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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氏春秋

左氏春秋
春秋左传.jpg

来自 网易网站 的图片

作品别名:左氏春秋、左传、春秋左氏传

作者:相传为左丘明创作

年代:作于公元前453~前386年之间

类别:编年体史书 

春秋左氏传》(Zuo’s Commentary),原名《左氏春秋》,汉代时又名《春秋左氏》《春秋内传》,汉代以后才多称为《左传》。 《春秋左氏传》共三十五卷,是儒家经典之一且为十三经中篇幅最长的,在四库全书中列为经部。记述范围从公元前722年(鲁隐公元年)至公元前454年(鲁悼公14年)(另有说法为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即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468年) 《左传》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的左丘明为《春秋》做注解的一部史书,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为“春秋三传”。它是中国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同时也是杰出的历史散文著。

目录

介绍

《左传》的记叙范围起自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作品中主要记载了东周前期二百五十四年间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方面的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是研究中国先秦历史很有价值的文献,也是优秀的散文著作。 《左传》传文比《春秋》经文多出13年,实际记事多出26年(最后一件事为略提三家灭晋)。以《春秋》记事为纲叙事,其中有说明《春秋》书法的,有用实补充《春秋》经文的,也有订正《春秋》记事错误的。全书绝大部分属于春秋时候事件,但全书的完成已经进入战国时期。这些都说明《左传》与《春秋》的密切关系。 春秋与左传的关系

《左传》以《春秋》为本,并采用《周志》《晋乘》《郑书》《楚杌》等列国资料,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桓谭《新论》进一步认为:"《左氏》经之与传,犹衣之表里,相持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杨伯峻在《左传》一文中归结《左传》传《春秋》的方式共有四种:即"说明《春秋》书法、用事实补充《春秋》、订正《春秋》的错误和增加无经的传文。"

另有一种观点认为《左传》是一部独立的史书,和《春秋》没有直接的联系,西汉的今文经博士即"谓《左氏》为不传《春秋》"。晋人王接说:"接常谓《左氏》辞义赡富,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公羊》附经立传,经所不书,传不妄发,于文为俭,通经为长。"陈商说:"孔圣修经,褒贬善恶,类例分明,法家也;左丘明为鲁史,载述时政……以日系月……本非扶助圣言,缘饰经旨,盖太史氏之流也……夫子所以为经,当与《诗》《书》《周易》等列;丘明所以为史,当与司马迁、班固等列。" 清人刘逢禄、皮锡瑞均认为《左传》是一部独立的史书,皮锡瑞在《经学通论·春秋》充分肯定了王接之说,并且引用庄公二十六年《传》:“秋,虢人侵晋。冬,虢人又侵晋。”杜预《集解》云:“此年《经》《传》各自言其事者,或《经》是直文,或策书虽存而简牍散落,不究其本末,故《传》不复申解,但言传事而已。”。 《左传》有不少解经的内容,例如“君子曰”、“五十凡”等,但很明显是加工的痕迹,多数都没有与传文融为一体。宋人林栗说:“《左传》凡言君子曰是刘歆之辞。”《春秋》的一些经文没有相应的《左传》传文,例如《春秋·隐公二年》:“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杜预注:“无传。” 《左传》的传文没有相应的《春秋》经文,例如《左传·襄公十五年》:“(冬)郑公孙夏如晋奔丧,子蟜送葬。”此条无相应的《春秋》经文。亦有“《经》《传》不尽同”“《经》后之《传》”者。

一批被盗卖至海外的战国楚简,由浙大校友出资于2009年得以从海外回归,并入藏浙大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经过两年多的整理考释,浙大古文字学家曹锦炎主编的《浙江大学藏战国楚简》由浙大出版社正式出版。 2012年4月24日,该书在浙大紫金港校区举行首发布 这批战国楚简是浙大艺术与考古博物馆的第一批藏品。首发式现场,2300多年前的战国楚简正式与世人见面。大部分完简(含缀合后)都在23厘米左右,相当于战国尺约一尺,简头、端修治平齐。3枚较长的简上端平齐,下端成尖弧状,尤为特殊,尚属首见。据介绍,这批楚简初置于一个木胎漆盒内,经清理,共编号为324号,缀合复原后完整简约160枚;字迹清晰,墨色厚重,文字抄写洒脱,颇有行草意趣。 这批印迹斑斑、长短不一的楚简与流传的《左传》内容基本一致,首次证实《左传》的成书时间至少在战国时期,从而破解了千百年来关于《左传》的真伪之争,明确了其作为中国第一部叙事完整的编年体史书的历史地位。

作者

左丘明(约前502—约前422年) 春秋末期鲁国都君庄(今山东省肥城市石横镇东衡鱼村)人,姓丘,名明,因其父任左史官,故称左丘明(关于左丘明的姓名,长期以来由于先秦及汉代文献对左传作者左丘明的记载非常有限,历代学者就左丘明氏字名情况问题争论不休、众说纷纭。一说复姓左丘,名明;一说单姓左,名丘明,但史载,左丘明乃姜子牙后裔,嫡系裔孙丘(邱)氏较为可靠,旁系左氏有待商酌)。春秋末期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散文家、军事家。与孔子同时或者比孔子年龄略长些。 左丘明知识渊博,品德高尚,孔子言与其同耻。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太史司马迁称其为“鲁之君子”。 左丘明出身的家族世代为史官,曾与孔子一起“乘如周,观书于周史”,据有鲁国以及其他封侯各国大量的史料,所以依《春秋》著成了中国古代第一部记事详细、议论精辟的编年史《左传》(又称《左氏春秋》),又作现存最早的一部国别史《国语》,作《国语》时已双目失明,两书记录了不少西周、春秋的重要史事,保存了具有很高价值的原始资料。

由于史料详实,文笔生动,引起了古今中外学者的爱好和研讨,他被誉为“文宗史圣”、“经臣史祖”、“百家文字之宗、万世古文之祖”,成为中国史家的开山鼻祖。《左传》重记事,《国语》重记言。历代帝王对左丘明多有敕封:唐封经师;宋封瑕丘伯和中都伯;明封先儒和先贤。 左丘明的思想在当时较多地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山东泰安建有丘明中学以纪念左丘明。

成就

与上述史学成就相比,《左传》的文学价值比较容易受到忽略。其实,从我国古代文学的演变过程来看,《左传》在这一领域同样有其独特而重要的历史地位。概略而言,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左传》显示了由单纯记史向注重剪裁史料、精于谋篇、善于敷演故事的重要跨越,空前而触目地增加了叙事的形象性、生动性(尤其一些战争的叙写最有特色),从而体现早期史书中文学成分的显著积累。在先秦文学史上,《左传》出现,预示着散文的发展已经面临更加广阔的天地。 二、《左传》在铺叙事件过程中,第一次展现了一批有着各自经历和不同性格的历史人物,虽非完全着意而为,却也时有渲染、夸饰之笔,客观上积累了形象塑造的宝贵经验,为此后传记文学、历史小说涌现提供了难得的启示、重要的借鉴。 三、《左传》语言简洁而准确,生动而富于表现力,注意细致描摹,长于运用比喻,达到了很高成就,常被后代视为某种规范;其特具的文学色彩与文学价值,也是此前记事文字中所罕见的。 四、从总体看,《左传》思想深邃、文风朴厚,叙事、状物精彩而富于多样性,留下了许多久经传诵的佳作,其中不少业已成为后世人们称文的典范。清初吴楚材、吴调侯编选历代堪称“观止”的优秀古文,所收《左传》各篇(节)竟达三十三则之多,可见一斑。此外,《左传》丰富的内容,多姿多彩的历史故事,还作为一部分重要的创作素材为后代的小说、戏曲所利用和发挥,这在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也是并不多见的。 应该强调的是,由于自两汉以迄明、清,《左传》先被视为“解经”之作,其后更升格于重要经书的行列,它在我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一度被推崇到至高的地步。唐初孔颖达奉诏撰“五经正义”,于“三传”中特重左氏一家,《左传》更获得与《易》《书》《诗》等主要经学元典几相比并的突出地位。 隋唐以后,科举考试以《左传》为重要科目之一,进一步促成了其书流传的普泛性。两千年来,有关《左传》的注疏、考订和论评,可谓代不乏见、数量繁多,清初彝尊《经义考》,收录此前各类《左》学著作九十四种;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上海图书编纂《中国丛书综录》,收历代《左传》注、疏、论的各种书目达两百一十余种之多。 《左传》经学地位的形成,有力地推动了其书的流传,愈益张扬,扩大了它在史学、文学等各方面的积极影响,同时,也为《左》学的发展添加了一些复杂化、神秘化的内容,值得辨析。

思想倾向

《左传》中的人物与事件是按照历史资料来编写的,但作者在记叙这些历史人物和事件时,也表现出一定的思想观点和政治倾向。这种思想在伦理道德、政治主张、强调等级制度、尊卑观念等方面接近儒家。 首先,揭示了社会变革的历史趋势。作者以敏锐的历史眼光,记述了周王室的衰落和诸侯的争霸、公室的卑弱和大夫的兼并,表现了新旧势力的消长,揭示了社会变革的趋势。作者在记述历史事件的过程中,表达了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和理解,并站在儒家立场上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做出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道德伦理评价,为人们提供历史的借鉴。《左传》发展了《春秋》笔法,通过对事件过程的生动描述、人物言行举止的展开描写,来体现道德评价。比如庄公十年叙述“曹刿论战”中曹刿与鲁庄公的一段对话,就是通过曹刿的话语传达出作者的思想。同时,《左传》创立了“君子曰”的新形式,在叙事中或叙事结束后直接引入议论,对事件或人物作出道德评价,以此表明作者的态度。 其次,强调人的意义,重视民的作用。春秋时期,随着历史的进步和社会变革的广泛兴起,神的地位逐渐下降,人的地位逐步上升,一些进步的政治家已经理性地认识到人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意义。昭公十八年记载,夏五月气候干燥,因而宋、卫、陈、郑等不少国家都发生了火灾。郑大夫裨灶主张用宝物祭祀神灵以祈求福佑,子大叔也认为宝物具有“保民”、“救亡”的作用,而郑相子产则提出“天道远,人道迩”的观点,认为靠“天道”无法解决人事的问题。结果是郑国没有进行祭祀,由于加强了人的管理,也没有再发生火灾。桓公六年记载随国大夫季梁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庄公三十二年记载周大夫史嚚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这些记载都鲜明地表现出,在天与人的关系上,《左传》更强调人的意义。 《左传》还注意暴露丑恶,褒扬美善。作者本着“不隐恶”的态度,对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诸如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僭越篡逆、互相残杀和贵族们的荒淫无耻、奢侈糜烂的生活以及他们虚伪奸诈、贪婪残暴的性格,进行了如实的记录和描写。宣公二年记载的“晋灵公不君”,写晋灵公不行君道,暴虐成性,从高台上用弹弓射人取乐,只因煮熊掌不熟便杀了厨师,最终酿成了晋国的政治灾难。《左传》更注重褒奖美善,记述了许多人物不顾个人安危奔赴困难的感人事迹,歌颂了这些人物的爱国情怀。如僖公三十三年记载的“弦高犒师”,为郑国争取了主动,使来犯者不敢轻举妄动;定公四年,吴军入郢,楚臣申包胥哭秦庭感动了秦哀公,出师击退了吴军,挽救了楚国;定公十年齐鲁夹谷之会中,孔子以智慧、以勇武、以礼仪保护了鲁定公,收回了被晋国占领的的鲁国边邑,打击了晋定公的嚣张气焰。

视频

居安思危,思而有备,备者无患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