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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刻艺术

石刻艺术是我国古代灿烂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汉唐盛世,造型艺术因反映时代精神而大放异彩。

碑林石刻

简介

汉代石刻的雄劲、简练,唐代石刻的精美、圆润,都表现了中华民族进取、向上的气派和精神,在我国雕刻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西安碑林石刻艺术室建于1963年,匾额七字是由陈毅元帅亲笔所题。室内陈列着汉唐艺术精品七十余件,分陵墓石刻和宗教石刻两部分。陵墓石刻中的精品有东汉双兽,其造型综合了狮、虎的特点,形象威武、活跃,动作矫健敏捷,以其造型完美、手法熟练、雕刻精致而成为同类作品中的佼佼者。陕北出土的东汉画像石,内容除少数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外,大多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侧面,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唐高祖李渊的唐弟,李寿的墓志为罕见的兽首龟形,国内仅有两件,弥足珍贵。其石椁为一歇山顶式石屋,外部以减底平雕手法刻有四神、文臣武将、仙人骑凤等画面,椁内壁阴线刻乐人、舞伎、男女侍从、天象图等,都是唐代墓室石刻中杰出的作品。

唐昭陵六骏浮雕以唐太宗李世民征战疆场所乘过的六匹有功战马为蓝本雕刻而成,作品比例合度,线条明快,高度写实,是唐代石刻艺术中的杰作。可惜其中飒露紫、拳毛蜗两骏早年流失海外,现存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唐高祖李渊献陵的石犀重达十吨,全身用几条粗壮的线条勾勒出犀的特点,整体比例准确,形象生动逼真。汉唐史书都记载有外国曾向中国赠送活犀的史实,它是古代中外友好往来的纪念物。此外,李小孩石棺、蹲狮、石虎、石羊、卧牛、走狮等也从不同侧面反映出隋唐陵墓石刻写实传神的特点。石刻室陈列的北朝、隋唐佛教造像,形式多样,既有传世的精品,也有建国后历年发掘品。有浮雕,也有圆雕,主要反映了古长安佛教造像艺术发展的水平。北魏皇兴造像的弥勒,着通肩式袈裟,丰满圆润,肌肉匀称,衣褶以条棱表现,具有较多的域外艺术风格,其艺术水准在当时也是领时代之先的。隋唐时代的造像艺术则把从北周开始的写实风格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在追求立体造型的同时,把传统的线和装饰性的艺术手法也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使中国成熟的民族化佛造像艺术达到鼎盛。陈列的观音菩萨像,金刚造像都是这一时期优秀的作品。而老君像则是陈列的唯一一件有关道教题材的造像。这件汉白玉老君像,通高1.93米,原属临潼骊山唐代华清宫朝元阁老君殿之物。老君身着道服,腰束帛带,结跏跌坐于三层番莲纹的须弥座上,人像与台座浑然一体,有安谧华贵之感。雕刻手法极为精工洗炼,堪称盛唐时期大型人体石刻的艺术珍品,同时对探讨道教在关中地区的传播,也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西安碑林博物馆

正是因为西安碑林博物馆拥有如此浩瀚的藏品,卓越的书法和艺术价值,丰富的文化内涵,所以被誉为“东方文化的宝库”、“书法艺术的渊菽”、“汉唐石刻精品的殿堂”、“世界最古的石刻书库”,是国家AAAA级旅游景点,全国18个特殊旅游景观之一。近年来又被列入中国申请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作为西安最有价值的文物古迹之一,这里每年都吸引着60多万海内外游客。今天西安碑林已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弘扬祖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窗口。在改革开放的见天,西安碑林博物馆正以其崭新的面貌谱写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新篇章。

甲骨文石刻

概论

书法哲学是甲骨文石刻方法论的理论基础,它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石刻虽然有其特殊性,但它脱离不了自然、社会、思维的基本规律。没有哲学,石刻形成不了自己完整的体系。它贯穿在整个石刻实践中,并自始至终影响和制约着石刻的创作,包括创作思想、方法和审美观等。所以,成功的艺术家,其思想必定深入到哲学中去,由此明了世界的本源、艺术的本源、书法石刻的本源。理解了中国哲学,可以对石刻艺术从更深层的规律上把握。而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掌握,将使石刻艺术研究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宏观的层次上。

甲骨文石刻的基本原则

甲骨文石刻是主体精神的物质再现,必须具有鲜明的个性。因而,石刻也就决定着它必须具有自己的艺术特色。从这个意义出发,石刻艺术研究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一、坚持辩证唯物论。艺术创新,必须将主体意识和社会需要、历史选择结合起来,才能正确把握整个历史、当代书法艺术本质,美学特征及发展方向,抓得准自己所攻克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关键性问题。二、坚持科学理论与创作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认为,理论来源于实践,为实践服务。并接受实践的检验。甲骨文书法作为一门应用学,也必须直接为创作实践服务,并接受时代和人民的检验。三、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石刻艺术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种,属于精神产品。它既是主体人抒情达意的工具,也是广大人民寄托感情的形式,艺术家的心应与时代息息相通,与人民的需要联系起来,力求将最好的精神食粮献给人民和祖国。

甲骨文石刻的研究方法

研究任何一门科学都要借助几种科学的方法,才能获得良好的成果。因此,方法问题是各英科学研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甲骨文石刻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思维的方法、认识的方法、哲学的方法。从我们国家来说,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研究方法是由研究的任务和内容所决定,而且为研究的任务服务的。石刻艺术研究的任务有两个方面:一是文字与技术;二是主体素质和修养。一、调查法。这是进行石刻艺术研究的一种方法。通过广泛搜集有关文字的各种资料,进行分析研究。二、试验法。这主要用于探索的一种方法。试验最好有个对照组,便于对比分析,同时要及时总结经验。三、交流法。文化交流,成果展示,学术研讨。

甲骨文石刻的概念

甲骨文石刻是甲骨文书法与石刻相结合的独立而系统的艺术。它的外表是属技术科学,概括文字技术,示美的感觉与机能。它的内心属书法哲学,概括思想理论,性质灵魂,示美的真与善的关系。它既能反映主体人的精神、气质、学识和修养,又充分体现了事物的“对立统一”这个基本规律。

甲骨文石刻的知识结构

石刻的知识来源有三:一是亲知。由主体感官和亲身经历所得的经验而获得的知识。二是闻知。从旁人口头号或书面传授得到的知识,相当于间接经验。三是说知。在亲知和闻知的基础上,通过主体推理活动而获得的知识。然而,知识必须形成一个较完整的系统。按其有序程度可分为经验知识、理论知识和方法论知识。知识按其功能又可分为基础知识,专业知识。这一切构成了知识系统的结构。石刻艺术的创作,是以理论为指导,并建立在正确方法论基础上,以实践为中心,由宏观理论引导,微观理论推动,直向创造这一最高目标推进。

思维方法

直觉整体思维,是自然人本能思维的主要特征。这是全息的把握宇宙本体的思维,既是方法论,又是宇宙观。

意念思维,即主体情态,集群旨趣,物我交融形象、反逻辑一体思维,是石刻艺术的思维本质。甲骨之字,眼中之字,心中之字,意中之字,手中之字,凿刻之字,创造完成之字,是完全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创造的艺术之字,为意会之字,它经过六个时态,才能完成。眼中之字可以不是甲骨之字,它因人而异,因情而异,只是特定情态气质人的眼中之字,观贴者取意(神采、气韵、美感等),忘形(具体的笔画及形体结构等)。心中之字可以不是眼中所见之字。心中之字是甲骨原字通过感官作用于脑系的感觉之字,永不可能是自然甲骨文之字的纯“客观”的“反映”。意中之字可以不是心中之字。意中之字是进行意念思维所形成的初级整体意象之字。手中之字不必是意中之字,虽意在笔先,心中有字,但毕竟是较为混沌的,付诸实践,或有损益调整。创造中之字可以不是手中之字,只有创造完成的,才是艺术之字。应当是成熟的艺术所走的创造过程。

艺术创新,必须了解中国书刻艺术的高层次的意念思维本质。常理思维,我们称为逻辑思维。但中国书刻家的高层次艺术思维是反向思维,也是物、我、美,反逻辑的一体思维。只有反思维,才能出奇制胜,有所创造,有所发明,也才能在书刻艺术的百花园中占有一席之地。

体现精神风貌

中华民族是一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中国人民勤劳勇敢、朴实敦厚、心胸宽广,这些品格正是民族精神之所在。甲文石刻风貌,正是较为完美地体现了这些特征。石刻艺术内在的、本质的精神的美,正是质朴、敦厚品质的体现,石刻中的雄健,正蕴含了坚毅的意志和力量。所以 ,石刻艺术有着极为广泛和深厚的社会基础。也正是由于甲文艺术创新反映了当代的民族精神风貌,故为社会各界所重视。

中国艺术历来强调艺术在伦理道德上的感染作用,要求审美意识具有的社会价值。因此,凡是反映健康向上,崇高正大的艺术创造,必然会受到人民大众的欢迎,得到社会和历史的承认。甲骨文创新,气韵生动,厚实壮观,表现出古朴端庄的气质,体现了一种古拙平实的健康书风,符合我国人民的审美要求,所以,自石刻面世以来,深受世人喜爱。

甲骨文石刻艺术是在中国独特的哲学思想指导下的产物。它深植于理,更深植于“心”,它是主体心灵的物质再现,是从更高层次上体现了宇宙、社会、人类,直至一切事物的发展规律。

字内功

石刻艺术的字内功主要有三:首先要表现出其在用笔、结体、章法以及在表现形式上取得新的突破,使作品具有旺盛的艺术生命力。其次,要表现出其独特的整体风貌以及所造成的独特境界,要在审美意象中给人新的感受,使传统文化艺术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其三,要开辟甲骨文石刻艺术的境界,就必须形成自己的独特艺术风格。

字外功

石刻艺术的字外功主要有三:一是学识。学是应知,识是应会。所以,学识是艺术创新的源泉。二是意识。书法属人类的精神产品,意识当为书刻的本质。三是艺术素质和道德修养。德才兼备是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的需要,也是衡量艺术家品格的要素。因此,学习和创造是每个书家必经的两个过程。学习传统是“自我”的塑造过程,学得愈多、愈广,汲取的营养愈丰富,则积累愈深厚,“自我”就愈丰满、充实;革新创造则是“自我”的表现过程,艺术修养愈高,造诣愈深,表现出来的“自我”就愈有份量,愈有感染力。

博物馆情况

我国国内有哪些主要的石刻艺术博物馆?它们的价值和现状怎样?地处沪宁线的丹阳市建设规模较大的中国石刻艺术博物馆可行性如何,与现有石刻艺术博物馆相比,有何优劣?笔者通过查阅大量资料,整理此材料,为领导决策参考。

石刻艺术,是造型艺术中的一个重要门类,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石刻属于雕塑艺术,是运用雕刻的技法在石质材料上创造出具有实在体积的各类艺术品。中国古代石刻,种类繁多,古代艺术家和匠师们广泛地运用圆雕、浮雕、透雕,减地平雕、线刻等各种技法,创造出众多风格各异、生动多姿的石刻艺术品。国内现有石刻艺术专业博物馆其规模较大的只有成都安岳“中国石刻艺术之乡”;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重庆大足石刻;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西安碑林“中国石刻艺术博物馆”;河南南阳石牌坊;北京海淀区石刻艺术馆;徐州“中国石刻艺术馆”等。其主要情况如下:

成都安岳“中国石刻艺术之乡”——安岳县位于四川省东部,为成渝古道要冲。始于南北朝,盛于唐、五代和宋。距今已有1300年历史。全县有摩崖石刻造像105处,多为中国佛教与道教混合的石刻造像,有10万尊左右,高3米以上的上百尊,5米以上的40多尊,15米以上的两尊。至今保存较完好并具有一定规模和文物价值的石刻有45处。主要有卧佛院、圆觉洞、毗卢洞、华严洞、茗山寺、玄妙观等处。它多是我国石刻艺术成熟和鼎盛时期的作品,具有很高的雕刻艺术价值,造像风格除少数敦朴、粗犷的魏晋风骨外,大多是体态丰满,雍容华贵的唐代风格,也有一些精细华美、璎珞盖身的宋代特征。卧佛院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尊23米长的卧佛,横卧于高出地面近10米的崖壁上。卧佛的上方所展示的是释迦牟尼与诸弟子和天龙八部传授遗嘱的情景。左臂下方是观音普门行愿的33化身和32应身造像。还有维摩诘,药师佛等30公分大的小像。千佛寨有“雕刻艺术陈列馆”之称。造像分布在寨子的南北两岩,周长约1000米,有佛龛105处,造像3061尊,多数为佛的讲法图。与千佛寨遥遥相对的这座圆觉洞,主要是晚唐、五代、北宋时期造像,共1993尊。圆觉洞以造有十二圆觉而得名。这儿有三尊7米高的“西方三圣”石像,“西方三圣”是西方极乐世界三个地位最高的神,即佛、菩萨、观音组合而成。在其他地方,西方三圣是合龛为一,而这里却是分龛雕刻。毗卢洞离安岳县城47公里,由观音堂、千佛洞、幽居洞、毗卢道场、莲花台等组成,有造像465尊,尤以观音堂的紫竹观音毗卢道场的石刻最为精湛。紫竹观音,因背倚紫竹而得名,像高3米,可谓北宋时期的杰作。华严洞内有石刻造像159尊,主要是五代和宋朝之作,距今也有千年以上。大般若洞开凿于南宋理宗嘉熙四年。洞中正壁刻有一佛二菩萨,两廊分三层,下层列十八罗汉,中间是十二诸天神,上层为十弟子。安岳石刻造像具有"古、多、精、美"的特点。在中国石刻艺术史上具有上承云冈、龙门,下启大足石刻的特殊地位。2000年9月,文化部命名安岳为"中国民间艺术(石刻艺术)之乡"。

大足石刻-----是重庆市大足县境内主要表现为摩崖造像的石窟艺术的总称。大足县是重庆市所辖郊县,始建于唐乾元元年,以“大丰大足”而得名。县境内石刻造像星罗棋布,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摩崖造像75处,雕像5万余身,铭文10万余字。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处,大足石刻中的北山、宝顶山、南山、石篆山、石门山五处摩崖造像,已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北山佛湾摩崖造像,开凿于公元892~1162年,造像崖面长约300米,高7~10米。龛窟密如蜂房,分为南、北两段,通编为290号(1~100号为南段,101~290号为北段)。其中造像264龛窟,阴刻图1幅,经幢8座。北山摩崖造像近万尊,主要为世俗祈佛出资雕刻。造像题材51种,以佛教密宗为主,约占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其次有三阶教、净土宗等。北山造像以雕刻细腻、艺精技绝、精美典雅而著称于世,展示了公元9世纪末至12世纪中页中国民间佛教信仰及石窟艺术风格的发展、变化。 公元9世纪末的晚唐造像题材有12种类型,以观音及观音、地藏合龛和阿弥陀佛胁侍观音、地藏居多。公元10世纪后期至12世纪中叶的宋代造像题材广泛,多达21种,尤以观音最为突出,被誉为"中国观音造像的陈列馆"。 北山摩崖造像中,现存碑碣7通。还存有题刻、诗词17件,造像记77件。对历史地理、宗教信仰、石窟断代分期、历史人物等的研究皆具较高价值。大足石刻分布群还包括宝顶山石刻、大佛湾石刻、小佛湾石刻、南山石刻、石篆山石刻等。

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建于1981年,是我国第一座石刻艺术专业性博物馆。它的任务是收集、陈列、研究山东地区的古代石刻。设业务室、办公室,编制12人。实有在职人员10名。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藏品分石刻文物和碑刻拓片两项。石刻文物有历代碑志、造像、汉画像石及其它石雕艺术品近百件,其中汉石人,朱鲔石室画像石,高贞、高庆、马鸣寺碑尤为著名。拓片数千件,基本包括了山东地区秦汉至五代全部的碑志、画像石、北朝摩崖刻经资料。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注重全省石刻资料的调查、整理与研究工作。经过多年努力,五代以前的碑刻资料已基本收集齐全。在完成本馆研究项目的基础上,为推动全省乃至全国古代石刻艺术的研究做了大量工作。以本馆为主, 与兄弟单位联合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有: 云峰刻石讨论会、汉碑讨论会、北朝摩崖刻经书学讨论会、秦刻石讨论会、中国?山东北朝摩崖刻经考察与学术研讨会。出版著作和大型图录有:《云峰刻石研究》、《汉碑研究》、《北朝刻经研究》、《云峰刻经石全集》、《山东北朝摩崖刻经全集》、《云峰刻石调查与研究》、《中国汉画像石全集》(一、二、三)等共28部。山东省艺术博物馆重视对内对外交流。与山东书法家协会、山东大学东方书画院、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等有着业务合作关系,与日本、韩国、香港及台湾金石考古、书法绘画的学术交流日渐增多。

西安碑林——座落于著名古城西安市三学街。它于北宋二年为保存《开成石经》而建立。九百多年来,经历代征集,扩大收藏,精心保护,入藏碑石近三千方。现有六个碑廊、七座碑室、八个碑亭,陈列展出了共一千零八十七方碑石。在名碑荟萃的展室里,展示了圣儒、哲人的浩瀚石经;秦汉文人的古朴遗风;魏晋北朝墓志的英华;大唐名家的绝代书法以及宋元名士的潇洒笔墨。书圣王羲之、画圣吴道子书画同辉的笔墨迹以及诗画双绝的王维的竹影清风更为碑林增辉溢彩。西安碑林是我国收藏古代碑石墓志时间最早、名碑最多的一座艺术宝库,它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刻石的集中地点之一,也是历代著名书法艺术珍品的荟萃之地,有着巨大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开成石经》是唐文宗太和四年接受国子监郑覃的建议,由艾居晦、陈珍等用楷书分写,花费了大约七年时间到开成二年刻成一部石经。西安碑林不仅是东方石质历史文化的宝库,更重要的是书法艺术的宝库,享有“书法艺术故乡”的美誉,令海外人士向往。碑林中早期石刻有宋代摹刻的秦峰山刻石,原碑为秦国丞相李斯所书。 “汉熹平石经《周易》残石”,它保存了我国最早的《周易》文句,唐代是中国书法艺术的繁荣时期。在唐代书法艺苑中,欧阳洵、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的楷书各创一体,欧阳通、徐浩、史维则、怀素等也都是一代名家。颜真卿的《颜勤礼碑》、《颜家庙碑》、《多宝塔感应碑》等,气势雄浑,苍劲有力,是标准的“颜体”;柳公权的《大达法师玄秘塔碑》,笔力遒美瘦挺,劲如削竹,结构峻整,神足韵胜,是“柳体”中最典型的代表作;唐代怀仁和尚从晋王羲之遗留的墨迹中选集而成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则更是脍炙人口的佳作;著名草书家怀素的《千字文》,笔意奔放,流利洒脱,为世所珍。除了书法,在北魏、唐、宋等碑志上,还保存了大量具有艺术价值的精美图案花纹。

龙门石窟——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南郊12.5公里处,龙门峡谷东西两崖的峭壁间。这里香山(东)与龙门山(西)对峙,伊水于山间北流,远望犹如一座天然门厥,史称“伊厥”。隋朝建都洛阳后,因宫城门面对“伊厥”而始称“龙门”。就密布在伊水两岸长达1公里的两山崖壁上。据龙门石窟研究院统计:龙门石窟现存2100多个窟中,有窟龛2345个,碑刻题记2800余块,佛塔40余座,造像10万余尊。其中最大的佛像高达17.14米,最小的仅有2厘米。龙门石窟同甘肃的敦煌莫高窟、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并称为中国古代佛教石窟艺术的三大宝库,具有相当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龙门石窟开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后,嗣后历经西魏、东魏、北齐、隋、唐、五代的营造,从而在这里形成了南北长达一公里、具有两千余座窟龛和十万余尊造像的石窟遗存。在这历时500余年的营造过程中,包含着北魏和盛唐这两个造像的高潮阶段。至今,保存在伊阙两山的这些数以千计的像龛,绝大多数都是这两个时期所营造的。其中北魏石窟占30%,唐代约占60%,其他时期窟龛约占10%。北魏时期的大型洞窟,主要有古阳洞、宾阳中洞、莲花洞、火烧洞、魏字洞、石窟寺及普泰洞、路洞等等。而唐代的主要洞窟有奉先寺、宾阳南洞宾阳北洞、潜溪寺、敬善寺、万佛洞、双窑、惠简洞擂鼓台三洞高平郡王洞、看经寺、唐字洞、极南洞、净土堂和麻崖三佛龛等等。龙门石窟艺术为研究我国古代历史,特别是雕刻、绘画、书法、建筑、服饰、乐舞、图案纹样以及时代社会风尚等方面,提供了大量的珍贵资料。龙门地区的石窟和佛龛展现了中国北魏晚期至唐代期间,最具规模和最为优秀的造型艺术。这些详实描述佛教中宗教题材的艺术作品,代表了中国石刻艺术的最高峰。

云冈石窟——距今已有1500年历史,位于山西省大同市西郊武州山南麓,石窟依山开凿,东西绵延1公里。现存主要洞窟45个,大小造像51000余尊,为我国规模最大的古代石窟群之一,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12月14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07年5月8日被国家旅游局评为首批国家5A级旅游景区。历史久远,规模宏大,内容丰富,雕刻精细,被誉为中国美术史上的奇迹。石窟群中,有神态各异、栩栩如生的各种人物形象,如佛、菩萨、弟子和护法诸天等;有风格古朴,形制多样的仿木构建筑物;有主题突出,刀法娴熟熟的佛传浮雕;有构图繁富,优美精致的装饰纹样;还有我国古代乐器雕刻如箜篌、排萧、筚篥和琵琶等,丰富多彩,琳琅满目;在雕造技艺上,继承和发展了我国秦汉时代雕刻艺术的优秀传统,又吸取和融合了健陀罗艺术的有益成份,创造出具有独特风格的艺术品,在我国雕塑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云冈石窟不但是今天了解和研究我国古代历史、雕刻、建筑、音乐以及宗教信仰等方面的重要形象资料,也是追溯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和人民友好往来的实物佐证。

河南安阳石牌坊群------被人们称为“中国石刻艺术的博物馆”的石牌坊坐落于山陕会馆大拜殿前的3米高月台上,分左、中、右三座。牌坊通体满布额、对联及人物禽兽等图案。中间一座位于月台前《重建山陕会馆碑记》与《重兴山陕会馆碑记》之间,为三间四柱式,须弥座,方柱。转角处雕分节竹杆,云龙柱头。柱两侧附以抱鼓石。中柱两侧鼓面刻“俞伯牙爱琴”,“陶渊明爱菊”、“嵇康爱竹”等八爱图。鼓面上下雕各种姿态的狮子、麒麟、人面兽等。中坊上雕福、禄、寿三星,背面上刻“五幅(福)图”;坊面正中置长方形石刻匾额为“孟氏难言这浩然”,背面匾书:“履中蹈和优入圣城”。两侧陪坊脊顶饰雕半椭圆形构图,其中左陪坊正面上刻“杜甫吟诗”,背面上刻为“赵彦求寿”;右陪坊正面上雕“李白骑鲸”,背面上刻“赵匡胤输华山”。中坊下入口处为神道,俗称“九龙口”,斜铺巨石一方,长、宽各2米,中刻一龙张口瞪目,形象怪异,其它八龙之间相互交错、藏头露尾,层层叠压,故名“九龙口”。左、右牌坊是大拜殿的出入门道,下各砌13级青石台阶与万人庭院相连。牌坊之间和月台两侧,置青石花栏杆,雕狮子、金瓜柱头,栏板刻福、禄、寿图案。石牌坊的石柱南北两面皆刻楹联,上部坊心皆为匾额。这些楹联、匾额对仗工整,词雅意明,均是对关公精神品德的颂扬之辞,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其书体楷、草、隶各异,有的龙飞凤舞、洒脱飘逸;有的恣肆遒劲,力荡千钧,令人击掌叫绝,充分展现了古代书法之神韵,与石雕造型珠联璧合,相映生辉。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坐落于海淀区白石桥东约500米处的真觉寺遗址内,是一座展示北京地区石刻石雕精品的专题博物馆,1987年10月对外开放。石刻博物馆的露天陈列,按内容、功用分为八个展区,展出历代石刻文物计500多种,加上库藏的历代石刻,共计千余种。其中有北京地区现存年代最早的石刻《汉故幽州书佐秦君之神道》柱及石阙构件;有珍贵的北朝造象、唐明历代墓志、金元石雕、清代石享学及法贴和名家书法刻石。《石刻萌史陈列》则展示了上起原始社会、下至明清的石刻文化发展史,再现了人类文明。 北京地区的石刻文化源远流长。远在旧石器时代,北京人的先民就用石头叩开了人类文化的大门,随着时代的前进,经过无数代人的艰辛劳动和智能创造,形成了北京地区广大城乡数以万计的石刻文物宝藏。作为唐代以前的祖国北陲重镇和辽金以来的国家都城,北京地区的石刻文化遗存分布面积广,品种齐全,数量众多,其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特点,又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是展示北京从汉唐雄风,辽金元三代民族融合、文化交流,到明清帝都风范,以及民国时期文化巨子在北京政治舞台上活动的重要实物遗存。尤其是元、明、清三代的七百年间,作为“京师”即皇朝首都的文化产品,北京石刻一直以其内涵博大、形制壮伟和制作精美居全国同时代的最高水平。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展览以金刚宝座塔为中心,共陈列各类石刻文物1200多件,其中著名的有东汉秦先君神道阙、宋代针灸穴位碑、有北齐、北魏、唐代造像,有文征明、董其昌等人的书法碑帖,元大都的石栏板,明代平则门门匾,体魄宏大的广宁门外石道碑,普胜寺卧碑等,有可谓北京石刻大观。曾组织北京石雕精品摄影展、中国古塔图片展、馆藏敬和堂拓片展、北京石雕美术鉴赏等巡回展览。2002年经过大规模维修的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室内展览由300平方米增至1100平方米。

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 汉画像石是汉代人们刻划在墓室、祠堂上带有鲜明主题的装饰石刻画。徐州是中国汉画像石集中分布地之一,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是收藏、陈列、研究汉画像石的专题性博物馆。占地1万平方米,收藏珍品汉画像石350余块,由当代艺术大师李可染先生题写馆牌,于1989年10月1日建成开放。徐州汉画像石题材广博、内容丰富,反映现实生活的题材有车马出行、对博比武、舞乐杂技、迎宾待客、庖厨宴饮、建筑人物、男耕女织等;反映神话故事的内容有伏羲、女娲、炎帝、黄帝、东王公、西王母、日中金乌、月中玉兔等,表示祥瑞吉祥的图案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麒麟、九尾狐、二龙穿璧、十字穿环等。徐州汉画像石中的牛耕图、纺织图、九仕图、迎宾图、百戏图及八米长卷押囚图,堪称艺术珍品、镇馆之宝。徐州汉画像石雕刻浑身有力、画风质朴简洁,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雕刻技法有阴线刻、浅浮雕两种。线刻细腻真切,有阴柔之丽,浮雕浑雄苍健,有阳刚之美。阴柔阳刚,体现了中国传统美的基本要素。徐州汉画像石的艺术特色是构图紧密、夸张得体、以形传神,表现出一定的创造性。徐州汉画像石丰富的内容,真实地再现了汉代政治、经济、文化、信仰等各个方面;精美的雕刻,使它在中国美术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还有四川甘孜、甘肃合水等地也有石刻艺术博物馆,但都是规模较小的。

我市已决定充分利用吴杰森先生捐赠我市6371件石刻在三城巷附近建设中国石刻艺术博物馆,打造文化产业园,具有现实和历史意义:一是可以充分利用现有丹阳南朝皇陵大遗址石刻资源,既建设特大型石刻博物馆,专业石刻研究院,打造石刻旅游风景区,提升丹阳城市品位,拓展旅游业,带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又使我市齐梁皇陵大遗址文物得以在开发利用中得以有效保护,可谓一举多得;二是具有比较优势。吴先生捐赠我市的6371件石刻,可谓丰富多彩,具有很好的研究和观赏价值,这些石刻艺术品历史悠久,种类齐全,数量繁多,包含了从汉代自今各个时代,各种风格,各种类型的石刻艺术品,还有一些是石刻艺术的珍品、精品和国宝级文物,这是国内现有石刻艺术博物馆所不具备和难以比拟的;三是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我市周边地区同类石刻艺术博物馆几乎没有,由于资源的限制今后几十年里,也不可能有同类石刻艺术博物馆诞生。加之,在我市的中国石刻艺术博物馆的引领和带动下,50多平方公里的具文化、科技内涵的集产、科、研为一体,具休闲、旅游、培训、研究多种功能的文化科技产业园的兴建,无疑将形成集聚规模效应,在华东乃至大江两岸独树一帜,招蜂引蝶。最后一点建议:在现有的吴先生捐赠的6371件石刻的基础上,再面向全国征集(或者政府出资)一批民间的石刻艺术品,争取石刻博物馆拥有的石刻藏品达到8000乃至万件。[1]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