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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字义疏证》,是清初学者戴震晚年的作品,共三卷,初稿原称《绪言》,《孟子私淑录》,戴震通过解释《孟子》中的“理”、“性”之说,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是其一生哲学思考的总结晶。段玉裁《东原先生年谱》载戴东原作札记:“朴生平著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此正人心之要。今人无论正邪,尽以意见误名之曰理,而祸斯民,故《疏证》不得不作。”

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着重于批驳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念[1],他指出“举凡民之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咸视为人欲之甚轻者矣,轻其所轻,乃‘吾重天理也、公义也’,言虽美,而用之治人,则祸其人。”“今虽至愚之人,悖戾恣睢,其处断一事,责诘一人,莫不辄曰‘理’者,自宋以来,始相习成俗,则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因以心之意见当之也。于是负其气,挟其势位,加以口给者,理伸;力弱气慑,口不能道辞者,理屈。呜呼!其孰谓以此制事,以此制人之非理哉?”“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达之于上,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虽怜之。”程朱的“理欲之辨,适成忍而残杀之具”,“诚见夫诐辞邪说之深入人心,必害于事,害于政,天下披其祸而莫之能觉也。”戴震并指责程朱“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书中也批判宋儒的理学其实已杂以老庄哲学以及佛学,“程朱以理为如有物焉,实杂乎老庄释氏之言”,“程子朱子之学,借阶于老庄释氏,故仅以理之一字易其所谓真宰、真空者,而余无所易”。

此书约于乾隆四十一年冬之后完成,在此之前戴震仅与彭际清以书信讨论过书中内容,也就是〈与彭进士允初书〉,此一信函长达五千言,实际是用来答复彭际清的〈与戴东原书〉。《孟子字义疏证》一书在戴震生前并没有得到认同,他的朋友不再与他联络,为躲避翁方纲、方东树等人责难,戴震甚至搬到范氏颖园去住。戴震曾以《孟子字义疏证》给彭绍升看,彭不满意戴震批判程朱“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的说法。戴震回信表示“程朱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启天下后世人人凭在己之意见而执之曰理,以祸斯民。更淆以无欲之说”。章学诚在戴震逝世后指责戴震“心术不纯”和“丑詈程、朱,诋侮董、韩”。唯独洪榜对此著倍加推崇:“夫戴氏论性道,莫备于其论《孟子》之书,而所以名其书者,曰《孟子字义疏证》焉耳。然则非言性命之旨也,训故而已矣。要之,戴氏之学,有功于《六经》孔孟之言甚大,使后之学者,无驰心于高妙,而明察于人伦庶物之间,必自戴氏始也。”。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洪榜应戴震之子戴中立之请撰写《戴震行状》中认为戴震功“不在禹下”,又将《答彭进士允初书》一文载入其中,朱筠却表示说:“可不必载,性与天道不可得闻,何图更于程朱之外,复有论说乎?戴氏所可传者不在此。”洪榜再次写信与之辨论:“阁下谓程朱大贤,立身制行卓绝;岂独程朱大贤,立身制行卓绝,陆王亦大贤,立身制行卓绝;即老释亦大贤,立身制行卓绝也。惟其如是,使后儒小生闭口不敢道。宁疑周孔,不敢疑程朱。而其才智少过人者,则又附援程朱以入老释。”。张舜徽认为:“戴氏一生知已,要必以榜为最密矣。考论戴学得失者,必取资于是编”。

评价

  • 方东树对《孟子字义疏证》一无好感,他说:《孟子字义疏证》“戴氏自谓正人心之书。余尝观之,轇轕乖违,毫无当处,《原善》亦然”[2]
  • 焦循是肯定戴震的第一人,他说:“循读东原戴氏之书,最心服《盂子字义疏证》。说者分别汉学宋学,以义理归之宋。宋之义理诚详于汉,然训诂明乃能识羲文周孔之义理。宋之义理,仍当以孔之义理衡之,未容以宋之义理即定为孔子之义理也。”焦循的《论语通释》即是仿《孟子字义疏证》之作。
  • 章太炎论述:“震(戴震)始入四库馆,诸儒皆震竦之,愿敛衽为弟子,天下视文士渐轻,文士与经师始交恶。”“震为《孟子字义疏证》以明材性,学者渐薄程朱。桐城诸家,本未得程朱要领,徒援引肤末大言自壮,故尤被轻蔑 。”
  • 钱穆既仰视朱熹如此,自不能容忍批宋攻朱之论,故斥东原所论“激越”、“深刻”、“诋毁逾分”,于东原颇致憾焉,亦因而下视东原曰:“余观船山议论,颇多与东原相同,然船山极尊宋儒……其识超于东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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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