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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桥驿见元九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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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蓝桥驿见元九诗》 创作年代: 唐代诗人 文学体裁：诗 作者：白居易

《蓝桥驿见元九诗》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作品。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悲一事”，主题非常明确。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语言优美、通俗、音调和谐，形象鲜明、政治讽喻。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3075篇诗文。

元稹题在驿亭的那首诗说：“千层玉帐铺松盖，五出银区印虎蹄。”“玉帐”、“银区”说明他经过这里时正逢春雪，所以白居易的诗一开头就说：“蓝桥春雪君归日”。元稹西归长安，事在初春，小桃初放；白居易东去江州，时为八月，满目秋风，因此，第二句接上“秦岭秋风我去时”。白居易被贬江州，自长安经商州这一段，与元稹西归的道路是一致的。在蓝桥驿既然看到元稹的诗，后此沿途驿亭很多，还可能留有元稹的题咏，所以三、四句接着说：“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

这首绝句，表面上只是平淡的征途纪事，顶多不过表现白居易和元稹交谊甚笃，爱其人而及其诗而已。其实，这貌似平淡的二十八字，却暗含着诗人心底下的万顷波涛。

元稹题在蓝桥驿的那首七律的结句说：“心知魏阙无多地，十二琼楼百里西。”那种得意的心情，简直呼之欲出。可是，好景不常，他正月刚回长安，三月就再一次远谪通州。所以，白居易诗第一句“蓝桥春雪君归日”，是在欢笑中含着眼泪。更令诗人难堪的是：正当他为元稹再一次远谪而难过的时候，他自己又被贬江州。那么，被秦岭秋风吹得飘零摇落的，又岂只是白居易一人而已，实际上，这秋风吹撼的，正是两位诗人共同的命运。春雪、秋风，西归、东去，道路往来，风尘仆仆，这道路，是一条悲剧的人生道路。“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诗人处处留心，循墙绕柱寻觅的，不仅是元稹的诗句，更是元稹的心，是两人共同的悲剧道路的轨迹。友情可贵，题咏可歌，共同的遭际，更是可泣。而这许多可歌可泣之事，诗中一句不说，只写了春去秋来，雪飞风紧，让读者自己去寻觅包含在春雪秋风中的人事升沉变化，去体会诗人那种沉痛凄怆的感情。这正是“言浅而深，意微而显”。

一首诗总共才二十八个字，却容纳这么多丰富的感情，这是不容易的。关键在于遣词用字。如，写元稹当日奉召还京，着一“春”字、“归”字，喜悦自明；写诗人远谪江州，着一“秋”字、“去”字，悲戚立见。“春”字含着希望，“归”字藏着温暖，“秋”字透出悲凉，“去”字暗含斥逐。这几个字，既显得对仗工稳，体现了纪时叙事的妙用；又显得感情色彩鲜明，淋漓尽致地进行了抒情写意。尤其可贵的是，结尾处别开生面，以人物行动收篇，用细节刻画形象，取得了七言绝句往往难以达到的艺术效果。这种细节传神，主要表现在“循、绕、觅”三个字上。墙言“循”，表现出诗人是寸寸搜寻；柱言“绕”，表现出诗人是面面俱到；一个“觅”字，片言只字，无所遁形。三个动词连在一句，准确地描绘出诗人在本来不大的驿亭里转来转去，摩挲拂试，仔细辨认的动人情景。而且在七个字中三处使用动词，构成三个意群，吟诵起来，就显得诗句节奏短而急促，如繁弦急管并发，更衬出诗人匆忙、仓促的行动和急切的心情。通过这种传神的细节描绘和动作旋律的烘托，诗人的形象和内心活动，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促使读者深深为他怀友思故的真情挚意所感动，激起读者对他遭逢贬谪、天涯沦落的无限同情。一个结句获得如此强烈的艺术效果，更是这首小诗的特色。

诗词正文

“ < 蓝桥春雪君归日，

秦岭秋风我去时。

每到驿亭先下马，

循墙绕柱觅君诗。 >

” — <《蓝桥驿见元九诗》>，<古诗文网>

译文

蓝桥驿春雪飘飘当初你归来之日，秦岭上秋风飒飒如今我离去之时。

每到达一个驿站我都要首先下马，沿墙绕柱东看西瞧寻找你的题诗。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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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772年～846年）,汉族，字乐天，晚年又号香山居士，河南新郑（今郑州新郑）人，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中国文学史上负有盛名且影响深远的诗人和文学家，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白居易故居纪念馆座落于洛阳市郊。白园（白居易墓）坐落在洛阳城南琵琶峰。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 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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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讲坛.白居易

白居易的诗歌创作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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