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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鑑(1598-1677年),字元照,一字圓照,號湘碧,又號香庵主,江南太倉人,明末清初畫家,「四王」之一。 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出生,崇禎六年(1633年)舉人。後任廉州府知府,世稱「王廉州」。工畫,早年由董其昌親自傳授,董其昌向王鑑表示「學畫唯多仿古人」,「時從董宗伯、王奉常游,得見宋元諸名公墨跡」,與同族王時敏齊名,王時敏曾題王鑑畫云:「廉州畫出入宋元,士氣作家俱備,一時鮮有敵手」。

王鑑
王鑑圖片地址 [1]

吳偉業將王時敏與董其昌、王鑑李流芳、楊文驄、張學曾、程嘉燧、卞文瑜和邵彌合稱為「畫中九友」,並作《畫中九友歌》。康熙十六年(1677年)卒。

目錄

簡介

王鑑,字玄照,後避清聖祖康熙玄燁的名諱,改字元照,圓照,號湘碧,染香庵主,祖父王世貞(1526年— 1590年)是晚明著名文人、鑑藏家和顯宦,官至南京刑部尚書,精古詩文,與李攀龍等並稱「後七子」,為文壇盟主;富收藏,爾雅樓中藏書萬卷,書畫文物無數;著有《弇州山人四部稿》、《藝苑後言》等。父王士驥,萬曆十七年(1589年)進士,官吏部員外郎。王鑑出身於這樣一個文學世家和官宦門第,自幼即受到良好的文化教養和藝術薰陶,「締歲即好點染」,他亦自述:「自幼習董熟耳。」表明他最早學畫是從董源入手的。以後又追蹤巨然和元四家,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時的《仿雲林山水軸》和天啟元年(1621年)擬巨然的《山水圖》,可證其最早的畫學淵藪。

生平

王鑑於崇禎六年(1633年)三十六歲時中舉人,三十八歲以祖蔭任左府都事,進而出仕廣東廉州太守,「時粵中開一米,鑒力請上台得罷。」他以剛正態度力罷開礦惡政,卻險遭牢獄殺身之禍,二年後即罷歸。至四十歲,他的仕宦生活即告終止,與王時敏相仿,在明亡以前即由「兼濟天下」的官員變為「獨善其身」的文人。其間,他亦傾心於繪畫,如自述所言:「餘生平無所嗜好,惟于丹青不能忘情。」他以子侄輩與年長六歲的王時敏相交,故早年畫法甚受時敏影響。 崇禎九年(1636年) 結識董其昌,得以見到元趙孟頫《鵲華秋色圖卷》、吳鎮《關山秋霽圖軸》等名跡,雖然董其昌不久即去世,但其繪畫理論和創作實踐對王鑑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其時,王鑑還與楊文馳、程嘉燧、張學曾、卞文瑜、邵彌、李流芳等文人畫家來往,吳偉業曾作「畫中九友歌」以贊諸人之交誼和畫藝。四十歲以後,王鑑即專心於繪事,「盡力畫苑」,成為專業的文人畫家。罷官歸里不久,畫名已遠布四方,如崇禎十年(1637年)夏所作《秋山圖軸》(上海博物館藏),王時敏題跋即云:「玄照畫道獨步海內,展作紛紛,不無魚目混珠之嘆。」

崇禎十一年(1638年)所作《仿黃公望山水軸》(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王時敏又題曰:「玄照此圖,丘壑位置深得梅道人三昧,而級法出入董、巨。……當今畫家不得不推為第一。展現不覺下拜,遂欲焚硯矣。」王時敏在董公謝世後已成為畫壇領袖,他卻對王鑑讚賞有加,譽為「獨步海內」、「當今畫家不得不推為第一」,並有「遂欲焚硯矣」之嘆,可想見王鑑當時的盛譽。

事實上,王鑑歸里後四十年內,由於主客觀條件的不同,確實較之王時敏在畫藝上更加專志潛心和勤奮刻苦,在藝術功力上亦更勝一籌。王時敏之子王撰在比較其父與王鑑的生活景況時就說:「先世以世務牽制,晚年愁冗紛集,兼多向平之累,興會所至,時一渲染,未逞朝夕從事於斯。而湘翁則蕭然一身,屏去崖事,得以餘力專意盤稽。」指出王時敏因家務繁冗,生有八子數女,婚嫁負擔沉重,故無暇朝夕作一間,而王鑑妻子早逝,也未續娶,可能亦無兒女,雖晚景孤寂,卻能全身心投入藝事,這無疑是很不相同的兩種客觀環境和條件。其次,兩人的思想狀態似乎也有所區別,明亡後二王都選擇了明哲保身、退隱林下的道路, 既不當抗清復明的志士,也不屬入仕新朝的貳臣,而成為以畫自遣的遺民畫家。但是,王時敏入清有「出城迎降」之舉,內心常自嘲自責:「偷生稱隱逸,慚愧北山靈。」王鑑則無此明顯失節行為,呈正常的遺民心態,如吳偉業贈詩所曰:「布衣懶自入侯門,手跡流傳姓氏存。聞道相公談翰墨,向人慾仿趙王孫。」實際上在明亡之前,睢陽袁樞的名氣更大一些,其畫業最受董其昌、王鐸的推重。滿清定鼎,曾經備兵睢陽道的袁樞秉承父志,憂鬱絕食數日而死,與其父親袁可立一樣,作品遭到滿清「文字獄」禁毀,傳世者無多,現藏於廣東省博物館的有其《平泉十石圖》。

王鑑出生於書香門第,為明代著名文人王世貞曾孫,家藏古今名跡甚富,豐富的家藏,為王鑑學習臨摹歷代名畫真跡提供了良好的條件。摹古工力很深,筆法非凡,擅長山水。與王時敏、王翬、王原祁、惲壽平、吳歷齊名,並稱四王吳惲或清初六家,成為畫壇正宗。為「清初六家」之一。 與明末北方著名書畫收藏家睢陽袁樞(袁可立子)交從甚密,袁以收藏董源、巨然作品為最,王鑑從中受益者頗多,書畫往來相互題贈。王鑑《仿巨然真跡圖》:「董宗伯所藏巨然真跡,今歸袁環中(袁樞)使君,昨在其署中出此相示。」

王鑑和王時敏、袁樞一樣,早年曾經得到過董其昌的親自傳授,他一生的畫業就是沿着董其昌注重摹古的方向發展,繼續揣摩董源、巨然、吳鎮、黃公望等諸多前輩大家的筆意,仿古吸收並轉化古人的筆墨結構,形成了自己豐富的山水畫語言。

王鑑畫的坡石取法黃公望,點苔學吳鎮,用墨學倪瓚。尤其是他的青綠設色山水畫,縝密秀潤,嫵媚明朗,綜合了沈周、文徵明清潤明潔的畫風,清雅的書卷氣躍然紙上,歷來為後人所稱道。擅長山水,遠法董(源)、巨(然),近宗王蒙、黃公望。運筆出鋒,用墨濃潤,樹木叢郁,後壑深邃,皴法爽朗空靈,匠心渲染,有沉雄古逸之長。間作青綠重色,亦能妍麗融洽。信雲林山水意極綿密。仿山樵山水,仿趙大年《春景》沒骨山水、仿洪谷子設色山水,疏密奇正,純以篆法寫輪廓。仿子久《秋木山色圖》、《仿黃公望煙浮遠岫圖》、摹沈石田山水、仿董源《秋山圖》仿范華設色山水、仿巨然山水,骨重氣輕。其作品大多摹古,信效名家,缺乏獨創,並具有濃厚的復古思想和形式主義畫風。

作品

代表作有《長松仙館圖》、《仿巨然山水》、《仿王蒙秋山圖》等。著有《染香庵集》、《染香庵畫跋》等。傳世畫跡有《虞山十景圖》、《夢境圖》等。

晚年

王鑑是清初正統派的領袖之一 ,與王時敏、王翬、王原祁並稱「清初四王」;增添吳歷、惲壽平兩人,又統稱「四王吳惲」,亦與王時敏、王原祁同歸「婁東派」。他在當時聲名煌赫,影響頗大,但由於其生平事跡記載多有缺略,藝術上又與並稱「前二王」的王時敏淵源相近,風格亦頗多共同點。因此,對王鑑的個案研究殊為缺乏,往往是在論述王時敏時順便談及,視「二王」為一體,乃至有學者認為:「和王時敏同時代的王鑑,作品之間經常類似到如果不具有一對利眼,就無法區分它們的地步。」其實,王鑑與王時敏雖處於同一歷史時期,但生活經歷並不相同,畫學道路也有所區別;雖同受董其昌繪畫思想影響,崇尚以「南宗」為主的傳統,但範圍和重點有所不同,所形成的筆墨風格亦相迥異;雖同屬「婁東派」,但王鑑對「虞山派」的王葷更有直接影響,吳歷也受過其指授,故一日史有「後學津梁」之譽,其影響與作用自與王時敏有別。因此,具體而微地梳理王鑑的生活經歷和畫學道路,師承範圍和筆墨風格,以及在畫壇的影響和地位,並將「二王」聯繫起來對照剖析,當能揭示出王鑑藝術自具的特色和獨特的貢獻, 給予其獨立的準確的歷史定位。

在晚明的亂世中,既不能「兼濟天下」,就只好「獨善其身」。即使在數年後多鐸率清軍攻破常州、無錫、蘇州等城之後,他也沒有迎降清軍,出仕新朝,而是守住清白,繼續繪事。他的繪畫卻因此受益,身為明朝遺老,無處宣洩的亡國之恨令他在故紙堆里尋找寄託,而大量臨摹古畫,不僅夯實了他的傳統功夫,也暗合了明朝遺老的民族情結。所以,他「從董巨入手廣泛吸收北宋范寬、江貫道以至五代荊浩、關同等,南宗北宗,無所不學,打下深厚的基礎,進而優遊於元四家倪雲林、黃子久、王叔明、吳仲圭之間?」(蔡星儀《王鑑藝術論》),他的多數「仿」、「摹」、「橅」、「擬」作品就是這一時期留下的,他也因此與王時敏一起並列清「四王吳惲」之首,在美術史上是一位不可忽略的人物。

王鑑藝術天賦極高,又是性情中文人,且看是什麼原因驅使他畫下這本冊頁的:丹青一派,自吳中文沈、華亭董宗伯後,幾作廣陵散矣。近時惟吾婁太原喬梓、延陵伯仲得傳正脈,予每見其所作,即欲焚棄筆硯。但習氣未除,見案頭箋素便塗抹滿紙,知不免為法眼捧腹,右古十幀,不敢求形似也。丙申冬十二月王鑑識。 這是冊頁最後王鑑自題的跋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