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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明诗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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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明诗》是《文心雕龙》的第六篇。本篇主要讲四言诗和五言诗的发展历史及其写作特点。楚辞、乐府、歌谣等其他形式的诗歌,《文心雕龙》中另以专篇论述。

原文

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

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昔葛天乐辞,《玄鸟》在曲;黄帝《云门》,理不空弦。至尧有《大唐》之歌,舜造《南风》之诗,观其二文,辞达而已。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太康败德,五子咸怨:顺美匡恶,其来久矣。自商暨周,《雅》、《颂》圆备,四始彪炳,六义环深。子夏监绚素之章,子贡悟琢磨之句,故商赐二子,可与言诗。自王泽殄竭,风人辍采,春秋观志,讽诵旧章,酬酢以为宾荣,吐纳而成身文。逮楚国讽怨,则《离骚》为刺。秦皇灭典,亦造《仙诗》。

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孝武爱文,柏梁列韵;严马之徒,属辞无方。至成帝品录,三百馀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沧浪》,亦有全曲;《暇豫》优歌,远见春秋;《邪径》童谣,近在成世:阅时取证,则五言久矣。又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也。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至于张衡《怨篇》,清典可味;《仙诗缓歌》,雅有新声。

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及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若乃应璩《百一》,独立不惧,辞谲义贞,亦魏之遗直也。

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忘机之谈,袁孙已下,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莫与争雄,所以景纯《仙篇》,挺拔而为隽矣。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

故铺观列代,而情变之数可监;撮举同异,而纲领之要可明矣。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干。然诗有恒裁,思无定位,随性适分,鲜能通圆。若妙识所难,其易也将至;忽以为易,其难也方来。至于三六杂言,则出自篇什;离合之发,则萌于图谶;回文所兴,则道原为始;联句共韵,则柏梁馀制;巨细或殊,情理同致,总归诗囿,故不繁云。

赞曰∶

  民生而志,咏歌所含。兴发皇世,风流《二南》。

  神理共契,政序相参。英华弥缛,万代永耽。

译文

虞舜曾说过:“诗是思想情感的表达,歌则是引申发挥这种思想情感。”有了圣人在经典上所分析的,诗歌的含义已经明确了。所以,“在作者内心时是情志,用语言表达出来就是诗”。诗歌创作要通过文辞来表达情志,道理就在这里。“诗”的含义是扶持,诗就是用来扶持人的情性的。孔子说过:《诗经》三百篇的内容,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没有不正当的思想”。现在用扶持情性来解释诗歌,和孔子说的道理是符合的。

人具有各种各样的情感,受了外物的刺激,便产生一定的感应。心有所感,而发为吟咏,这是很自然的。从前葛天氏的时候,将《玄鸟歌》谱入歌曲;黄帝时的《云门舞》,按理是不会只配上管弦而无歌词的。到唐尧有《大唐歌》,虞舜有《南风诗》。这两首歌辞,仅仅能做到达意的程度。后来夏禹治水成功,各项工作都上了轨道,受到了歌颂。夏帝太康道德败坏,他的兄弟五人便作《五子之歌》来表示自己的怨恨。由此可见,用诗歌来歌颂功德和讽刺过失,是很早以来就有的做法了。从商朝到周朝,风、雅、颂各体都已齐全完备;《诗经》的“四始”既极光辉灿烂,而“六义”也周密精深。孔子的学生子夏能理解到“素以为绚兮”等诗句的深意,子贡领会到《诗经》中“如琢如磨”等诗句的道理,所以孔子认为他们有了谈论《诗经》的资格。后来周王朝的德泽衰竭,采诗官停止采诗;但春秋时许多士大夫,却常常在外交场所中,朗诵某些诗章来表达自己的观感愿望。这种相互应酬的礼节,可以对宾客表示敬意,也可以显出自己能说会道的才华。到了楚国,就有讽刺楚王的《离骚》产生。秦始皇大量焚书,但也叫他的博士们作了《仙真人诗》。

汉朝初年的四言诗,首先有韦孟的作品;它的规讽意义,是继承了周代的作家。汉武帝爱好文学,便出现《柏梁诗》。当时有严忌、司马相如等人,他们写诗没有一定的程式。成帝时对当时所有的诗歌进行了一番评论整理,共得三百多首;那时朝野的作品,该算是相当齐全丰富的了。但在这些作家所遗留下来的作品中,却没有见到五言诗;因此,李陵的《与苏武诗》和班婕妤的《怨诗》,就不免为后人所怀疑。不过在《诗经》中,《召南·行露》就开始有半章的五言;到《孟子·离娄》所载的《沧浪歌》,就全是五言的了。此外,较远的如春秋时晋国优施所唱的《暇豫歌》,较近的如汉成帝时的《邪径谣》,都是五言的。根据上述历史发展的情况,足证五言诗很早就有了。还有《古诗十九首》,写的很漂亮:但作者不易确定,有人说一部分是枚乘作的,而《冉冉孤生竹》一首,又说是傅毅所作。就这些诗的辞采的特色来推测,可能是两汉的作品吧?从行文风格上看,朴质而不粗野,能婉转如意地真实描写客观景物,也能哀感动人地深切表达作者的内心,实在可算是两汉五言诗的代表作品。至于张衡的《怨诗》,也还清新典雅,耐人寻味。《仙诗缓歌》,则颇有新的特点。

到了建安初年,五言诗的创作空前活跃。曹丕、曹植在文坛上大显身手;王粲、徐幹、应玚、刘桢等人,也争先恐后地驱驰于文坛。他们都爱好风月美景,邀游于清池幽苑,在诗歌中叙述恩宠荣耀的遭遇,描绘着宴集畅饮的盛况;激昂慷慨地抒发他们的志气,光明磊落地施展他们的才情。他们在述怀叙事上,绝不追求细密的技巧;在遣辞写景上,只以清楚明白为贵。这些都是建安诗人所共有的特色。到正始年间,道家思想流行,于是诗歌里边也夹杂这种思想进来。像何晏等人,作品大都比较浅薄。只有嵇康的诗尚能表现出清高严肃的情志,阮籍的诗还有一些深远的意旨;因此,他们的成就就比同时诗人为高。至如应璩的《百一诗》,也能毅然独立,文辞曲折而含义正直,这是建安时的正直的遗风。

晋代的诗人们,创作开始走上了浮浅绮丽的道路。张载、张协、张亢、潘岳、潘尼、左思、陆机、陆云等,在诗坛上并驾齐驱。他们诗歌的文采,比正始时期更加繁多,但内容的感染力却比建安时期软弱。他们或者以讲究字句为能事,或者偏重靡丽的笔调来自逞其美:这就是西晋诗坛的大概情况。到了东晋的时候,诗歌创作便淹没在玄学的风气之中;这些玄言诗人讥笑人家过于关心时务,而推崇那种忘却世情的空谈。所以自袁宏、孙绰以后的诗人,虽然作品各有不同的文采雕饰,但内容上却一致倾向于玄谈,再没有别的诗可以和玄言诗争雄。因此,郭璞的《游仙诗》,在当时就算是杰出的佳作了。南朝宋初的诗歌,对于前代的诗风有所继承,也有所改革;庄周和老子的思想在诗歌中渐渐减少,描绘山水的作品却日益兴盛。于是诗人们努力在全篇的对偶中显示文采,在每一句的新奇上竞逞才华;内容方面要求逼真地描绘出景物的形貌,文辞方面要求尽可能地做到新异。这就是近来诗人们所追求的。

因此,总观历代的诗歌,其发展变化的情况是可以明白的。归纳一下它们相同和相异的特色,就可以看出诗歌创作的要点了。譬如四言诗的正规体制,主要是雅正而润泽;五言诗的常见格调,则以清新华丽为主。对于这些不同特点的掌握,那就随作者的才华而定。如张衡得到四言诗的雅正的一面,嵇康具有润泽的一面;张华学到五言诗的清新的一面,张协发挥了华丽的一面。各种特点都兼备的是曹植和王粲,只偏长于某一方面的是左思和刘桢。但是作品的体裁是有一定的,而人的思想却各不相同;作者只能随着个性的偏好来进行创作,所以很少能兼长各体。如果作者深知创作中的难处,那么实际写作起来还可能比较容易;如果轻率地认为写诗很简单,那么他反而会碰到不少的困难。除了上述四言、五言诗外,还有三言、六言、杂言诗,它们都起源于《诗经》。至于“离合诗”的产生,是从汉代的图谶文字开始的;“回文诗”的兴起,则是宋代贺道庆开的头;而几人合写的“联句诗”,那是继承《柏梁诗》来的。这种种作品,虽然大小各异,主次有别,但写作的情况和道理是一样的;它们都属于诗的范围,因此不必逐一详论。

总之,人生来都有情志,诗歌就是表达这种情志的。诗歌产生在上古时期,一直发展到《诗经》就更加成熟。它应该和自然之道一致,并和政治秩序相结合。这样,优秀的诗歌便会越来越繁荣,为后世万代永远喜爱。[1]

作者简介

刘勰(约公元465——520),字彦和,生活于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中国历史上的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汉族,生于京口(今镇江),祖籍山东莒县(今山东省莒县)东莞镇大沈庄(大沈刘庄)。他曾官县令、步兵校尉、宫中通事舍人,颇有清名。晚年在山东莒县浮来山创办(北)定林寺。刘勰虽任多种官职,但其名不以官显,却以文彰,一部《文心雕龙》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和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2]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