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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在套子里的人(契诃夫短篇小说)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事实揭露 揭密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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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在套子里的人》是俄国作家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创作的短篇小说。在《装在套子里的人》中,契诃夫塑造了一个性格孤僻,胆小怕事,恐惧变革,想做一个纯粹的现行制度的“守法良民”别里科夫。

别里科夫的世界观就是害怕出乱子,害怕改变既有的一切,但是他所作所为,在客观上却起着为沙皇专制助纣为虐的作用。他辖制着大家,并不是靠暴力等手段,而是给众人精神上的压抑,让大家“透不出气”。可以说是专制制度毒化了他的思想、心灵,使他惧怕一切变革,顽固僵化,他是沙皇专制制度的维护者,但更是受害者。因而可以说别里科夫成为了,害怕新事物,维护旧事物反对变革,阻碍社会发展的人的代名词。

原文

我的同事希腊文教师别里科夫两个月前才在我们城里去世。您一定听说过他。他也真怪,即使在最晴朗的日子,也穿上雨鞋,带着雨伞,而且一定穿着暖和的棉大衣。他总是把雨伞装在套子里,把表放在一个灰色的鹿皮套子里;就连那削铅笔的小刀也是装在一个小套子里的。他的脸也好像蒙着套子,因为他老是把它藏在竖起的衣领里。他戴黑眼镜穿羊毛衫,用棉花堵住耳朵眼。他一坐上马车,总要叫马车夫支起车篷。总之,这人总想把自己包皮在壳子里,仿佛要为自己制造一个套子,好隔绝人世,不受外界影响。现实生活剌激他,惊吓他,老是闹得他六神不安。也许为了替自己的胆怯、自己对现实的憎恶辩护吧,他老是歌颂过去,歌颂那些从没存在过的东西;事实上他所教的古代语言,对他来说,也就是雨鞋和雨伞,使他借此躲避现实生活。

别里科夫把他的思想也极力藏在一个套子里。只有政府的告示和报纸上的文章,其中规定着禁止什么,他才觉得一清二楚。看到有个告示禁止中学学生在晚上九点钟以后到街上去,他就觉得又清楚又明白:这种事是禁止的,好,这就行了。但是他觉着在官方的批准或者默许里面老是包皮藏着使人怀疑的成分,包皮藏着隐隐约约、还没充分说出来的成分。每逢经过当局批准,城里开了一个戏剧俱乐部,或者阅览室,或者茶馆,他总要摇摇头,低声说:

“当然,行是行的,这固然很好,可是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

凡是违背法令、脱离常规、不合规矩的事,虽然看来跟他毫不相干,却惹得他闷闷不乐。要是他的一个同事到教堂参加祈祷式去迟了,或者要是他听到流言,说是中学的学生闹出了乱子,他总是心慌得很,一个劲儿地说: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在教务会议上,他那种慎重,那种多疑,那种纯粹套子式的论调,简直压得我们透不出气。他说什么不管男子中学里也好,女子中学里也好,年轻人都不安分,教室里闹闹吵吵——唉,只求这种事别传到当局的耳朵里去才好,只求不出什么乱子才好。他认为如果把二年级的彼得洛夫和四年级的叶果洛夫开除,那才妥当。您猜怎么着?他凭他那种唉声叹气,他那种垂头丧气和他那苍白的小脸上的眼镜,降服了我们,我们只好让步,减低彼得洛夫和叶果洛夫的品行分数,把他们禁闭起来,到后来把他俩开除了事。我们教师们都怕他。信不信由您。我们这些教师都是有思想的、很正派的人,受过屠格涅夫和谢德林的陶冶,可是这个老穿着雨鞋、拿着雨伞的小人物,却把整个中学辖制了足足十五年!可是光辖制中学算得了什么?全城都受着他辖制呢!我们这儿的太太们到礼拜六不办家庭戏剧晚会,因为怕他昕见;教士们当着他的面不敢吃荤,也不敢打牌。在别里科夫这类人的影响下,全城的人战战兢兢地生活了十年到十五年,什么事都怕。他们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写信,不敢交 朋友,不敢看书,不敢周济穷人,不敢教人念书写字……

别里科夫跟我同住在一所房子里。他的卧室挺小,活像一只箱子,床 上挂着帐子。他一上床 ,就拉过被子来蒙上脑袋。房里又热又闷,风推着关紧的门,炉子里嗡嗡地叫,厨房里传来叹息声——不祥的叹息声……他躺在被子底下,战战兢兢,深怕会出什么事,深怕小贼溜进来。他通宵做噩梦,到早晨我们一块儿到学校去的时候,他没精打采,脸色苍白。他所去的那个挤满了人的学校,分明使得他满心害怕和憎恶;跟我并排走路,对他那么一个性情孤僻的人来说,显然也是苦事。

可是,这个装在套子里的人,差点结了婚。有一个新的史地教员,一个原籍乌克兰,名叫密哈益·沙维奇·柯瓦连科的人,派到我们学校里来了。他是带着他姐姐华连卡一起来的。后来,由于校长太太的尽力撮合,华连卡开始对我们的别里科夫明白地表示好感了。在恋爱方面,特别是在婚姻方面,怂恿总要起很大的作用的。人人——他的同事和同事的太太们——开始向别里科夫游说:他应当结婚。况且,华连卡长得不坏,招人喜欢;她是五等文官的女儿,有田产;尤其要紧的,她是第一个待他诚恳而亲热的女人。于是他昏了头,决定结婚了。

但是华连卡的弟弟从认识别里科夫的第二天起,就讨厌他。

现在,您听一听后来发生的事吧。有个促狭鬼画了一张漫画,画着别里科夫打了雨伞,穿了雨鞋,卷起裤腿,正在走路,臂弯里挽着华连卡;下面缀着一个题名:“恋爱中的anthropos。”您知道,那神态画得像极了。那位画家一定画了不止一夜 ,因为男子中学和女子中学里的教师们、神学校的教师们、衙门里的官儿,全接到一份。别里科夫也接到一份。这幅漫画弄得他难堪极了。

我们一块儿走出了宿舍;那天是五月一日,礼拜天,学生和教师事先约定在学校里会齐,然后一块儿走到城郊的一个小林子里去。我们动身了,他脸色发青,比乌云还要阴沉。

“天下竟有这么歹毒的坏人!”他说,他的嘴唇发抖了。

我甚至可怜他了。我们走啊走的,忽然间,柯瓦连科骑着自行车来了,他的后面,华连卡也骑着自行车来了,涨红了脸,筋疲力尽,可是快活,兴高采烈。

“我们先走一步!”她嚷道。“多可爱的天气!多可爱,可爱得要命!”

他俩走远,不见了。别里科夫脸色从发青变成发白。他站住,瞧着我。……

“这是怎么回事?或者,也许我的眼睛骗了我?难道中学教师和小姐骑自行车还成体统吗?”

“这有什么不成体统的?”我问“让他们尽管骑他们的自行车,快快活活地玩一阵好了。”

“可是这怎么行?”他叫起来,看见我平心静气,觉得奇怪,“您在说什么呀?”

他似乎心里乱得很,不肯再往前走,回家去了。

第二天他老是心神不定地搓手,打哆嗦;从他的脸色分明看得出来他病了。还没到放学的时候,他就走了,这在他还是生平第一回呢。他没吃午饭。将近傍晚,他穿得暖暖和和的,到柯瓦连科家里去了。华连卡不在家,就只碰到她弟弟。

“请坐!”柯瓦连科冷冷地说,皱起眉头。别里科夫沉默地坐了十分钟光景,然后开口了:

“我上您这儿来,是为要了却我的一桩心事。我烦恼得很,烦恼得很。有个不怀好意的家伙画了一张荒唐的漫画,画的是我和另一个跟您和我都有密切关系的人。我认为我有责任向您保证我跟这事没一点关系。……我没有做出什么事来该得到这样的讥诮——刚好相反,我的举动素来在各方面都称得起是正人君子。”

柯瓦连科坐在那儿生闷气,一句话也不说。别里科夫等了一忽儿,然后压低喉咙,用悲凉的声调接着说:

“另外我有件事情要跟您谈一谈。我在这儿做了多年的事,您最近才来;既然我是一个比您年纪大的同事,我就认为我有责任给您进一个忠告。您骑自行车,这种消遣,对青年的教育者来说,是绝对不合宜的!”

“怎么见得?”柯瓦连科问。

“难道这还用解释吗,密哈益·沙维奇?难道这不是理所当然吗?如果教师骑自行车,那还能希望学生做出什么好事来?他们所能做的就只有倒过来,用脑袋走路了!既然政府还没有发出通告, 允许做这种事,那就做不得。昨天我吓坏了!我一看见您的姐姐, 眼前就变得一片漆黑。一位小姐,或者一个姑娘,却骑自行车——这太可怕了!”

“您到底要怎么样?”

“我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忠告您,密哈益·沙维奇。您是青年人,您前途远大,您的举动得十分十分小心才成;您却这么马马虎虎,唉,这么马马虎虎!您穿着绣花衬衫出门,人家经常看见您在大街上拿着书走来走去;现在呢,又骑什么自行车。校长会听说您和您姐姐骑自行车的,然后,这事又会传到督学的耳朵里……这还会有好下场吗?”

“讲到我姐姐和我骑自行车,这可不干别人的事。”柯瓦连科涨红了脸说,“谁要来管我的私事,就叫他滚!”

别里科夫脸色苍白,站起来。

“您用这种口吻跟我讲话,那我不能再讲下去了。”他说,“我请求您在我面前谈到上司的时候不要这样说话;您对上司应当尊敬才对。”

“难道我对上司说了什么不好的话?”柯瓦连科问,生气地瞧着他。“请您躲开我。我是正大光明的人,不愿意跟您这样的先生讲话。我不喜欢那些背地里进谗言的人。”

别里科夫心慌意乱,匆匆忙忙地穿大衣,脸上带着恐怖的神情。这还是他生平第一回听到别人对他说这么不客气的话。

“随您怎么说,都由您好了。”他一面走出门道,到楼梯口去,一面说,“只是我得跟您预先声明一下:说不定有人偷听 了我们的谈话了,为了避免我们的谈话被人家误解以致闹出什么乱子起见,我得把我们的谈话内容报苦校长——把大意说明一下。我不能不这样做。”

“报告他?去,尽管报告去吧!”

柯瓦连科在他后面一把抓住他的衣领,使劲一推,别里科夫就连同他的雨鞋一齐乒乒乓乓地滚下楼去。楼梯又高又陡,不过他滚到楼下却安然无恙,站起来,摸了摸鼻子,看了看他的眼镜碎了没有。可是,他滚下楼的时候,偏巧华连卡回来了,带着两位女士。她们站在楼下,怔住了。这在别里科夫却比任何事情都可怕。我相信他情愿摔断脖子和两条腿,也不愿意成为别人取笑的对象。是啊,这样一来,全城的人都会知道这件事,还会传到校长耳朵里去,还会传到督学耳朵里去。哎呀,不定会闹出什么乱子!说不定又会有一张漫画,到头来弄得他奉命退休吧……

等到他站起来,华连卡才认出是他。她瞧着他那滑稽的脸相,他那揉皱的大衣,他那雨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以为他是一不小心摔下来的,就忍不住纵声大笑,笑声在整个房子里响着:

“哈哈哈!”

这响亮而清脆的“哈哈哈”就此结束了一切事情:

结束了预想中的婚事,结束了别里科夫的人间生活。他没听见华连卡说什么话,他什么也没有看见。一到家,他第一件事就是从桌子上撤去华连卡的照片;然后他上了床 ,从此再也没起过床 。

过了一个月,别里科夫死了。我们都去送葬。

我们要老实说:埋葬别里科夫那样的人,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我们从墓园回去的时候,露出忧郁和谦虚的脸相;谁也不肯露出快活的感情。——像那样的感情,我们很久很久以前做小孩子的时候,遇到大人不在家,我们到花园里去跑一两个钟头,享受完全自由 的时候,才经历过。

我们高高兴兴地从墓园回家。可是一个礼拜还没有过完,生活又恢复旧样子,跟先前一样郁闷、无聊、乱糟糟了。局面并没有好一点。实在,虽然我们埋葬了别里科夫,可是这种装在套子里的人,却还有许多,将来也还不知道有多少呢![1]

创作背景

契诃夫所生活的19世纪末是俄国历史上沙俄统治非常黑暗的时期,“这时的俄国政治上虽然还算封建专制统治,但经济和社会生活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封建制的灭亡。在这种情况下,沙皇反动统治与时代大流做着垂死挣扎,加大了书刊捡查制度,秘密警察紧紧盯着人们的一举一动。沙皇政权不允许有任何反对其的言论,他们生怕革命的火种蔓延开来,因此加大了对人们思想和行动控制。而那些反对沙皇统治或是试图宣传革命的人遭到了严酷的镇压,很多进步人士和知识分子都被抓进监狱,流放或是处死。在这样令人窒息的气氛里,人们的一举一动都会保持高度的警惕。大多数人渴望改变现状,却又因为无法与强大的专制统治做斗争,因而逆来顺受地忍受着这一切,每天小心翼翼地生活。契诃夫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一方面,他深深地厌恶残暴反动的沙皇统治,另一方面,他又为当时俄国人民的麻木和逆来顺受而痛心。他想要唤醒人们的意识,不想看到封建专制扼杀了人们本性中美好的一面。因而用夸张的手法塑造了别里科夫这样一个人物形象,通过这个人物形象,作者放大了人们顽固守旧、胆小怕事、固步自封的形象。

人物介绍=

别里科夫

别里科夫是众多“装在套子里的人”的典型代表,是因循守旧、畏首畏尾、害怕变革者的符号象征:“套中人”别利科夫“哪怕天气很好,也总要穿上套鞋,带着雨伞,而且一定穿上暖和的棉大衣”;他把随身带的东西都放在一个又一个“套子”里;他把自己的脸也“藏在竖起的衣领里”;他“戴黑墨镜,穿羊毛衫,用棉花堵住耳朵眼”;他坐马车“一定吩咐车夫支起车篷”。——总之,他总想“把自己包在壳里,给自己做一个所谓的套子,使他可以与世隔绝,不受外界的影响”。不仅如此,他把和人交往也视为厌事,他所去的那个挤满了人的学校,分明使得他满心害怕和憎恶,跟“我”(布尔金)一块儿走路,对他那么一个性情孤僻的人来说,显然也是苦事。在几乎没有涉及外貌的情况下契诃夫却细致而准确地展示了别里科夫的心理状态,即恐惧。别里科夫是一条被套子套住了手脚和思想的可怜虫,是一个尖酸刻薄、神经衰弱、精神极度紧张警觉的人的形象。他的所谓“性情孤僻”,其实是“逃避”外界活生生的生活。人类生活总要向前发展,文明才能进步。 他怕的就是这样的发展、进步,所以他干脆逃避生活,以今不如昔来安慰自己,甚至歌颂从没存在过的东两,可见他已经虚妄到何等地步。契诃夫通过生动的“套中人”形象的塑造,讽刺和鞭挞别里科夫之流以及产生他们这种畸形性格的反动时代。

柯瓦连科

柯瓦连科是一个敢说敢为,富有生气的知识分子,他十分厌恶别里科夫。学校的老师、校长都有些畏惧别里科夫,但他却敢当面驳斥死守旧制度,反对新事物的别里科夫。他骂别里科夫是“蜘蛛”,是“背地里进谗言的人”。他也敢于批评当时俄国的教育:“你们这儿的空气闷死人,不干不净!……你们这地方算不得学府,只能算是教人安分守己的衙门,而且有巡警局里那股腐臭气味。”他表示宁愿到乡下去捉捉龙虾,教教小孩,不愿在这死气沉沉的环境中呆下去。显然他是一个具有新思想、热爱自由的人。

瓦连卡

科瓦连科的姐姐,单身,30岁上下,个子高,身材匀称,黑眉毛红脸蛋,像个蜜饯水果,活泼开朗,谈笑风生,老是哈哈大笑,是个很可爱的姑娘。校长太太想撮合她与别里科夫成亲,但由于别里科夫的因循守旧,不可能与瓦连卡结合,所以婚事告吹。她单纯、热情、富有朝气,也是新生力量和新生活的代表者。

布尔金

布尔金是作为故事的叙述人出现在作品中的,他是另一类型的知识分子形象。他对现实不满,渴望自由。他厌恶别里科夫,但他缺乏勇气,不敢同别里科夫作斗争,容易向旧势力妥协,安于忍气吞声地过着套子式的生活。这些体现了当时俄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征。契诃夫对这样的知识分子虽寄予同情,但也批评了他们的市侩哲学。“……你忍受侮辱和委屈,不敢公开说你跟正直和自由的人站在一边,你自己也做假,还微微地笑,你这样做无非是为了混一口饭吃,得到一个温暖的角落,做一个一钱不值的小官儿罢了。”作品中兽医伊凡尼奇的这段谈话,正表现了契诃夫对布尔金这类知识分子的谴责。 [5]

作品鉴赏

作品主题

法国思想家帕斯卡说“人只是一只芦苇,是宇宙间最脆弱的东西。但人是一只会思想的芦苇”。人的生命是脆弱的,宇宙间任何一件东西都能置人于死地,然而人却成了万物的主宰,这正是因为人有一颗会思想的灵魂,人因为思想而高贵。然而当人的思想被关在一个笼子里而失去了飞翔的自由时,人还是“人”吗?而小说中的别里科夫与不断地嘲笑、戏弄他的中学同事以及全城居民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正是他们共同地恐惧、忍让,才以至“什么都怕”“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写信,不敢交朋友,不敢看书,不敢去周济穷人,不敢教人去念书写字”,别里科夫其实只是一个面孔模糊的人,契诃夫详细地描绘了他的衣着、物件,比如他的套鞋、雨伞、眼镜、帽子以及房间的摆设,却恰恰没有对别里科夫进行面部描写,这自然决不是大师的忽略,而应当是匠心所在,文中几次只出现了他的“苍白的脸”,这个苍白的脸,苍白的生活,苍白的人格的别里科夫不是一个人,这个尖酸刻薄、神经衰弱、精神极度紧张警觉的形象,正如鲁迅笔下的那个拖着一条瘦瘦的辫子的阿Q绝不是“这一个”而是“每一个”一样,是一个群体。正是这些别里科夫,才使小镇成了“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瓦连卡的出现,使这一沟绝望的死水里顿里荡漾起了波澜,乌克兰是俄国的南方,那里气候宜人,总是阳光灿烂,那里的人的性格也受了那种地理环境的影响,豪爽,快乐,活泼,这一点非常鲜明地体现瓦连卡身上。毫无疑问,这位敢大声唱歌、敢肆无忌惮地笑的女孩子,正是这个小城的真正的局外人,而别里科夫和瓦连卡的所谓爱情,也是别里科夫生命中唯有的一次尝试破除套子的举动,也应该是他生命中的高潮吧。当然,那千方百计地撮合他们两个的那些人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将别里科夫从套子中拯救出来,让他学会做一个人,而是想要做旁观者,在这一场注定要失败的爱情里获得一些赏鉴的快感。正如鲁镇的那些无聊的闲人赏鉴祥林嫂的悲哀,并从那里得到满足一样。也正是因为这样阴暗的背景,才使得别里科夫的爱情里没有出现亮色,爱情本来是美丽的,而在别里科夫,他从爱情的身边看到的只有嘲讽的眼神,因此一张小小的漫画,对沉醉在爱情之中的人儿,应该只是一个善意的玩笑,一个有趣的花絮,一个幽默的插曲,可对于已经被生活挤压的心理畸形的别里科夫,一个小小的纸片便足以令他心神不定,战战兢兢。在小城的那些人的眼里,他似乎是一个统治者,而事实上,做为一个夹心阶层的小人物,他只不过是被错误用地推到前台的小丑,这个小丑又因为鼻尖上的一撮白色而让观众看成了主角,被推到聚光灯下的小丑固然张皇失措,而台下的那些观众又何尝不令人感到悲哀呢?这里没有台上和台下,每一个观众都可能成为那个角色,每一个观众都以为自己是清醒的,却全然忘记了,在他们向着小丑狂笑、打着唿哨投掷垃圾的时候,他们的鼻尖上也有着那个可笑的标记。这里,只有那撮白色是最醒目的,在这里,所有的脸孔都是模糊的。而真正的主角却正隐藏在幕后,带着阴险的笑容看着他导演的这一幕戏剧。

别里科夫的可悲之处还在于,他千方百计地想要隐藏自己,用一层一层的套子,而却没有想到,自己的这些隐藏,反而将他醒目地暴露在了众人的面前,当他已经被异化成套子的时候,这件套子却又仿佛成了那一撮白色,使得他在别人眼中成了一个异类,被身边的人所挤压所排斥,直到期最终走向坟墓——一个永远的套子。

别里科夫是在瓦连卡的笑声里走回家,并从此走上人生的不归之路的,事实上,瓦连卡的笑没有一点敌意,就象一个小孩子看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而情不自禁地发出笑声一样。而在别里科夫看来,那些人所久久期盼的喜剧的高潮终于出现了,很快地,他的从楼梯上滚下来的尴尬场面就将完全地曝露在众人的眼光里,淹没在无穷无尽的嘲笑中,这正是别里科夫想要逃避的一切,而他的确已无路可逃。在卡夫卡的《变形记》中,被异化成甲壳虫的格利高尔在生命的最后依然充满温情的回想着人间的一切,他知道自己的死对自己和家人都是一种解脱,他对抛弃自己的亲人仍然有着无尽的眷恋,可是别里科夫的世界的尽头弥漫的全是恐惧和绝望。以前看到的只是别里科夫作为沙皇的一名忠实的走狗,对他身边人的思想进行钳制,却忽略了身边的这些人对别里科夫的敌意和冷嘲热讽也是造成别里科夫的死因,正如鲁迅先生的《孔乙己》中那些短衣帮对孔乙己的一次一次的嘲笑最终将其推向死亡的悲惨境地一样。契诃夫有大量的中短篇小说和戏剧作品都在表现同一个主题:奴性和奴性产生的历史根源和心理。他认识到金钱、官职、权威和权力不过是奴役的外部原因,而奴役真正的工具是恐惧。恐惧使得《装在套子里的人》过着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恐惧使得他的同事们敢怒不敢言。而恐惧产生的根源是渗透在人骨子里的奴性和漠然。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契诃夫在日记中写过这样的话:“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像我们俄罗斯这样,人们受到权威的如此压制,俄罗斯人受到世世代代奴性的贬损,害怕自由……我们被奴颜婢膝和虚伪折磨得太惨了。”而恐惧和害怕的结果就是使人们千方百计地想要保护自己,把自己装在他们自认为安全的“套子”里。像别里科夫那样墨守成规、循规蹈矩,想方设法地“千万不要闹出什么乱子来”。

别里科夫的最终的归宿是坟墓,这对他来说应该是一个永远的“套子”了,在这里他可以逃避那些他在世间厌恶而且恐惧的一切,还可以让那些厌恶他,以为是他主宰了他们的快乐的人群暂时轻松一下,事实上,当他们在一种终于摆脱了禁锢的那种虚幻的欣喜中转身离开坟墓的时候,又一个他们中的别里科夫已经被推到前台,戏剧,又开始了。

小说通过这个“套中人”别里科夫的刻画提出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别里科夫并不是达宫贵人,他没有显赫的地位和权势,而是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员,他在生活中是无足轻重的人物,怎能“把整个中学辖制了足足十五年,可是光辖制中学算得了什么?全城都受苦他辖制呢……”全城的人战战兢兢地生活了十年到十五年,什么事都怕。他们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写信,不敢交朋友,不敢看书,不敢接济穷人,不敢教人念书写字……。文中还谈道,别里科夫的死是件大快人心的事,可一个礼拜过后生活又恢复旧貌,因为“实在,虽然我们埋葬了别里科夫,可是这种装在套子里的人,也许还有很多,将来也还不知道有多少呢!”在作者的笔下,别里科夫已不再是作为单个的人,而是“这类人”,是作为知识界和社会上的一种典型,是旧制度、旧程序、旧思想的忠实维护者,人们害怕他,其实是被那黑暗污浊的政治空气压得喘不过气来。当时的俄国,亚力山大三世实行恐怖统治,在俄罗斯大地上密探密布,告密诬陷之风盛行,在社会上确实有许许多多的别里科夫式的人物。作品通过别里科夫这个人物将批判的锋芒直指密探机构沙皇专制制度。通过别里科夫,作者描绘出一幅当时丑陋的社会生活画卷。

艺术特色

小说《套中人》在结构上,作者采用了故事套故事的结构方式。主要故事情节是以作品中人物回忆的方式叙述的。契诃夫用简洁生动的语言描述了别里科夫的行为及内容,轮廓清晰、秩序井然。小说是从一个月夜两位打猎朋友的聊天开始的,他们本是海阔天空地聊,殊不知别里科夫的故事,引起了他们的感慨和深思。开始的轻松宁静和别里科夫的故事的沉闷气氛形成了一种反差,接着又引出了一段皎洁恬静的月色的描绘。这又和别医科夫的故事形成一种反差:大自然是宁静美好的,现实生活又是那么黑暗污浊。于是在那个月夜里,布尔金和伊凡·伊凡内奇两个人浮想联翩,想到生活中的种种套子。作品因而写到伊凡·伊凡内奇再也不能入睡了,他站了起来,坐到门外,点上了烟斗。也许他想到:再也不能照这样生活下去了,小说的这个结尾也耐人寻味。整篇小说结构自然、巧妙。

契诃夫的创作基本上倾向于批判现实主义,他善于透过平凡的日常生活揭示出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主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多采用幽默这一艺术手法来嘲讽丑恶的社会现实,形成他创作上的一种风格:幽默讽刺。小说《套中人》,这篇小说自始至终采取了幽默讽刺的手法来展示别里科夫的性格。小说开头对别里科夫的肖像和生活习惯是这样写的:“他所以出名,是因为他即使在顶晴朗的日子也穿上雨鞋、带上雨伞,而且一定要穿着暖和的棉大衣。他的雨伞总是用套子包好,表也是用一个灰色的鹿皮套子包好,连削铅笔的小折刀也是装在套子里”。写别里科夫的丑态,说别里科夫的“那张小脸像黄鼠狼的脸。”还“把整个中学辖制了足足十五年”等。这些描写近乎夸张,然而契诃夫就是用这种幽默的笔调刻写了这样一个为扼杀一切新事物,不惜使用盯梢、告密等卑鄙手段,搞得全城都怕他的小人形象,呼吁人们起来改变这个社会。[2]

作品影响

《装在套子里的人》在契诃夫的创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作品中别里科夫这一形象成为因循守旧、害怕新生事物典型。 该小说节选后收入高中语文人教版新课程标准实验教材。

作者简介

契诃夫(1860—1904),俄国作家,1860年1月29日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1879年进入莫斯科医科大学医学系,1884年毕业后在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平民和了解生活,这对他的文学创作有良好影响。

他的主要作品有:《胜利者》(1883)、《变色龙》(1884)、《草原》(1888)、《没意思的故事》(1889)、《库页岛》(1893-1894)、《在流放中》(1892)、《第六病室》(1892)。后来,他由开始创作戏剧,如《结婚》(1890)、《蠢货》(1888)、《求婚》(1888-1889)、《一个不由自主的悲剧角色》(1889-1890)、《伊凡诺夫》(1887-1889)、《樱桃园》(1903-1904)等等。

契诃夫在世界文学中占有自己的位置。他以短篇小说和莫泊桑齐名。欧美许多作家谈到契诃夫的创作对20世纪文学的影响。瞿秋白、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等对契诃夫都有过论述。他的小说和戏剧几乎全部有中译本。 [3]

参考资料

  1. 轩宇阅读网
  2. 从《套中人》看契诃夫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 万丽 - 《考试周刊》- 2008年34期
  3. 无忧无虑中学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