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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山泊真的有八百里嗎

水泊梁山

來自網絡的圖片

梁山泊真的有八百里嗎施耐庵多次將梁山泊面積描述為「方圓八百里」(約合今天的20萬平方公里),然而今天山東省濟寧市的「水泊梁山景區」整體占地也不過4.6平方公里。[1]

並不是水泊梁山面積萎縮了,而是在北宋時期,水泊梁山就沒有「八百里」。

不過,《水滸傳》原文中對梁山泊「方圓八百里」的描述也不是毫無根據。關於該說法的來龍去脈,還得從宋代文人的一段訛傳說起。

北宋年間對梁山泊範圍的描述,最早出自司馬光的《涑(sù)水記聞》中的一段軼事:

王安石當政時,有位客人前來拜訪,向他獻計說:「如果能把梁山泊的水排乾,可以得到良田萬餘頃。但我還沒想好該把排出來的水蓄到哪裡。」

王安石聽後側首沉思,問道:「哪裡能蓄得下這麼多水?」剛好集賢校理劉攽在一邊旁聽,打趣道:「再挖一個梁山泊不就行了?」王安石聽後大笑,這才感覺這個計劃不靠譜。

涑水記聞》記載了司馬光在朝中見聞的許多軍國大事,後世史學家認為它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不過,《涑水記聞》提到的只是「萬餘頃」,並不是「八百里」。

但等到成書稍晚的《澠水燕談錄》(元佑四年,公元1089年)再次提及此事時,故事的內容卻發生了些許變化。《澠水燕談錄》中稱:

有人提出排乾梁山泊作為農田。其他人詰問道:「梁山泊是一片古代的巨大沼澤,廣袤程度達到數百里。現在如果排乾,等到秋夏之交,各處漲水,何處可以容納?」剛好劉攽坐在一旁,徐徐說道:「可以在梁山泊旁邊再挖一片大小相同的水池,水就可以容納了。」

雖然《澠水燕談錄》和《涑水記聞》在大意上基本一致,但關於梁山泊的大小卻從原本的「萬餘頃」,變成了「廣袤數百里」。

《澠水燕談錄》的作者王辟之是三朝老臣,其筆記出自他平時聽聞的士大夫言論,可信度也不算低。但王辟之官位較低,和王安石也沒有什麼交集。

因此司馬光對有人向王安石提議「排乾梁山泊」這件事情的描述,可信度應該更高。而且王辟之所說的「數百里」,是個非常模糊的數字,跟「方圓八百里」仍有很大差距。

直至數十年後的南宋時期邵博的《聞見後錄》(成書於紹興二十七年,公元1157年)中,才首次出現了「梁山泊八百里」的說法。而且這個說法,也出自和《涑水記聞》和《澠水燕談錄》相同的故事背景。《聞見後錄》中說:

王安石好言利,有小人諂媚說:「把梁山泊的八百里水澤變為田地,是利益極大的工程。」王安石聽後甚喜,徐徐說:「想法不錯,但水該排往何處?」剛好劉攽在座,說道:「在旁邊再鑿一個八百里的水泊,就可以容納了。」

相比《涑水記聞》和《澠水燕談錄》,邵博的《聞見後錄》雖然成書最晚,但其中的說法卻流傳最廣。

南宋以後的書籍,幾乎都毫不猶豫地把「梁山泊八百里」當成了定論,紛紛採信,《水滸傳》只不過是眾多受害者之一。

事實上,與「梁山泊方圓八百里」類似的誇大記載並非孤證。中國古代的文人,一直都有誇大數字的寫作習慣。而且這種寫作習慣,也和作者的立場與愛憎傾向密切相關。

例如,經當代史學家考證,許多有關唐代叛將安祿山的負面記載就存在誇大之處,而且民間私修的著作在這方面做得尤其出格。

王安石是自南宋以來頗受指責的人物,不少南宋乃至南宋之後的文人,都把北宋的「靖康之變」歸咎為王安石變法的施政不當。

正是這種政治偏好和社會風氣,導致邵博在《聞見後錄》中誇大了梁山泊的大小,用來間接突顯出王安石的愚蠢、荒謬和誤國之處。

而後世文人從偏向保守的立場出發,本來就不認同王安石的作為,自然也樂於採信對王安石更加不利的記載。

反倒是王安石在政治上的對手司馬光,沒有趁機抓住王安石的把柄肆意攻擊,而是用相對客觀的筆調,把王安石的言行忠實地記錄了下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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