经济学院(现上海财经大学)院长、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1977年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顾问、名誉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等职。 1982年9月,他抱病出席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同年12月16日,为表彰与学习孙冶方,中共社会科学院机关党委通过决定,授予他模范共产党员的称号。 1983年2月22日,孙冶方在北京逝世,终年75岁,骨灰撒入故乡太湖。

革命之路

孙冶方一生经历过种种磨难,青壮年时期冒着生命危险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曾被捕入狱;在抗日救国中被“口诛笔伐”,蒙受不白之怨;进入老年时期又遭受“无情”打击。他光辉的一生深受党支中央的重视、学术界的赞赏、广大群众的爱戴!下面叙述的是孙冶方在革命征途上的两个故事。

抗日救亡

孙冶方1

1937年7月7日,日寇进攻卢沟桥,中国军民奋起反抗,揭开了全国抗战的序幕。该月,孙冶方在《中国农村》等杂志上连续发表了《如何“维护民族工业”》《资本主义工业在中国》《中国当前的民族问题》三篇文章,紧紧围绕抗日这个中心来分析人力、物力、财力,唤起民众。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遭到中国守军的抗击,开始有组织的全面抗战。不久,中共江苏省委指定孙冶方(党内名字宋亮)负责新成立的省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的工作,并任文委书记。参加文委工作的还有夏衍、田汉、曹荻秋、于伶、顾准等人。 文委的活动中心是在周围被日军包围的上海租界里,那进被称为“孤岛”,文委的文化活动被称为“孤岛”文化活动。党直接领导干部出版社有复社、北社和新知书店,公开出版的报刊有《译报》、《上海周报》、《求知丛刊》等,秘密出版的有《时论丛刊》《内地通讯》等。在文艺方面,由文委委员于伶组织13个救亡演剧队,几乎动员了上海戏剧界的全部主力,其中包括著名演员袁牧之、金山、王莹,著名音乐家冼星海、著名戏剧家洪深、周信芳等人。声势之大,前所未有。孙冶方后来在提供的党史资料中说:“当时职业界、学生界、妇女界等群众团队都开展了业余演出抗日救亡话剧的活动。业余话剧团先在新光大戏院、璇宫剧场演出,后来在新世界商场下面绿宝剧场演出。这在上海戏剧界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周恩来知道后称赞说:“星期小剧场的工作搞得非常好!” 接着,孙冶方在9、10月间,又连续发表文章《最后胜利的把握在哪里》、《“非常时期乡村工作大纲”的修正》、《战时的农民运动》、《十月革命的教训》等,激励人们抗日救亡。

参加新四军

1940年8月,孙冶方接到党中央调他到延安工作的通知,便与夫人洪克平绕道香港、桂林、贵阳等,于次年初到达重庆。 1941年2月初的一个晚上,孙冶方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1928年莫斯科见过面的周恩来。周恩来开门见山的对孙冶方说,去延安的飞机已经没有了,并介绍孙冶方到新四军去工作。他说:“皖南事变中牺牲了许多好同志,现在胡服(刘少奇)正在重振新四军,那里很需要像你这样的骨干。”孙冶方夫妇听从了周恩来的安排,再经香港、到上海,由新四军交通员接应,于1941年7月1日到达苏北盐城新四军军部。 当天,孙冶方就受到了时任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刘少奇的热情接见。刘少奇对孙冶方说:“党校很重要,大多是县团级以上的干部……如果讲课时对某些疑难的理论问题自己没有把握,可随时向华中局请示。”孙冶方被华中局先后任命为华中局宣传教育科长,华中局党教育科长兼马列主义科教员。 1941年7月13日,孙冶方在编写《马列主义原理》教课书过程度中,写到《方法与理论》一章时,碰到了一个自己感到没有把握的问题,既对有些同志存在的经验主义和轻视理论学习的倾向怎么办,便给刘少奇写了一封请示信,刘少奇肯定了孙冶方的看法,并论述了革命理论对指导革命的重要意义,即《答宋亮周志》。 1942年春,华中局党校成立校长委会,孙冶方为校委会委员仍兼职教育科长。3月中旬,刘少奇离开新四军之前,为孙冶方平反了“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 任职情况 建国后曾经担任上海财经学院院长、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顾问、名誉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顾问。是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成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著作理论

著作

《关于国民经济建设和国家资本主义》《关于“资产阶级法权”》《关于改革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几点意见》《社会主义经济论》《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社会主义的若干理论问题》《孙冶方选集》《中国社会性质的若干理论问题》。 孙冶方不仅在经济理论上造诣深,而且有胆识、有创见。许多经济学家曾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价值规律将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消灭而失去作用,而孙冶方却认为,价值规律不但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发生作

用,就是到了共产主义,只要存在社会化大生产,只要生产还按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个部类进行,商品流通就会发生,价值规律就仍要起作用。这些后来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思想,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却成了孙冶方的修正主义罪状。这位正直敢言的学者,因为维护和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就受到迫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带上镣铐关进监狱达7年之久。孙冶方同志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方面,也提出过不少独到的见解。他在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的一些文章、报告里说过,研究经济管理体制,不能总是强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那是属于国家政体的问题,从经济学角度看,所谓管理体制,首先是作为国民经济细胞的企业的管理体制,其核心是企业的权力和责任问题。他主张,为了调动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必须扩大企业的权限,把固定资产折旧和设备更新的权责,交给基层企业。同时,把产品在原来协作关系、供销关系范围以内的供产平衡工作,下放给企业自行处理。

学术观点

孙冶方提出社会主义企业的"分权模式":扩大再生产权力归国家,简单再生产权力归企业。主张抽象法,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与价格一致,抽象掉了社会必要劳动量的统计过程,有脱离实际统计数据的倾向。反对长官经济、命令经济,主张技术更精密、计算更精确的计划经济;只承认产品经济,而不承认商品经济;强调价值规律,但仅仅是把价值规律建立在产品经济,而非商品经济的基础之上;不赞成通过自由市场,通过竞争来决定价格;认为价格不是由供求关系决定,是由生产价格决定的,而生产价格是可以通过计算而被掌握的;不承认企业是商品生产者,不承认人们的经济利益差别,从根本上排斥市场机制坚持"利润是考核企业经营好坏的综合指标"。坚持"利润是考核企业经营好坏的综合指标",坐牢也不放弃该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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