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公共经济学

         

行为公共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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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公共经济学，。它把一些行为的概念（如：理性、启发式、偏差等）应用于公共经济领域，如计划、预算、费用、税收体系、贷款等。很大程度上都可以追溯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学术界对行为公共经济学的出现给予了支持。

目录

发展进程

许多行为公共经济学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追溯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亚当·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论》当中，就列举了一些可以论证他以经济学观察个人行为的一些心理学原则。这本书中的许多观点和认识发展成为现代行为公共经济学家的重要依据。“当人们从一个更好的环境跌落至更差的环境时，他所感受到的痛苦会比人们从较差环境转移至更好环境享受到的快乐程度要高”这便是“损失厌恶”。边沁的效用理论形成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他写了许多关于效用的心理学原理的论文，其中一些从效用的心理学影响因素出发的研究才被人关注。埃奇沃斯（F.Edgeworth）的数学心理学介绍了他著名的“盒子”图，讨论了两人谈判结果。他所得出的社会效用模型表明，一个人的效用会被另外一个人的支付所影响。

学术界对行为公共经济学的出现给予了支持，首先是经济学家运用预期效用和贴现效用模型来描述在不确定环境下的决策制定。大约在1960年左右，认知心理学开始借助一些科学设备获知关于脑部的信息而成为一门显学。这时期出现的一些研究集中在新古典主义概念中的效用最大化和行为主义的认知方面。与此同时，一些心理学家如W. Ed-wards、D.Luce、A. Tversky和D.Kahneman等人也将经济学模型和心理学模型进行对比研究。最具有贡献意义的研究是，Tversky&Kahneman（1974）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的论文阐述，启发式的捷径判断偏离了根据统计学原理推断的可能性。而在随后其1979年在《经济计量学报》（ Econo-metrica）上发表的论文则以心理学原则为基础，提出了“决策制定是存在风险的”，并且作为一个公理替代了预期效用。

具有里程碑的事件发生在1986年，在芝加哥大学召开的经济学研究会议上，会议论文多数都运用了心理学的方法和理论来解决经济学问题。10年后，《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了一个关于行为经济学的专刊。早期的行为公共经济学的研究也形成了一些研究主线：（1）识别规范假设或模型。经济学家经常用如贝叶斯更新，预期效用和贴现效用。（2）识别异常。即揭示假设或模型的差异，仔细的排除替代的解释，如混同或交易成本问题。（3）使用思考创建替代的理论和概括现有的模型。（4）使用行为假设从第三步获取提示，并且进行检验，进一步构建公共行为的经济学模型。

研究方法与基本工具

实验方法在行为公共经济学发展的初期阶段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对于传统标准方法而言，实验控制更有利于对行为方式的解释。例如，“最后通牒”讨价还价实验中，匿名的实验参与者经常会放弃大量的货币奖励并且最终一无所获（ Camerer&Thaler，1995）。在类似的一些实验研究中，当我们讨论诸如法律案例、高费用的离婚进程、劳动纠纷时，就很难判定对提供物的拒绝到底是重复博弈中声誉建立、代理问题、还是对非公平对待的一种抗议的表达。在一些实验中，很好的检验了个体的判断失误，从而避免心理学实验影响价格和市场供给数量。实验室对这些研究来说很有效，因为个体的和市场水平的数据可以被大量的观测到（ Camerer，1987；Ganguly，Kagel&Moser，2000）.

尽管行为公共经济学家一开始比较依赖实验方法，但是很大程度上，还是与实验经济学存在较大差异（I_oewenstein，1999）。行为公共经济学家更多的认为他们的研究基础不在于方法的选择。因为行为公共经济学虽然使用一些研究工具和方法，但是不局限于此，更多的是运用心理学的视角来讨论一些公共经济学的问题。行为公共经济学家会比较关注人口统计因素、自我报告、反应时间和其他的认知测量。并且对实验的环境控制也非常关注，因为在行为公共经济学研究者的眼中，环境的变化会对决策的制定过程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 Goldstein&We-ber，1995； Loewenstein，2001）.

总而言之，行为公共经济学家聚焦于将心理学现实主义和经济学运用在公共问题研究过程之中，通过在实验室之外的实证研究和拓宽实验室研究中的方法来提升研究成效。随着行为经济学研究的发展，行为公共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更多的超越了实验研究的领域，开始更为广泛地运用经济学的常用研究方法与工具。如运用现场数据、现场实验、计算机仿真、脑部扫描技术等。

研究范畴

福利政策分析

福利政策分析主要解决两个关键问题：（1）公共政策究竟怎样影响着每个人的福利；（2）个人福利如何整合成社会整体福利。新古典经济学对福利政策的分析认为，通过检验可供选择的替代方案，个人的偏好排序较好界定，可用做福利评价的基础，即每一个体拥有一贯的偏好；每个人的偏好排序是一系列关于生命条件的消费路径；在一定的时间和自然情景下，生命周期内的消费个体的排序被限制；个体总是会从可行方案之中选择最为喜爱的替代方案（Bernheim&Rangel，2005）.

假设将福利标准看作是基于机会而不是分配，就避免了将福利测评的方法简单化，利用那些没有经过检测的假设进行系统的行为观察。Gul&Pesendorfer（2001）认为如果将偏好定义为分配和选择集的话，就可以对一定范围的迷惑行为进行观察。选择那些吸引人的方案，如果可能损害人类共同利益，那么人们会倾向较小的选择集。涉及到社会偏好，人们渴望遵循群体标准，厌恶不平等。行为经济学家认为偏好不仅是个人的消费约束，而且还应考虑社会产出、其他人的消费约束等方面。

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个人偏好及其消费路径是不会改变的吗？行为异同因素使得这一假设不成立。显而易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往往存在与先前承诺不一致的矛盾。一个标准的战略模型需要赋予个体在不同的时间点拥有不同的生命周期行为偏好（O’Donoghue&Rabin，2001）。而一个人的生命周期偏好也会随着自然状态的变化而变化。

显示性偏好理论认为人们会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但因为不存在什么客观的方法对自我兴趣行为进行评价，就很难说明个人行为是否与其自身兴趣相反（Gul&Pesendorfer，2004）。选择和偏好不一致情形的存在，是因为个人选择可能很明显违背他个人的兴趣。考虑特定的情景，公共政策对福利的影响也会受到显示性偏好假设放松的影响。行为公共经济学支持政府为实现财产权、纠正市场失灵或实现资源再配置而干预自由市场，也同意运用缩减规模、降低失误率等一些新的方法改善福利。

成瘾行为政策

成瘾物质的消费带来了一些重要的社会问题，影响着社会经济阶层、公民甚至是国家。虽然有许多调节成瘾物质消费行为的政策，如，征税、对康复项目进行补贴、司法补偿、刑事处罚、产品禁令，但也是鞭长莫及。新古典主义的理性成瘾理论认为，纠正二度抽烟、防止信息失真等成瘾物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府干预是有效的。在Bernheim&Ran-gel（ 2004）提出的成瘾模型中，政策干预在失误频数、失误后果等能得到控制的情况下是合理的。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神经科学理论对成瘾的研究都是基于“快乐原则”。研究认为，人们开始使用药物来达到某种快乐，而不管这种药物是否会使他们产生依赖性而变得堕落。这些享乐的特性容易被并入到标准的消费者选择模型中。过去的十几年，一些新的科学研究开始出现，主要考虑成瘾的自然属性。发现成瘾并不能简单地归为具有快乐效应的物质带来的享乐主义。成瘾物质在某种程度上干扰了神经系统学习的机能，导致一些特别的学习过程发生错误。

Bernheim&Rangel（2004）的成瘾分析说明人们在既定偏好下做出优化选择，优化选择过程中会遇到一些引发系统性误差的事件，可能性会随着替代品的使用而变化。经过致瘾物质的反复刺激，用药者具有惊人的前瞻性和复杂性，大脑会因过去用药的体验而高估下一次用药带来的快感。 成瘾是大脑中的变化，而不是简单的身体依赖，它会导致控制能力减弱，使人们产生更多的渴望和冲动。随着对成瘾生物越来越多的了解，科学家们在禁毒政策制定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神经科学的发展在更大的程度上将帮助公共医疗机构针对具体成瘾行为确定具体的治疗方法。通过采用合理的量刑方案和定制的康复方案，法律界人士可以制定禁毒的公共政策和法案，这种方法有更强的实用性，同时也降低了监禁成本（Eagleman&Correro，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