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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锡良 | |
|---|---|
| 出生 |
1930年9月22日 湖南衡山 |
| 国籍 | 中国 |
| 职业 | 博士生导师。 |
| 知名于 | 现为中国训诂学会学术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文字学会常务理事、北京语言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评委、社科院语言所青年语言学家奖评委、《古汉语研究》编委。 |
| 知名作品 |
《古代汉语》 《汉字古音手册》 《古汉语研究》 |
郭锡良，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30年9月22日出生，汉族，湖南衡山人。
现为中国训诂学会学术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文字学会常务理事、北京语言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评委、社科院语言所青年语言学家奖评委、《古汉语研究》编委。
代表作品
《古代汉语》(三种)、《汉字古音手册》
人物履历
1930年9月22日出生，汉族，湖南衡山人。
1950年考入湖南大学中文系，1953年院系调整到武汉大学;1954年毕业，被保送到北京大学作汉语史研究生，师从王力。
1958年毕业留校，1986年升教授，1990年被评为博士生导师。
1977年至1993年任古代汉语教研室副主任、主任。
1979年至今任系学术委员、副主任。
60年代曾兼任高教部文科教材办公室中文组秘书;80年代曾兼任文改会正词法委员、电大古代汉语主讲教师、湖北大学兼职教授;90年代曾兼任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
现为中国训诂学会学术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文字学会常务理事、北京语言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评委、社科院语言所青年语言学家奖评委、《古汉语研究》编委。
主要成就
《古代汉语》(三种)、《汉字古音手册》、《汉字知识》、《汉语史论集》等著作10种。
《汉语第三人称代词的起源和发展》、《论上古汉语指示代词的体系》、《介词"于"的起源和发展》、《殷商时代音系初探》、《西周金文音系初探》、《汉语历代书面语和口语的关系》等论文六十多篇。
语法史论文中多有创见。
音韵方面也第一次提出了殷商音系的设想，为汉语语音史填补了一项空白。
先后参加或主编的三部古代汉语教材，通行全国，影响很大，其中两种累计印数都超过一百四十万部。90年代先后应邀赴美国斯坦福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韩国成均馆大学、挪威奥斯陆大学、法国社科院语言研究中心访问、讲学，有一定的国际影响。
乙未初冬访郭锡良先生
受访者:郭锡良先生
采访者:万群、雷瑭洵
地点:北京 蓝旗营小区
按:2015年11月3日下午,郭锡良先生在南下过冬之前抽出宝贵的时间接受了《微刊》小编的采访。这次访谈拟围绕郭先生的治学经验和对专书语言研究现状的评价展开,郭先生的治学经历已另有访谈录,郭先生提出先和我们谈谈北大语言学科的发展问题。因此,此次访谈主要内容是语言学科发展问题,郭先生在王力先生指导下治学的经历,和对专书语言研究现状的看法。最后,郭先生给《微刊》以寄语和鼓励。
◇ 您可以和我们谈谈您的治学经历和治学经验吗?
◆ 我的治学经历已经在一个访谈里说过了,收在《中文名师谈教育》这本书中,今天再谈就有点儿重复。我想谈谈现在语言学的发展的问题和目前北大的语言学研究的情况。
从现在来看,北大的语言学有两个时期发展最快,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
第一个是五四时期,是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时期。北京大学1898年创办,最开始没有中文,也没有语言学,讲授的内容很多都是有关科举的旧学内容。文科研究的主要是桐城派(方苞、姚鼐)的内容,再加上一些所谓理学的东西,以及向西方学习,即康梁的改革派的内容。
清朝被推翻,1911年建立民国以后,桐城派就逐渐退下来,北大的文科被有人看作在转向章黄学派。章炳麟热衷革命,黄侃也是革命的活跃分子,但是建立民国以后,军阀割据,黄侃又开始搞国学、经学。黄侃既搞小学——文字音韵训诂,也搞文学。在音韵方面的传人,是武汉大学的刘赜,写了《音韵学表解》;在文学方面,范文澜继承了他的《文心雕龙》研究,骆鸿凯继承了他的《文选》研究。黄侃在民国初年北京大学的文科教学中起了不小的作用,文史哲不少人听过他的课,接受了他的一些影响。
乙未初冬访郭锡良先生 到了1915年以后,北大的音韵学就由钱玄同来教了,钱玄同有《文字学·音篇》。当时北大有钱玄同、朱宗莱、沈兼士,都是章炳麟的学生,但跟黄侃的意见并不一致。1917年胡适来到北大,北大出现了新旧的斗争。黄侃,还有一些旧派像刘师培、林纾(林琴南)是反对胡适的。钱玄同则是“五四”运动的急先锋。他与刘半农两个人唱双簧,制造一场论战,是对胡适的支持,实际上变成了胡适派。在语言学方面,钱玄虽然同赞成黄侃的二十八部,但是他吸收了拟音,而且拟音已经接近现在王力先生的方案。“五四”时期,刘半农是新诗人,1920年赴欧深造,到法国攻实验语音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北大任教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语音实验室。
因此,“五四”以后,北京大学的语言学科在全国处于领先的地位,北大推动了汉语语言学研究的起步和发展。北大一直有着现代语言学的传统,早年并不能归到章黄学派中去。
在解放之初,北大也有一批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郑奠、魏建功、唐兰都在北大。后来很多学者都调走了,罗常培、郑奠调去筹建语言所,唐兰去了故宫博物院。1952年院系调整后,北大就只有魏建功、高名凯、周祖谟。王力先生原来在清华,抗战时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昆明组建了西南联大。抗战胜利后,王先生在北返途中被中山大学聘任,在中大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语言学系,解放后还招了三届学生。1954年胡乔木代表中央把王先生连同中大语言学系调到北大来了。这样王力、岑麒祥、周达甫、黄伯荣就到了北京大学。1952年,北大合并了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的中文系。清华大学的吕叔湘、燕京大学的陆志韦去了语言所。青年教师朱德熙、林焘合并来了北大,杨伯峻也从湖南来了北大。1954年,又把袁家骅先生从英语系调来,袁先生在西南联大已经从事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调查,是这方面有数的老专家之一。这样北大的队伍就和语言所平分秋色了。 王力先生来了之后,北大中文系就分成文学专业和汉语专业。原先有高名凯的语言学教研室,王先生来后,又成立了汉语教研室。并且还第一次在全国招收副博士研究生,组建了副博士研究生班,汉语史、现代汉语和语言理论各五人。
1954年的研究生班,实际是由北京大学和社科院语言所联合开课培养的,比如吕叔湘来讲《马氏文通》。这门课主要由他讲授,偶尔会跟我们交换一下意见,让我们自己交流,还要写读书报告。所以吕叔湘、陆志韦、郑奠都来北大给我们上过课。一共开了十几门课,授课的都是当时最有名的教授。我们下一届跟着我们也一起上了一些课,之后就开不出那么多课了。到了赵世开、叶蜚声(56年)这一届,课程就没有54年的研究生班那么多了。应该说,从那时到“文革”之后北大汉语专业的底子,都是这个时候打下来的。
有了这样一个底子,在“文革”以后,虽然王先生、魏先生等在80年代都去世了,北大在全国的语言学科仍处于领先的地位。因此,我认为,解放后北大的汉语语言学科,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和北大“五四”时期的老的语言学科结合起来的延续,形成了以王力先生为主要代表的“融汇中西,贯通古今”的“古今中外”派。
到了90年代,北大的汉语语言学科依然保持领先。不过在我当古代汉语教研室主任的时候,我跟系里要15个岗位,已经满足了13个。到现在只有7个人了,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态势。因此,我曾多次呼吁,希望北大校系领导重视这个问题,不要让北大汉语学科掉了队。
◇ 您能说一说王力先生如何指导您读书吗?
◆ 王先生给我们教了两遍汉语史。1954年每个礼拜讲一次课,课上给大家发讲义。王先生讲课时间把握得特别准,往往他一停下来,马上就打下课铃了,有时打完铃,他最多再讲一两分钟。他讲课的内容记录下来就是一篇文章。第二年,汉语史课就每周两次课。课堂教学的内容、方法就带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除了汉语史课程之外,他还给我们汉语史的研究生开了一门课,讲他如何备课写《汉语史讲义》,讲他怎么定提纲,找哪些材料,怎么组织、归纳起来写成讲稿,然后让我们提意见。这个课不是每周都上,有时候王先生有事就不上课。当时喜欢提意见的主要是齐冲天、向熹和我。如果意见提得好,王先生就会肯定,提得不好的话,他就告诉我们应该怎么看。这样我们就知道怎么看问题,怎么组织材料,这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一门课。
王先生讲这门课的时候,我们如果提到新的例句或意见,他会让助教、助手记下来,以便成书时修改。就是《汉语史稿》出版后,也还不断补充修改。比如,在《汉语史稿》82年以前的版本中,王先生说带施事的被字句出现在汉魏以后。我发现了蔡邕的例子(《被收时表》中的“臣被尚书召问”),这个例子八十年代写进了我们教研室编的《古代汉语》中,王先生82年后就把这个例子吸收进了他的《汉语史稿》中。 另外,我跟随王先生编写文科统编教材《古代汉语》,更是我受益无穷的一段经历。我58年留校后,59年给王先生的古代汉语课做助教,61年中央召开高校文科教材编写会议,组织统编文科教材。《古代汉语》教材由王先生主编,编写组成员有:萧璋、马汉麟、刘益之、吉常宏、祝敏彻、赵克勤、许嘉璐和我,许嘉璐年龄最小。王先生主持书稿的讨论,对大家的不同意见,一一分析,再申述己见,然后作出结论。这对编写组中青年教师大有教益。有时候也有些争论,几个人辩论一通,才作结论。这种辩论就是学习的最好的机会。
◇ 专书语言研究是您一直倡导的研究方法,现在专书研究也已经全面铺开,您对专书语言研究的现状有什么看法?
◆ 汉语史研究的队伍重视文献,从文献出发,这个路子是对的。读古代的文献首先要落实字词句,还要知人论世,把文献读通。重视文献,重视材料,从材料出发非常重要。有些人从自己的一个认识出发,这是不行的。我们的研究工作,应该是“我注六经”,而非“六经注我”,不能肆意曲解文献。
乙未初冬访郭锡良先生 就专书语法研究而言,它是研究汉语语法史的基础,由此拓展开来,就可以看到一个时代的语法体系,把一个个时代的特征串联起来又可以看到历史的发展。首先,做专书语法研究的人,一定要对文献语言的历时性有真正明确的认识。对甲骨文、金文到后代的文献,历史发展的脉络要清楚。比如,要清楚东汉以后书面语与口语已经有很大的差别。
对于专书语法研究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选对选题。必须要清楚所选的文献代表不代表当时的通行语言。专书语言研究的对象不是任何古书都合适。例如,《妙法莲花经》这类译经就不适宜作为专书语法研究的对象。这种译经的译文文白夹杂,文本的语言性质复杂,以之为语料构建的语法系统,不能代表当时的语法系统。我做《韩愈在文学语言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研究韩愈的文学语言并不是研究他的整个语法系统,而是分析他所谓的“复古”并不是真正复古,也流露出一些“当代”的词汇、语法特征。总之,做专书语言研究要有系统观、历史观,选题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做专书语言研究,也要重视语言理论。对西方的语言理论,各种理论,都要了解,要懂理论。做研究,首先要有一个基本框架,语言学的经典著作起码要认真读过一遍。然后,再在做研究工作的时候,遇到什么问题重新把它拿出来,仔细看,再来解决问题。如果只是钻在古代文献里面跳不出来,对当今新的进展一点不懂,是不行的。
最后,专书语言研究要求对文献特别熟悉,要认认真真地做,不能浮夸、取巧,对于解决不了的问题也要摆出来。
◇ 我们在微信上办了一个小的刊物,宣传语言学的理念和方法,想听听您对微刊的寄语。
◆ 微刊能够坚持正确的方向,批判继承优良传统,广泛吸收新知,对推动语言学发展是有好处的,我表示赞成和支持!
◇ 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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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教授郭锡良追忆恩师王力先生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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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教授郭锡良追忆恩师王力先生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