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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君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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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留学[[日本]]、[[德国]]，学习政治经济与哲学。回国后，推崇唯心主义哲学，被称为“玄学鬼”。
1958年元旦，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联名发表《为[[ 中国]] 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ref>[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wb/html/2013-02/20/content_1200956.htm 中国儒学的现代转化)], 人民网[引用日期2016-03-04]</ref>.
曾参与组织中国民主同盟，参加国大。司法是权力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当年为了防止专制，张君劢在《中华民国宪法》中故意建立了行政院长分权总统的制度来分化[[蒋介石]]的权力，但[[ 蒋介石]] 欣然接受了宪法，并且奉张君劢为座上宾。国民党入台后，张君劢在海外组织“中国自由民主战斗同盟”，以“第三势力”自居。张君劢一生未置产业，仅靠稿费与少量养老金维持，生活清苦。
== 人物生崖 ==
20世纪上半叶是[[ 中国]] 历史上人才辈出的时代之一。
张君劢学贯中西，一生循着一个传统儒者的德性，主张以传统中华文明为根基，吸纳西方先进文化，力图以改良而不是革命的方式，把[[ 中国]] 建成一个与本民族传统相适配的民主宪政国家，并毕生为这一目标而奋斗。但随着国共内战日见分晓，张君劢意识到他无法选择在国共任一方的庇护下生活，只有飘零海外，彻底地转入[[儒学]]的探究，因而他迄今在两岸仍是一个陌生的存在。 <ref>[http://news.ifeng.com/history/1/200708/0824_335_201283.shtml 张君劢 )], 凤凰网．2007-08-24</ref>
'''必为人杰'''
他大量阅读了译书局翻译的书，对西方典籍的接触，极大地开阔了他的学术视野。正是在这里，张君劢开始“知道世界上除了做八股文及我国固有的国粹外，还有若干学问”。
与此同时，广方言馆也极其注重国学教育，每周其余3天上午则诵习国文，国文的主要训练是读“三通”，即研究传统[[ 中国]] 制度之学不能绕开的《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教张君劢国文的袁观澜（希涛）是一位博洽的学者，在他这里，张君劢对政治制度的终生关注得到启蒙。
不仅如此，由于广方言馆还教授策论，也就是政论，张君劢后来擅长写政论文章，最早也是在这里发蒙的。课余时间，张君劢还花了大量精力阅读《资治通鉴》《日知录》和《曾文正（国藩）公全集》，[[ 中国]] 传统士人忧国忧民的道德观也浸润到了他的血液里。
在广方言馆，张君劢学业优异，在中西学方面都得到极好的训练。独具慧眼的袁观澜已经看到这个年轻人的广阔前途，他回忆说：“（张）君劢天生奇质，博闻强记，我不病其易于冲动，且喜其必为我邑之人杰。” <ref>[http://news.ifeng.com/history/1/200708/0824_335_201283.shtml 张君劢)], 凤凰网．2007-08-24</ref>
'''出国留学'''
1902年，张君劢15岁，在宝山县乡试，应试策论，对此驾轻就熟的他轻松地就中了秀才。次年，近代[[ 中国]] 著名教育家马良（相伯）在[[ 上海]] 创办震旦学院，当时刚从[[美国]]返回日本的[[梁启超]]不但将震旦学院的招生启事登在了他主持的《新民丛报》上，还特别在同期撰写《祝震旦学院之前途》一文，文中有“[[ 中国]] 之有学术自震旦学院始”。
看到这篇文章的张君劢深受刺激，于是不惜重金进入了这个学院，修拉丁文。然而半年以后，因经济困难而辍学。
在日本，张君劢以立斋的笔名翻译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这是英国著名政治思想家穆勒（今天也译为密尔）的名著《代议制政府》的摘译。
张君劢为它专门写了一段“小引”，并不时在文中添加按语，比较了[[ 中国]] 的民族关系，反对革命派的“排满”，而主张民族宽容。从中可以看到的是，张君劢反对革命派以革命的方式推翻清政府，而主张改良立宪。需要指出的是，在穆勒的作品中，本来就强调政体必须和国民的性情相适宜，而这样一个政体最终必须靠它的国民，政府才能运转，而且其国民也愿意。因此，这不仅是如有的学者所说的，这个学说适合为当时中国的改良立宪派张本，而且也应该符合张君劢的一贯坚持。事实上，他以后 的政治活动无论是斗争还是妥协，都围绕着相近的思路进行。
所以，有学者指出：“就某个意义上来说，《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奠定了张君劢一生政治思想的一个里程碑。”这应是切当之判断。随后，他又撰写了《论今后民党之进行》一文，文中他主张提倡国民教育，提高国民素质，使国民成为真正的公民；同时，他又强调领导人物的作用。他已经初步形成了精英人物奋斗于上，国民奋斗于下，双方和谐努力的政治理念。
1910年，张君劢毕业，获政治学学士学位，启程回国。不久，他参加了学部考试，取得殿试资格，次年经殿试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成为中国末代翰林。
随后，他积极参加了[[梁启超]]阵营的政治活动，最终由于激烈攻击[[袁世凯]]听任外蒙古分裂的罪行，为暂避[[ 袁世凯]] 的迫害，在[[ 梁启超]] 的安排下，于1913年取道俄国赴德入柏林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
这是张君劢第一次赴[[德国]]留学。德国的大学充分尊重学生的自由，但这反而给当时德语还不熟练的张君劢出了一个难题，而且他当时志不在做学问。他自己曾确认过这一点，他说由于受清末民初知识界那种“求学问是为改良政治，是为救国，所以求学问不是以学问为终身之业，乃是所以达救国之目的”的风气影响，因此，他“在德国读书约有两三年，而自己无多大心得。……虽两三年中读书甚勤，但始终站在学问之外，学问与自己尚未打成一片。” <ref>[http://news.ifeng.com/history/1/200708/0824_335_201283_1.shtml 张君劢 )], 凤凰网．2007-08-24</ref>
终于有一天他被房东大娘抓了个“现行”，直到到了警察局，误会才解开。张君劢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成是“启发吾人知识之最好教科书”，撰写了一系列时评刊发在国内的报刊上。他的结论是：只有教育、工业和科学技术都发达的国家，才能在近世战争中稳操胜算，打败敌人，否则就会像俄国那样被敌人打败。
心系祖国的他，得悉国内[[ 袁世凯]] 称帝的闹剧正在上演，他决然地放弃了学业，回国参加反袁斗争。在[[ 袁世凯]] 死后，他和[[ 梁启超]] 主导的“研究系”，积极鼓动北洋政府参加对德宣战，但最终沦为军阀斗争的牺牲品。在政治上失意的[[ 梁启超]] 和张君劢以个人身份为出席[[巴黎]]和会的[[ 中国]] 代表团出谋划策，这促成了张君劢二度留学德国。
中国代表团在[[ 巴黎]] 和会上的惨重失败，极大地打击了张君劢，他认识到国际上只有强权，而没有公理，国家若本身软弱，所谓外交只是一句空话。这种打击坚定了他早已形成的要培养强健国民以壮大国力的认识。
带着失望的情绪，他们一行继续[[ 欧洲]] 的游历。对倭铿（也译奥肯或奥伊肯）的拜访，改变了张君劢的人生轨迹，他最终决定留在[[ 德国]] 拜倭铿为师。倭铿是现代德国著名的生命哲学家，他主张人的精神意志的重要意义，张君劢发现了他的学说中蕴藏着和[[孔子]]相合之处：“孔子之所谓诚，即奥氏所谓精神生活也；孔子之所谓以诚尽人性物性者，即奥氏所谓以精神生活贯彻心物二者也。
奥氏之所谓克制奋斗，则又孔子克己复礼之说也。”两者之不同则是，孔子为“抽象之论”，奥氏“则有科学根据”。张君劢的这段比较极其重要，它应该最能反映他一生的思想坚持和政治追求：一方面，他相信科学的力量，希望自己的祖国能依靠科技强国；另一方面，中国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现实，使得他又质疑科学支配人的后果。他想要的是既要让科学造福于落后的祖国，中国又能坚守重视人际和谐的优良传统。
这就是张君劢毕生奉行不懈的“德、智”并重的道路。 源于资本主义之贪婪而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社会主义思潮展示魅力提供了最现实的政治舞台。推崇魏玛宪法、一直试图以改良而不是革命把中国建成宪政国家的张君劢恰在此时与它相遇，因此，他试图通过国家社会主义拯救中国的思路就很自然地成型了，并从此成了国家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坚定支持者。
张君劢第二次留学德国，由于心系国家的政治命运，再次放弃了博士学位回到[[ 中国]] 。这一次他无意间竟在[[ 中国]] 引发了一场文化争论。
== 玄学鬼 ==
[[File:张君励27.jpg|缩略图 |右|500px|[https://timgsa.baidu.com/timg?image&quality=80&size=b9999_10000&sec=1559910497275&di=a83664a9cd45f028f89f6b1a353419e2&imgtype=0&src=http%3A%2F%2F5b0988e595225.cdn.sohucs.com%2Fimages%2F20170924%2Fdbcba41ff1604e5abcacab320e8a57db.jpeg 原图链接][http://www.sohu.com/a/194279983_661853 图片来源于搜狐网左起依次为张君劢、刘文岛夫人、怀孕的张幼仪和刘文岛]]]
张君劢深刻地研究了《魏玛宪法》，对德国人民的服从和奋斗精神印象深刻，他把这归为德国能从一盘散沙很快完成统一，并实现宪政的主因。他由此想到了中国自[[辛亥革命]]以后，徒有各种版本的宪法，却总是崇尚武力，而不能实现宪政的可悲现实，他认为问题出在[[ 中国]] 人缺乏基本的政治品格。
1921年10月，他写成《国民政治品格之提高》一文，系统比较了中西政治的异同。他认为要拯救[[ 中国]] ，必须以西方的“理性政治”取代中国的“武力政治”，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建立一个理想的政党，通过政党教育人民来达成他为[[ 中国]] 找到的政治出路。他相信“理想的政党成，则理性政治之实现必矣”。思考至此，他认为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1922年1月，张君劢陪同来华讲学的哲学家杜里舒回到[[ 中国]] ，不期，在实践政治之前，他先成了“玄学鬼”。 [4] <ref>[http://news.ifeng.com/history/1/200708/0824_335_201283_2.shtml 张君劢)], 凤凰网．2007-08-24</ref>
张君劢回国之时，正值“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知识界对“德（民主）、赛（科学）二先生”的崇拜热情正高。
1923年2月4日，陪同杜里舒北上[[天津]]和[[北京]]讲学的张君劢，应著名学者[[吴文藻]]之邀为即将出国留学的清华学校的学生做“人生观”的演讲。没想到这一次偶然的讲演，竟在当时的[[ 中国]] 学界引起轩然大波。
张君劢演讲的题目出自倭铿的一本书《大思想家的人生观》，其主旨在于说明科学并非万能的，由于听讲人的特殊身份，所以他一开始就特别提醒他们不要以为天下的事都受科学因果律的支配，人们熟悉的人生观问题更是如此。
中华民国宪法之父“科玄论战”其实只是张君劢生涯中的一个插曲，如果说这对他有什么意义，充其量不过是把他的政治主张的思想基础予以宣示而已。他的志向是要使中国成为一个民主宪政国家。他要为中国制定出最好的宪法，然后在政治实践中去检证。
张君劢为[[ 中国]] 制定宪法的经历从他1922年回国之初就开始了。自[[ 袁世凯]] 败亡以后，中国军阀以抢夺中央政权为中心而使全国陷入混战的局面。
当时国内知识阶层有鉴于这种危局，不少人主张通过变更国体，通过联省自治实行联邦制来挽救时局。
在这个背景下，1922年5月7日，八团体国是会议在上海总商会开幕。张君劢作为小有名气的宪法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应邀出席，并受国是会议的“国宪草议委员会”的委托，草拟成《国是会议宪法草案》两份，其中甲案代表张君劢本人的意见。
在这个宪法草案中，张君劢实际上主张在中国实行结合单一制和联邦制的政治体制。这是因为若照搬[[ 美国]] 的联邦制，则恰好为当时占地为王的军阀割据所用；若是实行单一制，则当时的乱局恰由以中央政权为依托的军阀坚持“武力统一”所造成。因此，综合中国的国情，他实际上主张在中国实行单一制，但以清晰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权力范围为前提，而整个宪政框架都以维护人民的自由权利为指归。
这次制宪是张君劢作为宪法专家在中国宪政史上初试莺啼。很显然，这部宪法虽然比较好地反映了张君劢的政治主张，但无法得到军阀们的尊重。张君劢一直试图以尊重国情为基础，以不从根本上违背他的宪政原则为前提而执行妥协路线。此后，他作为宪法专家不停地卷入当时[[ 中国]] 宪法问题的争议中。<ref>[http://news.ifeng.com/history/1/200708/0824_335_201283_3.shtml 张君劢)], 凤凰网．2007-08-24</ref>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需要在这一主要敌人面前空前团结起来，国民党再坚持一党专政已举步维艰，张君劢的制宪才华在这时得到了全面体现。
出于抗日大计，国民政府不得不成立国民参政会，1939年9月，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召开，结果会议颠覆了[[ 蒋介石]] 的预想，演变成一场要求结束党治、实施宪政的会议。
随后，宪政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虽然国民党万般阻挠，但随着美国卷入太平洋战争，中国的抗日局势的发展，中国政局也日渐发生变化。在抗日战争结束之时，在国内和美国的压力下，蒋介石]]政府不得不勉强于1946年1月10日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此即旧政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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