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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圓籙

中文名: 王圓籙

別 名: 王元錄,王圓祿

國 籍: 中國

民 族: 漢族

出生日期: 1849年

逝世日期: 1931年

職 業: 道士

主要成就: 修建敦煌太清宮道觀 發現敦煌經卷,修繕廟宇

出生地: 湖北麻城

道 號: 法真

王道士(1849-1931) 湖北麻城人。本名王圓籙,一作元錄,又作圓祿。家貧,為 衣食計,逃生四方。清光緒初,入肅州巡防營為兵勇。後離軍,受戒為道士,道號法真   ,遠遊新疆。 約光緒二十 三年(1897)至敦煌莫高窟,在窟南區北段,清理沙石,供奉香火,收受布施,兼四出布道幕化,小有積蓄,乃於莫高窟第16窟東側建太清宮道觀,即今「下寺」。[1]

目錄

經卷出世

雇敦煌貧士楊某為文案,冬春間抄寫道經以供發售,夏秋間,朝山進香者絡繹而至,命楊於今第16窟甬道內設案,接待香客,代寫 醮章,兼收布施,登記入帳。光緒二十六年(一說二十五年) 初夏,楊某坐此窟甬道內,返身於北壁磕煙鍋頭,覺有空洞 回音,疑有秘室。以告圓祿。 於是年五月二十五日半夜,相與破壁探察,果見復室,積滿寫卷、印本、畫幡、銅佛等,即後來蜚聲中外之莫高窟藏經洞。乃取部分寫 卷、佛畫等分贈肅州兵備道廷棟及本縣官員鄉紳, 是為藏經洞文物流出之始。

流失年代

二十八年,甘肅學政葉昌熾聞訊,次年十一月及三十年四月和八月,先後得敦煌縣令汪宗翰所贈經卷、畫像,葉氏建議藩台將此寶物運省妥藏,以運費銀五六千兩無着而罷, 三十年三月甘肅布政司命汪宗翰就地封存。汪氏責令王道士妥加保管,不許外流。 三十 二年,他於藏經洞所在之大窟前修建三層樓閣,有《重修千佛洞三層樓功德記》記其事。 三十三年三至五月,斯坦因至 莫高窟,以四塊馬蹄銀(共重二百兩)騙買寫卷印本古籍二 十四箱,佛畫、織繡品等五箱。 三十四年三至五月,伯希和踵至,以白銀五百兩騙買寫本、印本、經卷、文書、佛畫等六 千卷,並拍攝莫高窟照片三百七十六幀。 宣統二年(1910) 清廷學部獲悉敦煌石室文物流散消息後,電令甘肅藩司將剩餘經卷運京保管、王道士又私藏若干。同年前後,於數十洞窟鑿通道,使各洞相通連,大量壁畫遭破壞。修「古漢橋』,以便利朝山拜佛者上下。又搬出各窟殘塑,造「千相 塔」之,有廷棟撰文並書丹之《敦煌千佛洞千相塔》碑記其事。 民國元年(1912)十月,日本吉川小一郎等至莫高窟, 用白銀三百五十兩騙買寫經四百餘卷。 1914年,斯坦因 又來莫高窟,用銀五百兩騙買經卷五百七十餘件。曾擬重修第96窟大佛殿九層樓事未竟。歿後即葬於 莫高窟廟前大泉河東岸,同年七月卅敦煌千古事,苦樂誰心知。

社會評價

敦煌文物的流失不應該把責任歸因於任何個人,那是歷史對整個中國的嘲諷。 我們不能以一個完人的標準去審視王圓籙,他在那個時代其實真的很平凡。或許只有把他放在當時的歷史情境中去理解,才能得出客觀公正的評價。日,其徒子徒孫趙玉明、方至福就其墓起塔立碑,其碑不著撰人,木質、陰刻,今仍嵌於原塔南側龕內。

背景始末

藏經洞發現之後,王道士盡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應該做的一切。 首先,徒步行走50里,趕往縣城去找敦煌縣令嚴澤,並奉送了取自於藏經洞的兩卷經文。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確,就是為了引起這位官老爺的重視。可惜的是這位姓嚴的知縣不學無術,只不過把這兩卷經文視作兩張發黃的廢紙而已。 1902年,敦煌又來了一位新知縣汪宗翰。汪知縣是位進士,對金石學也很有研究。王道士向汪知縣報告了藏經洞的情況。汪知縣當即帶了一批人馬,親去莫高窟察看,並順手揀得幾卷經文帶走。留下一句話,讓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經洞。 兩次找知縣沒有結果,王圓籙仍不甘心。於是,他又從藏經洞中挑揀了兩箱經卷,趕着毛驢奔赴肅州(酒泉)。他風餐露宿,單槍匹馬,冒着狼吃匪搶的危險,行程800多里,才到達目的地,找到了時任安肅兵備道的道台廷棟。這位廷棟大人瀏覽了一番,最後得出結論:經卷上的字不如他的書法好,就此了事。 幾年過去了,時任甘肅學政的金石學家葉昌熾知道了藏經洞的事,對此很感興趣,並通過汪知縣索取了部分古物,遺憾的是,他沒有下決心對藏經洞採取有效的保護措施。 直到1904年,省府才下令敦煌檢點經卷就地保存。這一決定和汪知縣當初的說法一樣,都是把責任一推了之。王圓籙無法可想,又斗膽給清宮的老佛爺寫了秘報信。然而,大清王朝正在風雨飄搖之際,深居清宮的官員哪望能顧得上這等「小事」。王圓籙的企盼如泥牛入海,杳無音信。 1907年,斯坦因到來,他通過宗教精神的交流將王道士俘虜了。斯坦因說:「道士之敬奉玄奘,在石窟寺對面新建涼廊上的繪畫有顯明的證據,所畫的都是一些很荒唐的傳說……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國話向王道士述說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着他的足跡,從印度橫越峻岭荒漠,以至於此的經過,他顯然是為我所感動了。」 當時王道士把經卷賣給斯坦因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在長達7年的時間裡,他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視,而且是逐級上報,但無人過問,致使他灰了心。二是為了完成他的宏願,清掃洞窟,修建三層樓,架設木橋。三是唐玄奘溝通了他們的思想,斯坦因這個探險家追求事業的精神感動了他。因此他雖則思想極為矛盾,極不願意外國人將這些文物帶走,但在無奈的情況下,也只好讓了步。 當斯坦因把敦煌文物宣傳於全世界之時,當朝命官這才懂得了其重要價值,但他們不是考慮如何地保護它,而是千萬百計竊為己有。因此,一時間偷竊成風,敦煌卷子流失嚴重,這是敦煌卷子自發現以後最大的劫難,後來連醉心於壁畫的張大千也加入了破壞的行列。 1910年清政府作出決定,把剩餘的敦煌卷子全部運往北京保存。在運送的路途中,幾乎每到一處都失竊一部分。 大量經卷的散失,曾經使王圓籙感到非常痛心,因為藏經洞是他發現的,多年來在他保管期間從未發生過無故大量散失的事,官方如此掠奪,又如此貪心,使他感到極大的憤慨。所以,當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到莫高窟後,王圓籙對他說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話,《斯坦因西域考古記》是這樣記述的:「說到官府搬運他所鍾愛的中文卷子致受損傷,他表示後悔當時沒有勇氣和膽識,聽從蔣師爺的話,受了我那一筆大款子,將整個藏書全讓給我。受了這次官府的騷擾之後,他怕極了,於是,將他所視為特別有價值的中文寫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敦煌千古事,苦樂誰心知。 敦煌文物的流失不應該把責任歸因於任何個人,那是歷史對整個清朝的嘲諷。

人物爭議

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認為王圓籙對敦煌莫高窟文物的破壞是毀滅性的,並就此感到傷痛。 斯坦因《西域考古圖記》中說:「他將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這個已經傾頹的廟宇的修復工程中,力圖使它恢復他心目中這個大殿的輝煌……他將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繕廟宇之上,個人從未花費過這裡面的一分一銀。」 根據相關史料記載(《西域考古圖記》等),當時西方人來到中國帶走文物的時候,是持有當地官方開據的許可證的,並且一路受到了官兵的保護,王圓籙本身並沒有能力拒絕他們。 胡適曾在演講中提到王道士時說,王道士一開始並不知道經卷的價值,最初以經卷能夠治病為由向附近居民售賣,把經卷燒成灰燼和水讓人吞服。這裡的說法與之後王道士低價賣出經卷給斯坦因可以銜接,說明王道士一開始對文物價值一無所知。

參考來源

  1. [1],騰訊內容開放平台 ,2020 -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