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

郭沫若曾祖父郭賢惠之先輩由寧化縣來四川之時「做[[苧麻|-{苧}-麻]]生意」，採集寧化野生-{苧}-麻，跟隨入川之馬幫，到今日之[[牛華鎮]]（即郭家早期之坐房）進行交易，並於後來開拓[[麻布]]生意成功後繼而開設13座[[驛站]]。

1926年3月赴广州就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兼任第六届[[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中共广东区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恽代英]]代表党组织建议郭沫若去黄埔军校做一些宣传工作，这时[[北伐战争]]即将开始，郭沫若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行营秘书长。北伐军攻克武昌后，郭沫若升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将军衔。不久赴南昌兼任总政治部驻赣办事处主任，蒋介石加封郭沫若为南昌特别党部执行委员、总司令部行营政治部主任，每月加发200元津贴。1926年到1927年兼任[[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九江三一七惨案与[[安庆]]“[[三二三惨案]]”之后，蒋介石著手[[清党]]，郭沫若隐蔽在[[朱德]]的家里，写下了声讨蒋介石的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发表在《中央日报》副刊，指出“蔣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紳、貪官汙吏、賣國軍閥、所有一切反動派——反革命勢力的中心力量”，是“一個比[[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張宗昌]]等還要凶頑、還要狠毒、還要狡獪的劊子手”。

郭沫若于1927年8月4日深夜抵达南昌，参加[[八一南昌起义]]，这时才知道已经被推举为革命委员会委员和七人主席团成员，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和宣传委员会主席。8月5日，按原计划起义部队离开南昌南下潮汕、东江。1927年9月初，南昌起义军到达[[瑞金]]，在一所小学校里由[[周恩来]]、[[李一氓]]作介绍人，郭沫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宣誓入党的还有[[贺龙]]。10月初，起义部队在潮汕被打散，郭沫若等四人在普宁县隐蔽了10天后，由[[神泉镇|神泉]]搭船前往香港，10月下旬抵港。一个月后由香港回上海。1927年12月23日蒋政府发出通缉郭沫若，十年后至1937年才撤销通缉令。与周恩来会晤后安排郭赴苏，但郭沫若患上了严重的斑疹伤寒，住院治疗了一个多月，错过了航班。1928年2月周恩来与郭沫若谈话，令其保留党籍出国前往日本避难，做学术研究积累声望，将来以公开的无党派面目做文化圈的领袖。1928年2月24日，郭沫若化名吴诚，从上海乘船赴日。

郭沫若在流亡日本期间受到日本宪兵和警察的长期监视和骚扰。同时开始研究[[甲骨文]]、[[金文]]。1930年撰寫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通過引用當時的歷史文獻資料與[[馬克思主義]]關於人類社會學發展規律的論斷，證明中國同樣經歷過[[原始社會]]、[[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但此理论后来遭到[[黄现璠]]等人的置疑，黄曾于1979年著文提出，认为中国没有奴隶社会），郭沫若由此在中國开创了[[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派]]，该学派在此后占据了中国大陸学术界的主流地位。隨著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綱領的[[中國共產黨]]走上執政舞臺，該書的观点被當作今後相當一段時間内中小學課本的參考教材之一。郭沫若凭借这一时期的古文字研究，发表了《古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文字研究》、《金文丛考》、《卜辞通纂》，轰动了学界，成为与[[王国维]]、[[罗振玉]]、[[董作宾]]并称[[甲骨四堂]]，并藉此于1948年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在日期间，郭沫若还翻译出版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

郭沫若反对国内的夏衍、周扬提出的“国防文学”主张，持坚决反蒋的态度。直至看到了中共的《[[八一宣言]]》，才转变态度，认识到民族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国防文学也是个正确的口号，并说：“好，党决定了，我就照办，要我做喇叭，我就做喇叭”。<ref>刘茂林、叶桂生等著：《郭沫若新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1页。</ref>此后郭沫若发表了《在国防的旗帜下》等文章。1937年5月下旬，郁达夫从南京来电，谓“委员长有所借重乞速归”，郭沫若等了一个多月迟迟不见南京方面有所动静，给在陕北的李一氓写信：“二万八千里的行程，我的肉体未能直接参加，我是十二分抱歉的。但我始终和从前一样……”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政府加紧了对郭沫若的监视。7月25日，蔣介石允准撤銷對郭沫若之通緝令；是日，流亡的郭沫若，化裝乘加拿大籍“日本皇后号”頭等艙回國；7月27日至上海；7月28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知照行政院、司法院、軍事委員會，取消對郭沫若通緝令<ref name=民 />{{rp|5518}}。行前未告知日籍妻子与孩子们。

1937年7月27日下午，郭沫若登陆上海，随后创办《救亡日报》为淞沪抗战鼓动宣传。回国后前往南京拜谒蒋介石，然后发表了一篇《蒋委员长会见记》，对蒋介石进行歌颂，不久拜见汪精卫。[[夏衍]]回忆：“在这一段时期内，最使我感动的是他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周恩来同志的出自内心的敬爱。有一次对我说：和蒋介石、陈诚这些人见面，在我的感情上是很别扭的，可是和他们谈话之后，我才理解到恩来同志指示的正确。”<ref>[见夏衍：《知公此去无遗恨》原载《人民文学》1978年7月号。]</ref>[[淞沪会战]]失败后，郭沫若经香港至广州，于1938年1月1日复刊《救亡日报》。旋即接到在武汉的[[陈诚]]电报，请郭沫若立至武汉，要事相商。1月9日抵汉之后，从[[黄琪翔]]处获悉是陈诚邀请郭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厅长之职。在武汉的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王明]]、[[博古]]等[[中共中央长江局|中共长江局]]领导劝说郭就职。周恩来说：“有你做第三厅厅长，我才可考虑接受他们的副部长，不然那是毫无意义的。”即指副部长是虚职，而三厅厅长是实职可以做大量实际工作。3月中旬，郭沫若接受了军委会政治部三厅厅长职务。中共长江局决定把三厅作为抗日统一战线的机构，动员安排了大量文艺界抗日名流人士入三厅工作，包括：[[胡愈之]]、[[阳翰笙]]、[[郁达夫]]、[[徐悲鸿]]、[[沈钧儒]]、[[田汉]]、[[冼星海]]、[[洪深]]、[[冯乃超]]等在三厅任职。1938年4月1日，政治部三厅正式在武汉工作，投入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武汉]]抗战文化运动，如“扩大宣传周”、“七七献金”等活动，發動歌咏、话剧、电影等各界一同宣傳抗戰。郭沫若特别重视把三厅的文艺宣传对象扩大到厂矿工人和下层民众，贯彻中共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原则。这也引起了政治部主任陈诚为首的国民党一部分人的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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