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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张东荪'''（1886年12月9日—1973年6月2日） ，祖籍浙江杭州 ，原名 张 万田，曾用笔名“圣心”，晚年自号“独宜老人”。<b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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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现代 著名学者、 哲学家、政治活动家、政论家、报人。曾为研究系、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民主社会党领袖之一， 在 中国民盟 曾就任 中央常委、秘书长 等职务。<b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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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作为学者，他被研究者称为“输入西洋哲学，方面最广，影响最大的人”；<b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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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作为报人，参与创办被誉为五四时期三大报纸副刊之一《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主办了《解放与改造》等多种时政刊物；<b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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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作为政论家，他总是力图坚持自己的立场，发出自己的声音 。<ref>[http://m.sohu.com/a/127108228_556513 张东荪]，手机搜狐网，2019-02-21</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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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张东荪'''（1886年12月9日—1973年6月2日），原名万田 | ||
==生平简介== | ==生平简介== | ||
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后，任中国公学大学部学长兼教授，国立政治大学、私立光华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辛亥革命后，曾参加袁世凯的御用政党--进步党。五四时期依附北洋军阀，为研究系重要成员之一，主编其机关报《时事新报》。1912年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府秘书。 | 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后，任中国公学大学部学长兼教授，国立政治大学、私立光华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辛亥革命后，曾参加袁世凯的御用政党--进步党。五四时期依附北洋军阀，为研究系重要成员之一，主编其机关报《时事新报》。1912年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府秘书。 | ||
於 2019年2月21日 (四) 20:30 的修訂
張東蓀（1886年12月9日—1973年6月2日），祖籍浙江杭州，原名張萬田，曾用筆名「聖心」，晚年自號「獨宜老人」。
現代著名學者、哲學家、政治活動家、政論家、報人。曾為研究系、中國國家社會黨、中國民主社會黨領袖之一，在中國民盟曾就任中央常委、秘書長等職務。
作為學者，他被研究者稱為「輸入西洋哲學，方面最廣，影響最大的人」；
作為報人，參與創辦被譽為五四時期三大報紙副刊之一《時事新報》的「學燈副刊」，主辦了《解放與改造》等多種時政刊物；
作為政論家，他總是力圖堅持自己的立場，發出自己的聲音。[1]
生平簡介
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畢業。回國後，任中國公學大學部學長兼教授，國立政治大學、私立光華大學、燕京大學、清華大學教授。辛亥革命後，曾參加袁世凱的御用政黨--進步黨。五四時期依附北洋軍閥，為研究系重要成員之一，主編其機關報《時事新報》。1912年出任南京臨時政府大總統府秘書。
1921年曾參加過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會議，不久，以介紹新思想新文化為名，與梁啓超等人宣揚基爾特社會主義，挑起了關於社會主義的論戰。大革命後，加入張君勱組織國家社會黨，出版《再生》雜誌，宣傳國家社會主義，編輯《自由評論》，參與蔣介石的文化"圍剿"。1941年參加中國民主政團同盟(1944年9月改稱中國民主同盟)，先後任華北支部委員、主任委員。1944年9月被選為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執行委員，1946年1月，作為民盟代表之一，出席重慶政治協商會議。1946年8月，國家社會黨與民憲政黨合併，組成中國民主社會黨，為主要領導人之一。在此前後，著文反對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宣揚走"中間道路"。
1948年曾參與北平和平解放的活動。建國後，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全國政協委員、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民盟常務委員等職。1951年因捲入"美國特務案"，於1951年6月被破獲後，撤消了其民盟內外一切職務，並於1953年5月被開除出民盟。1973年6月2日逝世於北京"秦城"監獄。
哲學思想
張東蓀的被重新發現，也只是近兩三年來的事，比較集中的大概是在上海。復旦大學的張汝倫先生曾在《讀書》上介紹張的哲學思想，算是近年國內比較早的注意張的思想的人，還有復旦的吳孝武先生，他以張的哲學思想為自己碩士論文的研究對象，他的研究成果已發表在《中國文化》上，並引起許多人注意。還有張耀南先生編輯了一本張東蓀的文選，並且出版了。這些都是已問世的成果。另外在民間，據我所知，戴晴正準備寫張的傳記，湖北荊沙市程朝富先生更是傾其精力和錢財，收集張的專著和文章，準備為其編撰文集。張的被重新發現，首先是許多學界人注意到他思想的價值，還有就是他後半生的坎坷命運。
喜愛哲學
張東蓀從來就沒有脫離哲學，他一直是那個時代中國哲學舞台上的主角，因為這是和他文化救國的信念息息相關的事業。1918年底，梁啓超決定赴歐洲考察，途經上海時，與張東蓀、黃潮初暢談一通宵，張東蓀曾表示，此後"誓不為政治性質的運動"，要以"教育、著書、譯書"終其一生，為中國思想文化界盡其力量。在五四時期，張東蓀就認為"要起中國的沉疴非徹底輸入西方文化不可，所謂輸入西方文化自然是指科學而言，然而輸入科學卻非先改變做人的態度不為功。所以輸入科學而求其徹底，則非把科學的祖宗充分輸入不可。科學的祖宗非他，西洋哲學便是。……我們介紹科學不求徹底則已，如要徹底則非充分介紹哲學不可。"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張東蓀就開始對西方現代哲學各種流派都作了介紹，而尤其注重於柏格森的創化論、羅素的新實在論、穆耿的新創化論、相對論哲學及康德的知識論，在這個過程中逐步形成了他"西學為體，中學為用"的文化認識論。當時的中國學人要麼是徹底地崇拜西洋科學;要麼是固守中國文化優越的論調。和這些人不同，張東蓀卻做到了對中西方思想的融會貫通，他看到了單純的科學崇拜對拯救中國無濟於事，科學觀念一定要結合中國傳統的重視人的思想，這是迄今都非常先進的思想。時人張青元對張東蓀哲學造詣的評價是:"張先生之可欽，因為他的學風純是中國的;他雖浸淫於歐洲思想，而絕不盲從歐洲思想，他不曾到過歐美，然而他讀的西洋典籍，據我所知，卻比任何一個留學生都多。"張東蓀這種學術上的功力充分地展現在了他當時參與的兩次探討中國走向的文化大討論上。
家庭生活
1886年，張東蓀出生於一個縣官家庭。父親張上騄當了一輩子縣令，雖然為官清廉屢建政績，卻始終鬱郁不得志。由於仕途無望，張上騄轉而將興趣投到文學方面，詩文造詣不凡，尤精詞學，並對兩個兒子張爾田、張東蓀產生了很大影響。兄長張爾田自幼聰明，承襲家學，文名早著，有著述多種傳世，後來一度和王國維等並稱"海上三子"。張東蓀從小在父兄督責下勤修舊學，受到了系統訓練，並在傳統儒家思想的薰染下形成了舊式知識分子特有的人格氣質，對他的一生都有很大影響。1952年，他在一份檢討中寫道:"孔孟之道、中庸主義在我身上有深厚的根基，養成一種氣質，總是以為清高最好，自命不凡，愛好名譽，有時自以為倔強就是有氣節……"
主要作品
《新哲學論叢》商務印書館1929年8月版。
《讀〈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時事新報》副刊《學燈》，1922年3月。
《出世思想與西洋哲學》，《東方雜誌》第22卷18號，1925年9月25日。
《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二十三》，中華書局1989年版。
《中國之前途:德國乎?俄國乎?》，《解放與改造》第2卷14號，1920年7月15日。
《初學哲學之一參考》，《東方雜誌》第23卷1號，1926年1月10日。
《科學與哲學》，《東方雜誌》第22卷2號，1925年1月25日。
《科學與哲學--一名從我的觀點批評科玄論戰》，商務印書館1924年版，第72頁。
《思想與社會》序論，商務印書館1946年版，第3頁。
《認識論》，上海世界書局1934年版，第46頁。
《價值哲學》序，上海世界書局1934年版。
《獄中生活簡記》，《觀察》第2卷第13-17期，1947年5月24日-6月21日。下同。
《政治協商會議與國防新案》，《民主生活》(重慶版)第2期，1946年1月16日。
《一個中間性的政治路線》，《再生》周刊第118期。1946年6月22日。
《經濟平等與廢除剝削》，《觀察》第4卷第2期，1948年3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