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之洞

張之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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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之洞（1837年9月2日－1909年10月4日），清道光十七年八月初三生於貴州。字孝達，又字香濤或香嚴，自號抱冰老人，晚年號無競居士。其名字或出自《莊子·至樂》中的「張之洞庭之野」。清直隸（今河北）南皮人。張氏博聞強記，治學以通經致用為主，喜好研究當時政治，關心國際情勢。張之洞與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並稱晚清「四大名臣」。 　

目錄

生平簡介

從「清流」派成為直追李鴻章的洋務巨擘

同治二年(1863)中一甲第三名進士，成為眾人矚目的「探花」郎，從此步入政壇。六年(1867)，任浙江鄉試副考官；旋授湖北學政，在武昌設經心書院。同治十二年(1873)奉派為四川鄉試主考官；不久授四川學政，在成都設尊經書院，並建圖書館，名曰尊經閣。光緒二年至七年(1876~1881)任校理、司業、洗馬、倚講、侍讀等職，光緒七年十二月出任山西巡撫；十年(1884)，任兩廣總督，先後開設廣東水陸師學堂，創槍砲廠，開礦務局、製鐵局、織佈局，修鐵路，從「清流」派成為直追李鴻章的洋務巨擘。

所著〔勸學篇〕中，主張人才唯中學為本，西學為末，方能蔚為國用

十五年(1889)調湖廣總督；四年後，兼署湖北巡撫，創設兩湖書院、自強學堂、武備學堂。二十一年(1895)，任兩江總督；組織「江南自強軍」，普設軍事、農、工、商、鐵路、方言、軍醫等學堂。不久，仍返兩湖任職；廣設小學、中學、高等學堂、兩級師範學堂、實業學堂。 清末，中日甲午之戰後，學術界倡「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說者頗眾，而張氏尤為個中翹楚。1898年春，之洞在其所著〔勸學篇〕中，主張人才應是兼治中學與西學的，唯中學為本，西學為末，學者須於中學基礎之上，復精通西方的法制、技藝及學識，方能蔚為國用。 　　

義和團事件發生後，與各參與國謀和成，因功而加太子太保

二十六年(1900)，兼署湖北提督；義和團事件發生後，曾會同劉坤一、李鴻章等，共同與外國領事訂定保護我國東南地區之約定。翌年，與各參與國謀和成，因功而加太子太保。二十八年(1902)，再署兩江總督。次年，奉命會同管學大臣張百熙、榮慶等會同商訂〔奏定學堂章程〕或稱〔癸卯學堂章程〕，而之洞實主其事。

授軍機大臣，成為「第二次洋務運動」——清末「新政」的主角

1906年，年高老邁的張之洞由「久任疆寄」的地方大吏邁入朝廷中樞，後被擢升為體仁閣大學士，授軍機大臣，站在了晚清權力的最中心，成為「第二次洋務運動」——清末「新政」的主角。儘管此時已經是「國步維艱，外患日棘，民窮財盡」，但張之洞仍盡心竭力，試圖力挽危局。 三十三年(1907)，返北京任軍機大臣，管理學部事務。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11月，以顧命重臣晉太子太保，實錄館總裁。

貢獻

宣統元年(1909)，病卒，謚號文襄。享年七十三歲。 張氏從政四十餘年，他注重教育和治安，主導了中國近代的警察制度，廣設學校，對清末教育和社會發展有很大的影響，為清末滿漢大臣中思想較為開明者。 八國聯軍入侵時，大沽砲台失守，張之洞會同兩江總督劉坤一與駐上海各國領事議訂「東南互保」，並鎮壓維新派的唐才常、林圭、秦力山等自立軍起義，

遺著

〔輶軒語〕、〔書目答問〕、〔勸學篇〕、〔廣雅碎金〕、〔抱冰堂集奏議〕等書。

《輶軒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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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張之洞所撰，全書分上篇語行、中篇語學、下篇語文三部分。語行篇從德行、人品等方面對學子提出要求；語學篇從通經、讀史等方面論述為學之道；語文篇分時文、詩賦等，強調讀書宜求善本。

《書目答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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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張之洞所撰，一部指導治學門徑的舉要目錄，此書馭繁就簡，慎擇約取，著錄歷代流傳至今的重要典籍兩千二百餘種。在傳統的經、史、子、集四部分類之外，另設叢書、別錄兩部，是對傳統分類法的突破。其中，《四庫全書》所未收者佔十之三四，重要書目下作按語，附有初學讀本，方便讀者略識門徑。張之洞在給王懿榮的書札中談及此書說：「其去取分類，即偶加註記，頗有深意，即是無數語言，非僅止開一書單也。」 其《書目答問》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導引、規範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群體在傳統知識世界轟毀前夜的讀書生活和思想塑造，使得以傳統經學為主體構築起的學術世界，在晚清仍然相對穩固地運行著它的軌跡，從而也使得《書目答問》在社會性與學術性這兩方面達成了完美的一致。

《輶軒語》與《書目答問》均由張之洞在四川學政任內組織編纂與刊刻，對近代中國學術文化影響深遠。刊刻之初，張之洞致函京師密友，告以任上編纂兩書，其中《書目答問》「可作公牘觀，不可作著述觀」，而《輶軒語》「真是告示、公牘一例物事」。可是，學界長期以來著重關注兩書在學術文化方面的成就，將張之洞當年的自評視為謙辭，較少深入探討兩書關係學政「職司所在」的深意，以及所謂「公牘」的實際內涵。

《勸學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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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張之洞刊刻《勸學篇》，企圖糾正維新思潮之「偏」。《勸學篇》分內外兩部分，序稱：「內篇務本，以正人心；外篇務通，以開風氣。」在外篇部分，張之洞闡述了學習西方科技、文化，設立學堂、改革科舉、翻譯日文書籍，提倡閱報等多方面的問題，可以視為張之洞的內政改革綱領，也是他為變法劃定的範圍。但是，《勸學篇》的重點在內篇。張之洞專闢《正權》一章，批評「民權之說，無一益而有百害」，「愚民必喜，亂民必作，紀綱不行，大亂四起」。他聲稱，西方所謂「民權」，只不過「欲民申其情，非欲民攬其權」。他特別批評梁啟超在《時務報》中提出的西方國家「人人有自主之權」的說法，認為那將出現「工願高價，無業貧民願劫奪，子不從父，弟不尊師，婦不從夫，賤不服貴」的狀況。不過，張之洞對西方「政必有法」，「君民皆不得違其法」的情況卻頗為肯定，他也不堅決反對開議院，僅認為尚非其時。他說：「此時縱慾開議院，其如無議員何！此必俟學堂大興，人才日盛而後議之。」這些地方，是張之洞思想超出洋務派之處。

《勸學篇》

《勸學篇》系統地闡述了「中體西用」的思想，全書共24篇，分內篇和外篇兩大部分。內篇包括同心、教忠、明綱、知類、宗經、正權、循序、守約、去毒九篇：外篇包括益智，遊學、設學、學制、廣譯、閱報、變法、變科舉，農工商學、兵學、礦學、鐵路、會通、非弭兵、非攻教十五篇。「內篇務本，以正人心；外篇務通，以開風氣」。這裡的所謂「本」，亦即所謂「中體」，是指有關世道人心的綱常名教，所謂「通」，亦即所謂「用」，是指有關富國強兵的工商學校報館練兵礦物鐵路諸事。

在《序》中，張之洞對這本4萬字的《勸學篇》的寫作目的和各篇大意作了說明，並說明了他的良苦用心在於矯正新舊兩派的極端做法，企圖以折衷調和的態度與精神，尋找新舊兩派之間的第三條道路，即「中體西用」——道德是傳統文化的內核，是核心內容，西方科學是手段。

全書24篇之義括之為「五知」，即知恥、知懼、知變、知要、知本。所謂知恥知懼，是要以明曉中國所處的惡劣的國際環境為憂懼，發憤自勵，臥薪嘗膽，以防止中國亡國滅種喪教。所謂知變，即要知道「不變其習，不能變法；不變其法，不能變器」。所謂知要，即「中學考古非要，致用為要；西學亦有別，西藝非要，西政為要」。所謂知本，就是「在海外不忘國，見異俗不忘親，多智巧不忘聖。」以為「無學、無力、無恥，則愚且柔；有學、有力、有恥，則明且強」。

影響

《勸學篇》作為中國近代最有影響的一部教育名著，除了上述歷史原因和學術意義外，其中部分篇章所提出的改革和發展教育的思想與措施，是值得介紹的。例如，張之洞極力主張發展留學教育事業。指出：「出洋一年，勝於讀西書五年。入外國學堂一年，勝於中國學堂三年」。這一主張對清末留學運動的勃興確實起了推動作用。又如，張之洞主張「非天下廣設學堂不可」。學校是養才重地，而人才是國家之本，因此要刷新政治，富國強兵，「必以學有初基」。他規定大中小學校的教學內容，要求以中學為本，西學為輔。所有這些，均對清末書院改學堂運動起了一定的指導作用。

《勸學篇》不僅受清廷的重視，而且也受外國傳教士的賞識，美國傳教士渥內基(Samuel Wood Bridge)竟將《勸學篇》譯成英文，題名為《中國的唯一希望》。在華的耶穌會教士，還將此書譯成法文出版。它的影響廣播於海內外，由此成為一代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