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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橋驛見元九詩

《藍橋驛見元九詩》

作品名稱: 《藍橋驛見元九詩》

創作年代: 唐代詩人

文學體裁:詩

作者:白居易

《藍橋驛見元九詩》[2]唐代詩人白居易的作品。白居易,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又號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時遷居下邽,生於河南新鄭。是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唐代三大詩人之一。白居易與元稹共同倡導新樂府運動,世稱「元白」,與劉禹錫並稱「劉白」。白居易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詩魔」和「詩王」之稱。官至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題材集中是白居易諷喻詩的藝術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選擇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個主題,「一吟悲一事」,主題非常明確。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為主導。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語言優美、通俗、音調和諧,形象鮮明、政治諷喻。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3075篇詩文。[3]

元稹題在驛亭的那首詩說:「千層玉帳鋪松蓋,五出銀區印虎蹄。」「玉帳」、「銀區」說明他經過這裡時正逢春雪,所以白居易的詩一開頭就說:「藍橋春雪君歸日」。元稹西歸長安,事在初春,小桃初放;白居易東去江州,時為八月,滿目秋風,因此,第二句接上「秦嶺秋風我去時」。白居易被貶江州,自長安經商州這一段,與元稹西歸的道路是一致的。在藍橋驛既然看到元稹的詩,後此沿途驛亭很多,還可能留有元稹的題詠,所以三、四句接着說:「每到驛亭先下馬,循牆繞柱覓君詩。」

這首絕句,表面上只是平淡的征途紀事,頂多不過表現白居易和元稹交誼甚篤,愛其人而及其詩而已。其實,這貌似平淡的二十八字,卻暗含着詩人心底下的萬頃波濤。

元稹題在藍橋驛的那首七律的結句說:「心知魏闕無多地,十二瓊樓百里西。」那種得意的心情,簡直呼之欲出。可是,好景不常,他正月剛回長安,三月就再一次遠謫通州。所以,白居易詩第一句「藍橋春雪君歸日」,是在歡笑中含着眼淚。更令詩人難堪的是:正當他為元稹再一次遠謫而難過的時候,他自己又被貶江州。那麼,被秦嶺秋風吹得飄零搖落的,又豈只是白居易一人而已,實際上,這秋風吹撼的,正是兩位詩人共同的命運。春雪、秋風,西歸、東去,道路往來,風塵僕僕,這道路,是一條悲劇的人生道路。「每到驛亭先下馬,循牆繞柱覓君詩」,詩人處處留心,循牆繞柱尋覓的,不僅是元稹的詩句,更是元稹的心,是兩人共同的悲劇道路的軌跡。友情可貴,題詠可歌,共同的遭際,更是可泣。而這許多可歌可泣之事,詩中一句不說,只寫了春去秋來,雪飛風緊,讓讀者自己去尋覓包含在春雪秋風中的人事升沉變化,去體會詩人那種沉痛悽愴的感情。這正是「言淺而深,意微而顯」。

一首詩總共才二十八個字,卻容納這麼多豐富的感情,這是不容易的。關鍵在於遣詞用字。如,寫元稹當日奉召還京,着一「春」字、「歸」字,喜悅自明;寫詩人遠謫江州,着一「秋」字、「去」字,悲戚立見。「春」字含着希望,「歸」字藏着溫暖,「秋」字透出悲涼,「去」字暗含斥逐。這幾個字,既顯得對仗工穩,體現了紀時敘事的妙用;又顯得感情色彩鮮明,淋漓盡致地進行了抒情寫意。尤其可貴的是,結尾處別開生面,以人物行動收篇,用細節刻畫形象,取得了七言絕句往往難以達到的藝術效果。這種細節傳神,主要表現在「循、繞、覓」三個字上。牆言「循」,表現出詩人是寸寸搜尋;柱言「繞」,表現出詩人是面面俱到;一個「覓」字,片言隻字,無所遁形。三個動詞連在一句,準確地描繪出詩人在本來不大的驛亭里轉來轉去,摩挲拂試,仔細辨認的動人情景。而且在七個字中三處使用動詞,構成三個意群,吟誦起來,就顯得詩句節奏短而急促,如繁弦急管並發,更襯出詩人匆忙、倉促的行動和急切的心情。通過這種傳神的細節描繪和動作旋律的烘托,詩人的形象和內心活動,淋漓盡致地展現在讀者面前,促使讀者深深為他懷友思故的真情摯意所感動,激起讀者對他遭逢貶謫、天涯淪落的無限同情。一個結句獲得如此強烈的藝術效果,更是這首小詩的特色。

目錄

詩詞正文

譯文

藍橋驛春雪飄飄當初你歸來之日,秦嶺上秋風颯颯如今我離去之時。

每到達一個驛站我都要首先下馬,沿牆繞柱東看西瞧尋找你的題詩。

作者簡介

白居易(772年~846年),漢族,字樂天,晚年又號香山居士,河南新鄭(今鄭州新鄭)人,我國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中國文學史上負有盛名且影響深遠的詩人和文學家,他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詩魔」和「詩王」之稱。官至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白居易故居紀念館座落於洛陽市郊。白園(白居易墓)坐落在洛陽城南琵琶峰。

白居易是中唐時期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確說:「仆志在兼濟, 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義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喻、閒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着他 「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視。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諷諭詩的創作而發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喻的傾向:「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俾辭賦合炯戒諷喻者,雖質雖野,采而獎之。」(六十八《議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喻,所以他主張: 「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詩》)他反對離開內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梁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艷麗詩風。白居易對詩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補察時政。所以他緊接着說:「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新樂府序》)在《與元九書》中,他回顧早年的創作情形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時為事而作,首要的還是「為君」而作。他也說:「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傷唐衢二首》其二),並創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諷諭詩,但總體指向卻是「唯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寄唐生》)。因為只有將民情上達天聽,皇帝開壅蔽、達人情,政治才會趨向休明。[6]

視頻

百家講壇.白居易

白居易的詩歌創作風格.

中華詩詞鑑賞:白居易 藍橋驛見元九詩

參考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