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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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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erorcn box
|图像=[[File: 武帝.jpg|250px缩略图|居中|圖片來源:趣歷史]]
|名称=漢武帝
|姓名=劉徹
|谥号=孝武皇帝
|陵墓=[[漢茂陵|茂陵]]
|政权=[[漢朝]]([[ 西漢]]
|在世=前156年春-前87年3月29日(70歲)
|在位=前141年3月9日-前87年3月29日(54年)
}}
'''漢武帝劉徹''' ('''英語: Liu Che, Emperor Wu of the Han Dynasty ), ({{bd|前157年|7月30日|前87年|3月29日|漢武帝}}),[[西汉]]第七位[[皇帝]],其母为关陇人[[孝景王皇后]],於7岁时被冊立为[[储君]],16岁[[即位|登基]],在位達54年,其正式諡號為「孝武皇帝」,後世省略「孝」字稱「漢武帝」,是[[清圣祖]]以前在位最長的中國皇帝。他雄才大略,文治武功都有顯赫建树,和[[秦始皇]]被後世並稱為'''「秦皇漢武」''',被历代史学界和政治家们評價為[[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皇帝之一。漢武帝的[[思维|思想]]積極進取,极具前瞻性,為[[朝廷]]以至[[社会]]帶了新思維,亲政後進行了多項大刀闊斧的改革,深遠地影響著後世。
[[內政|對內政策]]上,漢武帝用人唯才,不問出身,開創了[[察举|察舉制]]并兴[[太学]],以致該時期培養及出現了大量名臣良將;他又頒布《[[推恩令]]》,和平地削減了[[诸侯]]的權力及勢力,并将盐铁和铸币权收归中央;另外[[独尊儒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学从此成為中國社會主流思想,另有首开[[丝绸之路]]、使用[[年号]]、设立[[刺史]]、加强内廷权力等开创性举措。
[[外交政策|對外政策]]上,漢武帝一改漢高祖[[刘邦]][[白登之围]]後世代朝廷奉行的[[和親]][[傳統]],以強勢態度積極地對付[[匈奴]],發動第二階段[[漢匈戰爭]],先後收復了[[ 西漢]] 初年的多處領土,不过终其一世未能解除[[秦朝]]以來匈奴於[[中国西北地区|中國西北部]]的威脅<ref name="刘运动">刘运动,西汉王朝对匈奴采取的民族政策,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汉文综合版,2007年第6期。</ref><ref name="匈奴01">《汉书·卷六》:匈奴入上谷、五原,杀略吏民。</ref><ref name="匈奴02">《汉书·卷六》:匈奴入五原、酒泉,杀两都尉。</ref><ref name="匈奴03">《汉书·卷七》:匈奴入朔方,杀略吏民。</ref><ref name="匈奴04">《汉书·卷九十四》:(前71年)其冬,单于自将万骑击乌孙,颇得老弱,欲还。会天大雨雪,一日深丈余,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能什一。于是丁令乘弱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凡三国所杀数万级,马数万匹,牛、羊甚众。又重以饿死,人民死者什三,畜产什五,匈奴大虚弱,诸国羁属者皆瓦解,攻盗不能理。其后汉出三千余骑,为三道,并入匈奴,捕虏得数千人还。匈奴终不敢取当,兹欲乡和亲,而边境少事矣。</ref>。
漢武帝又大幅度地开疆拓土,先後在[[秦朝]]故土吞灭了[[东瓯国]]、[[南越國]]、[[閩越國]],并远征异域,消灭[[衛滿朝鮮]]及[[夜郎國]]等等,继秦朝后再次拓展了中国疆域;同時兩次派遣[[張騫]]出使[[西域]],開闢[[丝绸之路]],[[汉攻大宛之战|远征大宛]],使汉帝国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远达中亚,將[[中国朝代|帝國]]在[[民生]]、[[經濟]]、[[文化]]和[[軍事]]上,都推上了空前的高峰,其在位期間被稱為[[漢武盛世]],為漢朝的極盛時期。
===== 设立中朝 =====
{{Main|中朝}}
漢武帝建立了[[中朝]]削弱相权,巩固皇权。“中朝”又称“内朝”,由皇帝左右的亲信的近臣所构成。汉武帝时,他选用一些亲信侍从如尚书、常侍等组成宫中的决策班子,称为“中朝”或“内朝”。相对与“外朝”而言,“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常侍、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也<ref>《汉书·刘辅传》</ref>”。中、外是相对皇帝居住的宫禁而言,中朝(内朝)官员享有较大的出入宫禁的自由,可随侍皇帝左右且能在宫中办公,外朝官员则无此特权。借由此来培植一批立足于宫中、与以丞相为首的原有朝臣分庭抗礼的内廷官员。重要政事,“中朝”在宫廷之内就先自作出了决策,再交由“外朝”的丞相来执行。尚书,本来是皇帝身边掌管文书员。“中朝”形成之后,尚书的地位日益重要。尚书和一般只参与宫廷议政的官员不同,由于既有官署、官属,又有具体的职司,作为皇帝的秘书机构,在“中朝”逐渐居于核心地位<ref>王子今. 第八章第二节〈削藩的成功与“中朝”的出现〉. 《秦汉史—帝国的建立》. 2009: 119-121.</ref>。
===== 监察制度 =====
{{Main|刺史|六条问事}}
汉武帝在地方設置十三州部[[刺史]]。即完善监察制度,加強對地方的控制,打擊地方豪強。京師七郡則另外設立[[司隸校尉]]監察。汉武帝将全国地方划分为13个监察区,是为冀、兖、豫、青、徐、幽、并、凉、荆、扬、益、朔方、[[交趾]]共13州(京畿附近7郡为司隶校尉部作为一个单独的监察区)。每州派遣一名刺史,每年8月巡行所部,监察地方官员和强宗豪右,岁终至京师向御史中丞禀报。此时的刺史为监察官,秩六百石,较郡守的秩比二千石为低。
===== 推恩令 =====
{{Main|推恩令}}
[[西汉]]初,[[诸侯王]]的爵位,封地都是由[[长子继承制|嫡长子单独继承]]的,其他子孙得不到尺寸之地。虽然文景两代采取了一定的[[削藩]]措施,但是到汉武帝初年,“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谋以逆京师”,严重威胁着[[汉朝]]的中央集权。因此元朔二年正月,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行“[[推恩令]]”。推恩令吸取了[[晁错]]削藩令引起[[七国之乱]]的教训,规定诸侯王除以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余诸子在原封国内封侯,新封侯国不再受王国管辖,直接由各郡来管理,地位相当于县。这使得诸侯王国名义上没有任何的[[削藩]],避免激起诸侯王武装反抗的可能。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导致封国越分越小,势力大为削弱,从此“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十余里”。
===== 察举制 =====
{{Main|察举|l1=察举制}}
[[察举|察举制]]為[[中國古代]]有系統選拔人才制度之濫觴,對後世影響極大。主要用于选拔官吏。它的确立是从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开始的。察举制不同于以前[[先秦]]时期的世袭制和从[[隋]][[唐]]时建立的科举制,它的主要特徵是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并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察举制此后成为汉代聘用官吏的制度,有的学者曾经指出,汉武帝“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的元光元年,是“中国学术史和中国政治史的最可纪念的一年。”<ref>王子今. 第八章第六节〈察举制度〉. 《秦汉史—帝国的建立》. 2009: 135-137.</ref>
==== 创立年号 ====
{{Main|年号}}
在[[中国歷史]]上,年号由汉武帝發明及首先使用,首個年号为[[建元 (西汉)|建元]](前140年—前135年)。此前的帝王只有年数,没有年号。據[[滿清]][[趙翼]]的《[[二十二史札記]]》考證,年號紀年是在[[漢武帝]]十九年首創的,年號為「建元」。《漢書》上記載說,前122年[[十月]],漢武帝出去狩獵,捉到一隻獨角獸白麟,群臣認為這是吉祥的神物,值得紀念,建議用來記年,於是立年號為「[[元狩]]」,稱那年(前122年)為元狩元年。可是,過了六年,又在山西汾陽地方獲得一只三個腳的寶鼎,群臣又認為這是吉祥的神物,建議用來紀年,於是改年號為「[[元鼎]]」,稱那年為元鼎元年。後來,人們把這記錄年代的開始之年稱为「[[紀元]]」,改換年號叫做「[[改元]]」。此后,每次新皇帝登基,常常会改元,并同时改变年号。一般改元从下诏的第2年算起,也有一些从本年年中算起。
==== 汉武盛世 ====
{{main|汉武盛世}}
汉武盛世是西汉的全盛时期。
=== 军事 ===
==== 汉匈战争 ====
{{Main|汉匈战争}}
{{See also|马邑之谋|卫青|霍去病|李广|匈奴}}
=== 外交 ===
{{Main|丝绸之路|張騫}}
汉武帝派遣了[[張騫]]出使[[西域]],张骞的两次出使打通了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交通的通路<ref>有的学者指出,这一措施,“不仅对于中国的历史,具有重大意义,即对于整个东方的历史,亦具有重大意义。</ref>。即[[丝绸之路]],极大促进了中國同西方经济及文化的交流。
=== 文化 ===
==== 独尊儒术 ====
{{Main|独尊儒术|董仲舒}}
建元元年(辛丑,公元前140年)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ref>资治通鉴卷第十七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对者百馀人。广川董仲舒对曰:“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敝,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悖谬,失其统也。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贱不得致也。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之资;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痒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示败也。秦灭先圣之道,为苟且之治,故立十四年而亡,其遗毒馀烈至今未灭,习俗薄恶,人民嚣顽,抵冒殊扞,熟烂如此之甚者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也,少则习之学,长则材诸位,爵禄以养其德,刑罚以威其恶,故民晓于礼谊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谊,平残贼,周公作礼乐以文之;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空虚四十馀年。此亦教化之渐而仁谊之流,非独伤肌肤之效也。至秦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饰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趋利无耻,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今陛下并有天下,莫不率服,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于它,在乎加之意而已。’愿陛下因用所闻,设诚于内而致行之,则三王何异哉!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虖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今吏既亡教训于下,或不承用王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甚不称陛下之意;是以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皆长吏不明使至于此也!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且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是以有司竭力尽知,务治其业而以赴功。今则不然,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殽,未得其真。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臣闻众少成多,积小致巨,故圣人莫不以暗致明,以微致显;是以尧发于诸侯,舜兴虖深山,非一日而显也,盖有渐以致之矣。言出于己,不可塞也;行发于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故尽小者大,慎微者著;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积恶在身,犹火销膏而人不见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纣之可为悼惧者也。夫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道者,万世亡敝;敝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眊而不行,举其偏者以补其敝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故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馀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继之救当用此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敝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繇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共是天下,以古准今,壹何不相逮之远也!安所缪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与,有所诡于天之理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虖!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民日削月朘,浸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民不乐生,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近者视而放之,远者望而效之,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负且乘,致寇至。’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患祸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当君子之行,则舍公仪休之相鲁,无可为者矣。“《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ref>。广川董仲舒上天人三策,对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ref>资治通鉴卷第十七</ref>。汉武帝采用了[[董仲舒]]的建议<ref>《资治通鉴》卷十七 天子善其对,以仲舒为江都相。</ref>,「[[罷黜百家]],独尊儒术」。结束[[先秦]]以来“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的局面,于是“令后学者有所统一”<ref>王子今. 第八章第四节〈号令文章,焕焉可述〉. 《秦汉史—帝国的建立》. 2009: 128-130.</ref>。为[[儒学]]在[[中国古代]]的特殊地位铺路,亦使到儒学成为了[[中國社会]]的基礎思想。对中國後代的政治、[[社會]]及[[文化]]等領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亦有人认为他利用[[儒学]]敦化民風,同时采用[[法術]]及[[刑名]]鞏固政府的[[權威]],即是所谓[[儒表法裏]]。
==== 创建太学 ====
{{Main|太学}}
汉武帝元朔五年,创建太学,是接受当时儒家学者[[董仲舒]]的建议。董仲舒指出,太学可以作为“教化之本原”,也就是作为教化天下的文化基地。他建议,“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这样可以使国家得到未来的人才。所谓“养天下之士”,体现出太学在当时有为国家培育人才和储备人才的作用。汉武帝时期的太学,虽然规模很有限,只有几位[[经学]]博士和五十名博士弟子,但是这一文化雏形,代表着中国古代教育发展的方向。太学的成立,助长民间积极向学的风气,对于文化的传播,成为重要的推手,同时使大官僚和大富豪子嗣垄断官位的情形有所转变,一般人家子弟得以增加入仕的机会,一些出身社会下层的人才,也有机会到朝廷做官<ref>王子今. 第八章第五节〈罢黜百家,表章“六经”〉. 《秦汉史—帝国的建立》. 2009: 131-135.</ref>。
==== 建立樂府 ====
{{Main|樂府}}
[[樂府]]一名本指管理音樂的官府。漢武帝在掌管雅樂的太樂官署之外,另創立樂府官署,掌管俗樂,收集民間的歌辭入樂。「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ref>《漢書·禮樂志》。</ref>。後人把樂府機關配樂演唱的詩歌,也稱樂府。
==== 颁布太初历 ====
{{Main|太初历}}
太初历是中国历史上曾经使用过的一种历法,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统一,而且有明确文字记载的历法。在天文学发展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由[[邓平]]、[[唐都]]、[[落下闳]]及[[司馬遷]]等根据对天象实测和长期天文纪录所制订。《太初历》的制订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性的一次历法大改革,是中国文明在世界天文学上的不朽贡献。《太初历》的科学成就,首先在于历法计算上的精密准确。中国汉初以前,主要采用“[[古六历]]”([[黄帝]]、[[颛顼]]、[[夏]]、[[殷]]、[[周]]、[[鲁]])中的《[[颛顼历]]》。这个古历,计算一年为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一月是二十九天又九百四十分之四百九十九。由于这种古历计算不够精密,常出现月初是无月光的朔日,但实际天空中却有圆满的月光;月中是有月光的望满之日,夜晚却并没有月亮。为了改变这种不对照的现象,司马迁主持制订《太初历》时,重新进行了反复地周密地运算和实践验证<ref>《汉书·律历志》在这方面作了细致的描写:“闳运算转历,其法以律起历,日律容一龠,积八十一寸,则一日三分也,与长相终,律长九寸,百七十一分而终复,三复而得甲子。夫律阴阳九六爻象所从出也,故黄钟纪元气之谓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与邓平所治同。于是皆观新星度日月行,更以推算如闳、平法。法一月之日二十九,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太初历》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ref>。还在于第一次计算了日月蚀发生的周期和精确计算了行星会合的周期<ref>《史记·天官书》:“日月薄蚀,行南北有时,此其大度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日蚀三十六,慧^ 《史记·天官书》:“日月薄蚀,行南北有时,此其大度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日蚀三十六,慧星三见,宋襄公时星陨如雨。”</ref>。
=== 经济 ===
==== 改革币制 ====
{{Main|汉武帝币制改革|五铢钱}}
指中国西汉武帝统治时期进行的币制改革。西汉自建立以来,币制混乱,郡国铸币失控又是汉景帝时期七国之乱發生的原因之一。汉武帝统治时期,由于对外征伐不断,中央财政从此前“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ref>史记·卷三十·平准书第八</ref>”的丰盈一变而为入不敷出的困局。“而富商大贾或蹛财役贫,转榖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ref>史记·卷三十·平准书第八</ref>”富商大贾富可敌国,恰与窘困的中央财政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央政府除了靠鬻武功爵等方式快速增加财政收入外,“冶铸煑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于是天子与公卿议,更钱造币以赡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ref>史记·卷三十·平准书第八</ref>”增加中央财政收入,打击大商人,此即汉武帝币制改革的初衷。故汉武帝即位后,为了中央政府在经济管理和政治统治上的需要,便十分重视解决币制问题,先后进行了六次币制改革,基本解决了汉初以来一直未能解决的币制问题。一方面稳定了金融,另一方面将地方的铸币权重新统一于中央。六次改革后三官五铢的发行一举解决了困扰西汉金融多年的私铸、盗铸问题,汉武帝的币制改革至此取得了较大成功。
==== 盐铁国营 ====
{{See also|專賣|l1=盐铁官营|盐铁论}}
中央政府在盐、铁产地分别设置盐官和铁官,实行统一生产和统一销售,利润为国家所有。这项制度实施,使国家独占国计民生意义最重要的手工业和商业的利润,可以供给皇室消费以及巨额军事支出。当时,人民的赋税的负担没有增加,国家的收入大增,不但弥补财政上的赤字,并且还有羸余。不过官营盐铁却给社会经济和民众生活带来负面的影响。例如官盐价高而味苦,铁制农具粗劣不合用等<ref>王子今. 第八章第八节〈盐铁官营与均输平准政策〉. 《秦汉史—帝国的建立》. 2009: 138-141.</ref>。
在經濟方面,漢武帝爲推動農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在全國修了不少水利工程,例如:[[龍首渠]],[[六輔渠]]等等,以便農田灌溉。再加上新式耕種技術的提倡,農業生產得到進一步發展。
==== 其他 ====
{{See also|均輸法|算缗|告缗}}
=== 晚年的政治混亂 ===
==== 巫蛊之祸 ====
{{main|巫蛊之祸}}
[[征和]]元年(西元前92年)十一月,[[巫蠱之禍]]興起。[[丞相]][[公孫賀]]之妻使用[[巫術]][[詛咒]]及在[[馳道]]埋木偶人的事件被告發,[[公孫賀]]一家被斬殺,同時還牽連到[[陽石公主]]和皇后卫子夫所生的女兒[[諸邑公主]]。其後漢武帝又發動了[[三輔]][[騎士]]在皇家園林進行[[搜查]],並且在[[汉长安城|長安城]]中到處尋找,過了11日才收兵。征和二年七月,與太子[[劉據]]結怨的武帝寵臣[[江充]]指使胡巫,說宫中有蠱氣。武帝命令[[江充]]與按道侯[[韓說]]等入宫追查,江充誣告太子宫中埋的木人最多,又有[[帛書]],所言不守道法。太子得知後非常恐懼,聽從[[少傅]][[石德]]的計策,派人詐稱武帝使者捕殺江充等人。漢武帝命令[[丞相]][[劉屈氂]]派兵擊潰太子,太子舉兵對抗。激戰五日,太子兵敗逃亡,被漢武帝所廢,被圍捕,乃[[自殺]],滅族,唯其孫子[[劉病已]]得親信保全。征和三年,此謀反案的根源巫蛊案真相漸明,大臣上书直言进谏,武帝感悟,下令族滅[[貳師將軍]][[李廣利]]、[[丞相]][[劉屈氂]]、[[太監]][[蘇文]]、[[江充]]家族。
==== 轮台罪己 ====
{{main|輪台罪己詔}}
漢武帝將鹽鐵酒國營[[專賣]],實行[[平準]][[均輸]]政策,防止商人從中漁利,從而增加政府收入,達到了調節物價及防止市場壟斷的功效,但是亦造成了與民爭利的局面。商人遂將注意力轉移至土地買賣,導致土地兼併嚴重。雖然漢武帝[[武功]]極盛,但是到處征伐也造成了國庫空虛,大量人民被徵召從軍,死傷甚重,也影響了經濟發展。由於民生困苦、社會動盪不安、人民流離失所及民怨沸騰,[[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齊]]、[[楚]]、[[燕]]、[[趙]]和[[南陽]]等地相繼爆發大規模農民起義;[[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漢武帝頒下了《[[輪台罪己詔]]》向人民承認自己的罪過及公開[[反省]]。
==== 临终托孤 ====
{{main|霍光}}[[File:Maoling.JPG|230px|缩略图|茂陵]]
汉武帝晚年得子[[刘弗陵]],甚爱之。[[刘据]]於[[巫蛊之乱]]死後,漢武帝立刘弗陵为太子<ref>《资治通鉴卷二十二》上病笃,霍光涕泣问曰:“如有不讳,谁当嗣者?”上曰:“君未谕前画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顿首让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国人,不如光;且使匈奴轻汉矣!”乙丑,诏立弗陵为皇太子,时年八岁。丙寅,以光为大司马、大将军,日磾为车骑将军,太仆上官桀为左将军,受遗诏辅少主,又以搜粟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皆拜卧内床下。光出入禁闼二十馀年,出则奉车,入侍左右,小心谨慎,未尝有过。为人沈静详审,每出入、下殿门,止进有常处,郎、仆射窃识视之,不失尺寸。日磾在上左右,目不忤视者数十年;赐出宫女,不敢近;上欲内其女后宫,不肯;其笃慎如此,上尤奇异之。日磾长子为帝弄儿,帝甚爱之,其后弄儿壮大,不谨,自殿下与宫人戏;日磾适见之,恶其淫乱,遂杀弄儿。上闻之,大怒,日磾顿首谢,具言所以杀弄儿状。上甚哀,为之泣;已而心敬日磾。上官桀始以材力得幸,为未央厩令;上尝体不安,及愈,见马,马多瘦,上大怒曰:“令以我不复见马邪!”欲下吏。桀顿首曰:“臣闻圣体不安,日夜忧惧,意诚不在马。”言未卒,泣数行下。上以为爱己,由是亲近,为侍中,稍迁至太仆。三人皆上素所爱信者,故特举之,授以后事。丁卯,帝崩于五柞宫;入殡未央宫前殿</ref>。太子即位前不久,其生母[[趙婕妤|钩弋夫人]]被[[處死]],避免未來再有[[太后]]涉政的現象<ref>《资治通鉴卷二十二》钩弋夫人之子弗陵,年数岁,形体壮大,多知,上奇爱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稚,母少,犹与久之。欲以大臣辅之,察群臣,唯奉车都尉、光禄大夫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上乃使黄门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以赐光。后数日,帝谴责钅句弋夫人。夫人脱簪珥,叩头。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狱!”夫人还顾,帝曰:“趣行,汝不得活!”卒赐死。顷之,帝闲居,问左右曰:“外人言云何?”左右对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儿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国家所以乱,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恣,莫能禁也。汝不闻吕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ref>。前88年,汉武帝命令画工画了一张《[[周公]]背[[周成王|成王]]朝诸侯图》送予[[霍光]],意思是让霍光辅佐他的小儿[[刘弗陵]]作為未來皇帝。對此,[[中国]][[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对《汉书·霍光传》的此记载颇有异议,认为汉武帝於临终前杀掉[[刘弗陵]]生母是为了避免母后干政、[[托]]孤说的“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和画周公辅政图完全属于捏造<ref>《中国通史·前汉的衰亡》:“武帝生平 溺于女色;他大约是个多血质的人,一生行事,全凭一时感情冲动;安能有 深谋远虑,豫割嬖爱?霍光乃左右近习之流,仅可以供驱使。上官桀是养马 的。金日磾系匈奴休屠王之子,休屠王与浑邪王同守西边,因不肯降汉,为浑邪王所杀,乃系一个外国人,与中国又有杀父之仇。朝臣中即使无人,安 得托孤于这几个人?”</ref>。
《[[天地陰陽交歡大樂賦]]》、《[[藝文類聚]]·寵幸》、《[[情史]]·情外類》引述史書裡,漢武帝寵幸的韓嫣記載,視之為男風代表。
[[File:HanWudiBuddhas.jpg|thumb|right|300px|[[敦煌莫高窟]]內[[漢武帝]]拜佛像的壁畫]]
唐朝依漢武帝拜佛像的傳說而在[[敦煌]][[莫高窟]]內繪製了[[壁畫]]。<ref name="WhitfieldWhitfield2000">{{cite book|author1=Roderick Whitfield|author2=Susan Whitfield|author3=Neville Agnew|title=Cave Temples of Mogao: Art and History on the Silk Road|url=http://books.google.com/books?id=vYPNqlAMZWAC&pg=PA19|year=2000|publisher=Getty Publications|isbn=978-0-89236-585-2|pages=19}}</ref><ref name="Zürcher2007">{{cite book|author=Erik Zürcher|title=''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 The Spread and Adaptation of Buddhism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url=http://books.google.com/books?id=_9yvCQAAQBAJ&pg=PA21|date=2007-03-26|publisher=BRILL|isbn=978-90-474-1942-6|pages=21}}</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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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 西 武帝| 軍政人物]][[Category: 入祀历代 西汉皇 王庙景德崇圣殿|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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