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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史”可以理解为贯通的历史,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或世界的从最早文明到现在的历史[1]

基本信息

中文名通史定 义理解为贯通的历史相 关与断代体史正好相反例 子西汉司马迁的《史记》

定义

连贯地记叙各个时代的史实的史书称为通史,与断代体史正好相反。如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也可称为通史。因为他记载了上古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时代,历时三千多年的史实。[2]

特点

既然叫通史,就首先要求叙述的内容广泛,所有重要事件和研究课题(军事、文化、艺术)涉及内容不深但都要涉及到。 其次要求在叙述中体现历史发展脉络或贯穿其中线索,给人一种整体的认识。所以做不到第一点至少不配称作通史,而要做到第二点是比较困难的,需要著者的才华、积淀和理论素养。同样涉及一个内容的两本通史,在这第二点上,平庸和经典的差别是显著的。 市面上很多《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都是平庸的著作,虽然罗列了各个事件和课题,但对人的启发是没有多少的。 相对于断代史来说,断代史是限于某个时代,但通史却是跨时代式研究,不间断地记叙自古及今的历史事件。用现代史学的口吻,这是“大历史观”。

名人观点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认为通史有“六便”和“二长”八个优点。“六便”是:免重复,均类列,便铨配,平是非,去抵牾,详邻事。“二长”是:具翦裁,立家法。但也有“三弊”,就是:无短长,仍原题,忘标目。 以往中国传统史家都倾向编修断代史,如唐朝史家刘知几最为反对修通史,认为通史除了浩瀚难读外,因涉及远古史,找寻资料并不容易。随着清末西学东渐,通史被史家发现其价值,故清末以来,史书往往都以通史形式编写,代表者有钱穆的《国史大纲》、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等等。

中国通史

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中国史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古代、近代、现代三个段落。 古代史学史中国古代史学史,包括先秦、秦汉至唐初、中唐至乾嘉三个时期。 先秦时期 在中国原始社会,先民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同时口耳相授,传颂着一些故事,可以说是历史的源泉。商代或商代以前,已经有了文字,可用以记录。商代出现了史官。“史”字原为手执简册之形,但史官起初并不是专司记事,而首先是负责主持祭祀,占卜吉凶,沟通神与王的意志。同时讲说故事,记录时事,编次和保管文献简册。再进而分工,有记言之史与记事之史之别。今天保存在《尚书》中的,即商周时代的历史文献。

史学著作介绍

《春秋》是中国传世最早的一部按年月日顺序记录的编年体史书。它原是鲁国的国史,全书一万八千余字,出自鲁国史官之手,经过孔子的整理。以后相继出现了一些叙述春秋战国时期史事的典籍,体裁不同,各有特色。如编年体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略具国别断代史性质的《国语》、《战国策》;最早的谱牒之书《世本》;以地理为主兼有神话传说的《山海经》以及发抒哲学思想、政见和史观的诸子百家之书。其中《左传》叙事详备,文笔生动,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史学名著,也是先秦史学中最高的成就。战国时期诸子争鸣,往往运用历史知识,针对现实,发表政见。如,孟子“言必称尧、舜”,提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等观点。商鞅说,“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为变法造舆论。邹衍讲历史,驰骋想象,大大扩展时空概念,并提出了“五德终始”说,以投合君主专制的需要。李斯以秦史论秦政,韩非的“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以及是今非古论,对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 秦汉至唐初时期 汉朝时期出现了司马迁的《史记》与班固的《汉书》两部史学巨著。司马迁提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著述宗旨,开创了综合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于一书的纪传体通史体例。《史记》一百三十卷、五十二万余字,记事起于传说时期的黄帝,迄于汉武帝刘彻,跨朝越代首尾三千余年。班固编写了《汉书》一百卷,八十万字,“文赡而事详”,仅记述西汉一代史事,开创了纪传体断代史的先例。《史》、《汉》两部著作各有所长,思想上倾向不同,文风上各有特色,在中国史学史上都有突出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 继《史》、《汉》之后,汉唐之际产生了不少纪传体史书,其中有《三国志》、《后汉书》等名著。唐初百年内有八史问世(官修的正史有:《晋书》、《梁书》、《陈书》、《周书》、《北齐书》《隋书》;私人修成的有《南史》、《北史》)。从此纪传体史书代代续修,其体例也大致定型。编年体和其他体裁史书也有发展。荀悦撰《汉纪》,以编年体叙述西汉历史,《后汉纪》等编年史继踵产生。还有传记体的国别史《十六国春秋》,最早的地方志《华阳国志》以及《佛国记》、《高僧传》《世说新语》《颜氏家训》《洛阳伽蓝记》《水经注》等与历史有关的各种著作。据《隋书?经籍志》著录,汉代至隋代的史书达数百部,反映了史学发展的盛况。 这时文献整理工作已经展开。刘向、刘歆父子奉命校书,著有《别录》、《七略》,在历史文献学上有很大贡献。唐初也重视文献整理工作,所修《隋书?经籍志》在历史文献学上有很大作用。 秦汉至唐初的史学,与先秦的史学相比,有显著的特点。首先是史学由附属地位而逐渐独立。东汉之前,史籍比较少,《别录》与《七略》的分类中均无史部。《汉书·艺文志》将史书著录于《六艺略》“春秋家”,以史附从于经。自东汉之后,史籍大量涌现,史书种类增多,史学日益受到社会重视,朝廷设立史官和史馆,目录中也列出了史部,这些都标明史学已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个时期的历史著述,有官修,有私修,有奉诏私修等几种情况,而趋势则是官修日占上风。 随着士族地主势力的兴起和门阀制度的盛行,史学上的士族烙印突出,最显著的是谱牒著作与谱学大为发展,有家谱、宗谱、族谱和姓氏谱等。东晋南朝精于谱学者,以贾、王两氏为巨擘。同时家传和正史纪传中也反映出当时崇尚门第的世风习俗。 各少数族在史学中也占有地位。除正史中有记载各族史的专传外,还出现了记述各族史的专书,同时民族问题也在史学中有所反映。 关于史学的评论,司马迁曾说《春秋》是“礼义之大宗”,“采善贬恶”,指出史书的教育作用和政治意义。同时,他表明自己志在“继《春秋》”而写史,以“成一家之言”,表现了他以史学为己任的自觉性。班彪的《前史略论》是评论史学的专篇,谈到古来的史官和史籍,着重评论了司马迁与《史记》,既肯定其有“良史之才”,又指责其“大敝伤道”,表明了马、班史学思想之分歧。班彪这个思想,为其子班固所继承。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