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年2月11日－2002年3月13日），出生德国马尔堡，德国哲学家，其哲学体系诠释学部分源于威廉·迪尔西（Wilhelm Dilthey），埃德蒙·胡塞尔（Edmund Husserl）和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概念，在20世纪的哲学，美学，神学和批评中具有影响力。
目录
生平
加达默尔是化学教授的儿子，曾在布雷斯劳、马尔堡、弗莱堡和慕尼黑的大学学习人文科学。
1922年，在海德格尔（Heidegger）的弗莱堡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
1933年，在马尔堡（Marburg）的基尔（Kiel）讲授美学和伦理学。
1937年，他被任命为特别教授。
1939年，他成为莱比锡大学的正式教授。
1947年，受聘于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首席教授。
1949年，受聘于海德堡大学，接替了卡尔·雅斯贝尔斯的职位。直到1960年60岁时。
出版了他最重要的作品《真理与方法》。之后的40年中，他出版了其他主要著作，与各种思潮的主要人物展开对话，进行诸多演讲和讨论，获得诸多荣誉。
1968年，成为海德堡大学的荣誉教授，一直到他去世为止。
德国哲学的“幕后主导者”
伽达默尔在海德堡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仅写出了迟到的巨著《真理与方法》，而且培养了一大批青年才俊。
他在之前岁月中养成的博大性情再次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没有“伽达默尔主义”，而是指导学生走上各自的道路。不仅如此，他还乐意提携当时虽然不属于自己学生，但特别有天分的年轻一代思想家，包括哈贝马斯、卡尔·奥托·阿佩尔、恩斯特·图根哈特以及奥托·珀格勒等后来声名卓著的人物。
因此，伽达默尔赢得了一个绰号：德国哲学的“幕后主导者”。
1968年，荣休之后，他开始了年轻时错过的世界讲学，在不同的国家都继续培养了许多外国学生。这种令人艳羡的成功，归根结底与他所倡导的“理解”思想密不可分。
重要著作
《瓦尔海特与方法》（Wahreit and Methode，1960年；《真理和方法》）被某些人认为是20世纪关于诠释学理论的主要哲学陈述。
真理和方法分为三个部分，依次由各章和子章组成。
在第一部分中，伽达默尔试图利用艺术经验来阐明真理问题。
在第二部分中，问题扩展到对整个人文科学的理解。
在第三部分中，伽达默尔最终以语言为指导、转向哲学本体论。对於哲学外行来说，前两个部分特别难以理解。这与伽达默尔的风格没有多大关系，伽达默尔的风格长期以来都是清晰的，尽管主题宽广复杂，伽达默尔总是能将重点陈述表达出来。该书的难以理解，不如说是由于解释学和哲学史文本的密不可分，其范围从亚里斯多德到康德和黑格尔，再到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更不用说其他众多鲜为人知的作家了）。这样一来就涉及到了多重方面，即我们不仅需要对哲学方法论的透彻理解，而且还要求对所引用的哲学家及其理论知识有基本的了解。[1]
在汉语学界，《真理与方法》及自传性质的《哲学生涯》早已有了中译本，但与他同时代的人物，尤其海德格尔及列奥·施特劳斯相比，伽达默尔所获得的关注似乎少得多。
他的人生是一部跨世纪的学术史
伽达默尔选择投身哲学，一开始便在马堡这个新康德主义阵地中如鱼得水。
此时，他遭遇了另一位真正的精神之父：当时已崭露头角，享有德国哲学“秘密国王”（阿伦特语）之誉的海德格尔。这位深得纳托普及哈特曼偏爱的弟子，转投海德格尔门下。不久之后，海德格尔却对年轻的助手感到失望，并以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件表达自己的看法。伽达默尔气馁沮丧之馀，并未放弃与海德格尔的亲密关系，但转向了古典语文学研究，以便为哲学前景的黯淡提供另一种选择，即成为一名古典语文学家。
当然，现实考量的表象之后，也不乏严肃的思想动机：哲学问题与语文学问题不可分割，只要哲学反思试图回到原始经验，后者则在解释学中担纲重新开启古典文本的契机。随著伽达默尔在古典语文学领域的成功，海德格尔再度认可了这位弟子，并主动提出担当他的教授资格论文导师。
这是伽达默尔梦寐以求的事情，他由此才真正成为了海德格尔学派中重要的一员。不过，与同窗卡尔·洛维特与格哈德·克吕格先行的批判态度相比，伽达默尔当时还并未显示出脱离老师影响的独立性和原创性。实际上直到晚年，伽达默尔才谨慎地在著作中发展对海德格尔的批评。[3]
传记提及的一段轶事，有力地证明了来自两位父亲的压力是如何塑造了早期伽达默尔。
当1927年他的父亲被癌症击倒时，这位校长将海德格尔请到病床边，希望后者向他证明伽达默尔在哲学上有好的未来。海德格尔肯定了伽达默尔的哲学能力，向他的父亲做出了担保。面对父亲的自我辩护也许一直是伽达默尔哲学生涯的隐秘动力。尤其面对作为精神父亲的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很长一段时间都生活在其思想的滋养和阴影之下，以至于声称“我始终有一种该死的感觉，海德格尔在我的背后看著我。” （《伽达默尔传》，第148页。）
其他作品
《Kleine Schriften》，第4卷。
《哲学诠释学》，（1967–77；选自第1-3卷的论文）；
《对话与辩证法》（1980），包括八篇关于柏拉图的论文；
《科学时代的理性》（《科学时代的理性》）（1982年），是德语版本的论文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