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寅之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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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 庚寅之劫 发生时间: 顺治七年（1650年）11月24日到12月5日 发生地点: 广州 主要人物: 尚可喜、耿继茂 别 名: 杀人十八甫；填尸体六脉渠 事 件: 平南王尚可喜部清兵在广州的屠城暴行 |
庚寅之劫，又称杀人十八甫、填尸体六脉渠，指1650年（清顺治七年，南明永历四年，庚寅年）11月24日到12月5日平南王尚可喜 部清兵在广州的屠城暴行。
顺治七年（1650年）11月24日，平南王尚可喜与靖南王耿继茂指挥的清兵在围城近十个月后，经过惨烈的战斗，包括筑垒相逼，以楼车攻城，及动用荷兰炮手，使广州城被破，随后对据城死守的广州居民进行了长达十二天的屠城暴行。
据清代官方史载，这场屠城，斩“兵民七十万余”，又“追剿余众至海滨，溺死者无算”，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杀死，死亡人数根据收尸的和尚统计为七十万。[1]
目录
事件背景
尚可喜，原籍山西洪洞，后徙辽左海州卫，为明辽东广鹿岛副将。天聪八年（1634），因受东江总兵沈世魁之加害而被迫降后金。后伐朝鲜，击李自成，顺治六年（1649年），尚可喜被册封为平南王，此后，便受命带领清兵南征广东。次年二月，清军攻至广州城下，开始了长达九个月的围城攻坚。至十一月，广州城破。随即就发生了影响深远的大屠杀事件——广州“庚寅之劫”。
事件经过
“清顺治六年十月，满清大军抵达广州，围困城池长达10个月，最终攻下城池，平南王尚可喜率清军攻陷广州之后，屠城十日，尸横遍地。”
城破之后，平南王不曾放过这些誓死守卫的自己家园的平民，毅然下令屠城。据记载，当时的广州城内一片狼藉，清兵进入广州城后抢夺一切可以抢到手里的东西，遇到的人不管男女老少，见人就杀。城内的人死伤无数，侥幸逃出城外的人也没有得到生路，官兵一路追堵，将他们活活逼死在海滨之边。有一定资金的人，利用这笔资金纷纷谋求生路，但更多的人还是被迫的永远的沉睡在这场灾难之中，这场屠杀一直延续十二天，事后，广州城内几乎没有活口。
屠城数据
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志--宗教志》记载：“清顺治七年(1650)，清军攻广州，死难70万人。在东郊乌龙冈，真修和尚雇人收拾尸骸，‘聚而殓之，埋其余烬’，合葬立碑。”
黄佛颐的《广州城坊志》引用清人方恒泰《橡坪诗话》的记载：“城前后左右四十里，尽行屠戮，死者六十余万人。相传城中人士窜伏六脉渠约六七千人，适天雨，渎溺几尽，其所存仅二人，双门底刘中山其一也。”“止有七人躲入大南门瓮城关帝庙神像腹中，得免诛戮。”
《清史稿·卷二百三十四》记载“继茂与可喜攻下广州，怒其民力守，尽歼其丁壮。”
《顺治实录》记载伪清屠城令：“其据城逆命者，并诛之。”清军屠城布告：“谕南朝官绅军民人等知道：……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清史稿》：国语谓汉军“乌真超哈”，哪国的国语把“汉军”叫做“乌真超哈”？当然不是汉语，而是满语。
当时人戴耘野《行在阳秋》记载了广州市全民抵抗的英勇情形：“城中人亦撄城自守，男子上城，妇女馈饷（送饭）。清兵环围城外……”
查继佐《罪惟录》：北师两王攻广州不遗力，杜永和督守勤；副将张月总陆兵、吴文敏统水师，背城出战，多捷。”入侵者损失惨重，清将尚可福等被打死，《尚氏宗谱》记载清军尸体在攻城地点下堆得几乎和城墙一样高。
《广东通志》等史料记载：“杀七十万人”。这是最低限度的估计。
林文陔《浅析建国前佛山商业的兴衰》：“明末清初的战争，使广州遭尚可喜、耿继茂两藩屠城，当时广州死者70多万人。”
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志--宗教志》：“清顺治七年（1650），清军攻广州，死难70万人，在东郊乌龙冈，真修和尚雇人收拾尸骸，‘聚而殓之，埋其余烬’，合葬立碑。”
“甲申更姓，七年讨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极。血溅天街，蝼蚁聚食。饥鸟啄肠，飞上城北。北风牛溲，堆积髑髅。或如宝塔，或如山邱。五行共尽，无智无愚，无贵无贱，同为一区。”（《祭共冢文》王鸣雷）亲眼目睹了这次屠杀的王鸣雷，描绘人头堆积的像山丘和宝塔一样高。
“纵兵屠掠，遗骸十余万”，揭阳县观音堂海德和尚等收尸聚焚于西湖山，将骨灰葬在西湖南岩。福建同安县屠城死难5万余人，梵天寺 主持释无疑收尸合葬于寺东北一里之地，建亭“无祠亭”，墓碑上则刻“万善同归所”。
《平南王元功垂范》记载南明永历七年（1653年）九月十四日，满清“靖南将军”哈哈木在广东潮州府进行屠城。“是年满清“潮州总兵”郝尚久反正归明，响应李定国大军。李定国兵败西撤后，郝尚久势单力薄。满清军队在包围潮州一月有余之后，攻陷府城，郝尚久自杀殉国。满清军屠城，斩杀无算”。
清初人钮琇《觚賸》记载，在城外成堆焚化的死难者残骸堆积得如同山丘，最后形成了令后人无比悲痛的大墓——“共冢”：“再破广州，屠戮甚惨，居民几无噍类。浮屠真修曾受紫衣之赐，号紫衣僧者，募役购薪聚胔于东门外焚之，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因筑大坎瘗焉，表曰共冢。”
大意：满清攻破广州，大屠杀很悲惨，市民几乎没留活口。释真修法师曾被明朝皇帝赐给紫衣，号称紫衣僧者，他出钱雇人、买柴，把死难者的遗体运到东门外堆积，用火焚烧，骨灰成山，行人在二三里外望去，如同积雪。
清军文书的陈殿桂后来写咗《雄州店家歌》回忆：“家家燕子巢空林，伏尸如山莽充斥。死者无头生被掳，有头还与无头伍。血泚焦土掩红颜，孤孩尚探娘怀乳。”
而《番禺县志》记述“庚寅之劫”慨惨状就提到番禺典吏丁有仪夫妇被杀之后：“越日，所弃儿匍匐尸旁，犹吮其（母亲之）乳，过者无不泪下。”（古代广州城区由两县分管，东南区为番禺县，西北区为南海县）濒死婴儿出于本能，寻找死去母亲，吮吸尸体慨乳房，几咁惨不忍睹！
倪在田《续明纪事本末》“可喜屠广州，孑遗无留；逸出城者，挤之海中。”少数逃出城的市民，也被城外的清寇赶进海里淹死！在一片天愁地惨的最恐怖气氛之中，不少市民特别是妇女知道没有活路，只好自尽。“张月等犹击败可喜军，烧其铁甲去；又以炮碎可喜及耿继茂案，二人方共食，幸不死。可喜以兵攻西门，月（张月）以大炮击之，杀其兵千人。”我军两广总督杜永和（杜允和）三战三胜，受到中国政府嘉奖。最后，满清侵略军只好靠收买叛徒范承恩打开缺口，总算才可耻地攻入。尚可喜等二鬼子必然恼羞成怒报复，使广州人民遭到5年前扬州人民的悲惨命运。（大同守城八月之久，也被清寇下令“官吏兵民，尽行诛之”！）
西亭凌雪《南天痕》：“……攻围十阅月不能破。……及冬，偏将范承恩谋内应，决台之水，……十一月二日，城破，屠之。”
除了《清史稿》及广东地方文献外，17世纪的来华的意大利籍耶稣会传教士卫匡国及荷兰人约翰·纽霍夫（Johan Nieuhof或Joan Nieuhof）也记述了这次大屠杀。
海外评价
美国汉学家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在其着作《洪业——清朝开国史》（The Great Enterprise: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the 17th Century）提及当时“……尸体在东门外焚烧了好几天。……这个焚尸的火堆，在许多复明分子的心目 中，标志着明朝重建希望的真正破灭……直至19世纪，仍可看见一座积结成块的骨灰堆。”。
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M. martini，1614—1666）的《鞑靼战纪》记载“大屠杀从11月24日一直进行到12月5日。他们不论男女老幼 ，一律残酷地杀死，他们不说别的，只说：杀！杀死这些反叛者。但鞑靼人饶恕了一些炮手以保留技术为自己服务，又饶恕了一些强壮的男人，为他们运送从城里抢到的东西。最后，在12月6日发出布告，禁止烧杀抢掠。除去攻城期间死掉的人以外，他们已经屠杀了十万人 。”
当时荷兰联合省东印度公司使臣约翰·纽霍夫（John Nieuhoff）在《在出使中国鞑靼大汗皇帝朝廷》一书中记述：“鞑靼全军入城 之后，全城顿时是一片凄惨景象，每个士兵开始破坏，抢走—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哭声震天；从11月26日到12月15日，各处街道所听到的，全是满洲滞纳拷打、杀戮无辜平民的声音；全城到处是哀号、屠杀、劫掠！凡有足够财力者，都不惜代价以赎命，然后逃脱这些惨无人道的满洲滞纳之手。
”这些当时在粤的外籍人的记述，更可能是依据自己的真实观察，记述了广州城发生的事。均表明，震慑反叛(1646年清兵已经首次攻陷 广州)的屠城行动持续了一段时间。
《剑桥中国明代史》“1650年秋末，清军突破明朝在广东和广西的防御。11月24日（公历），尚可喜终于攻克广州，他使这座城市（它顽强地坚持了八个半月）遭受一次可怕的大屠杀。”而满清立场的《四王合传》、《清史稿》都说“围合十阅月”，是指围城日期跨了10个月份。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率清军南征岭峤，史称“两王入粤”。在两王平定粤地的过程中，尚可喜对羊城进行了残暴的屠戮和劫掠。
戴耘野《行在阳秋》记载：“初二日，清陷广州，屠之。……百万人民，尽死于内”。
屈大均为守城牺牲的回民将领羽凤麒写的悼词中说：“国殇百万，于尔尊崇”，意思是百万死难者中，羽公您死得很崇高。当时人陈恭尹《番禺黎氏存诗汇选序》也说“竹帛烟销，与百万生灵俱烬”，指黎氏作品和百万生灵一起在大屠杀中毁灭了。所以说死难者很可能接近100万人。
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志——宗教志》：“清顺治七年（1650），清军攻广州，死难70万人。在东郊乌龙冈，真修和尚雇人收拾尸骸，‘聚而殓之，埋其余烬’，合葬立碑。”
林文陔《浅析建国前佛山商业的兴衰》：“明末清初的战争，使广州遭尚可喜、耿继茂两藩屠城，当时广州死者70多万人。”
满清贼寇在大屠杀后，往往故意留一些僧侣不杀，让这些幸存者来清理屠场，《扬州十日记》：“谕各寺院僧人，焚化积尸”。《嘉定乙酉纪事》：“城中无主，积尸成丘，惟三四僧人，于被焚处，拆取屋木，聚尸焚之。”清寇攻陷潮州，“纵兵屠掠，遗骸十余万”，揭阳县观音堂海德和尚与居士钟万成赶来，收尸聚焚于西湖山，将骨灰葬在西湖南岩，在葫芦山南侧山腰建普同塔超度亡灵。福建同安县屠城死难5万余人，梵天寺主持释无疑等8人，负尸合葬于寺东北一里之地，建亭立碑，亭为“无祠亭”，墓碑上则刻“万善同归所”。在广州也是如此。
轶事和有关建筑
正是因为攻陷广州后大规模的屠杀，据说让这场灾难的制造者尚可喜从此陷入了无穷无尽的噩梦之中。终日不得安宁的他，经常流连于各种各样的寺庙道观，企图能获得心灵的平静。在海幢寺，他遇到了当时的住持天然和尚，在天然和尚的点拨下，尚可喜似有顿悟，想为自己所做之事做些弥补。于是，他听从了天然和尚的劝导，牵头扩建海幢寺，以超度在十日屠城中屈死的亡魂。
天然和尚趁尚可喜的支持，广结善缘，发动更多人募捐，官府内外掀起募捐热潮，尚可喜的妻子，王妃舒氏捐建大雄宝殿，尚可喜本人捐资建天王殿，总兵许尔显捐资建韦驮殿、伽蓝殿，广东巡抚刘秉权捐资建山门……本来普通而狭小的海幢寺以惊人的速度壮大着：集香厨、大悲阁、药师佛母堂、幢隐庐、惜阴轩、就树轩、静观楼、闻清钟阁、地藏阁、悟闲堂、画禅堂、诸天阁、塔殿、云水堂、客堂、库房、经坊、普同塔等建筑一一兴建，最开始的佛堂、准提堂也被改为客堂，环以回廊，以增壮观。本来朴素之极的海幢寺，开始尽用绿色琉璃砖瓦盖顶，在当时这是最为华丽名贵的建筑材料，显赫的王府也不见得使用，海幢寺可谓极尽排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