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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鄂州之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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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称： 鄂州之战 发生时间： 1258年一1259年 地点： 鄂州 主要指挥官： 忽必烈 |
鄂州之战是1258年一1259年(蒙古蒙哥汗八年至九年，南宋宝佑六年至开庆元年)，在蒙哥攻宋之战中，忽必烈率蒙古东路军攻鄂州的作战。
另一次鄂州之战是元至元十一年(南宋咸淳十年，1274),元军突破鄂州(今武汉武昌 )地区江防。[1]
事件背景
南宋宝佑六年，蒙哥汗八年(1258年)二月，蒙古大汗蒙哥决定发动全面侵宋战争，彻底征服南宋。西路由蒙哥亲征攻四川，宗王塔察儿率东路军攻荆山(今安徽怀远西南)，以分宋兵力。十一月，由于塔察儿攻宋不利，蒙哥改命其弟、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忽必烈统领东路军。蒙哥妄想在踏平川蜀后，与忽必烈的东路军攻下鄂州会师，直趋南宋首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同年十一月，忽必烈自开平(今内蒙古正兰旗东北闪电河北岸)启程。
南宋开庆元年(1259年)七月，忽必烈军至汝南(今属河南)，得知蒙哥死于钓鱼城，误为谣言，遂采取招降与进攻两手，继续前进。八月十五日，忽必烈率主力渡过淮河。二十日，破大胜关(今河南罗山南)，宋戍兵皆遁。万户张柔率军攻最险要的虎头关(今湖北麻城东北)，先与宋军战于沙窝(今河南商城西南)，其子张弘彦将宋军击败，继而破守关宋兵。二十一日，忽必烈至黄陂(今湖北黄陂北)，三十日，率军抵长江北岸。时任南宋沿江制置副使的袁玠是权臣丁大全的党羽，为政横征暴敛，当地百姓无不痛恨。及蒙古军至，渔人尽献渔舟济师，并充作向导。九月初一，从攻四川的宗王末哥遣使告蒙哥死讯，请其北归争汗位。忽必烈为立战功，仍率师渡江。
战役开始
九月初三，忽必烈登上阳逻堡北，俯瞰大江，见江北有武湖，湖东江岸筑阳逻堡，南岸即浒黄州，宋军以大舟扼江渡，拥兵10万，战船2000，阵于江中，水陆阵容严整。蒙古军当即遣军夺大舟2艘，连夜准备舟楫，欲夺据点阳逻堡，强渡大江。
初四晨，风雨昏暗，诸将以为不可渡江。忽必烈不从，令扬旗伐鼓，分兵三道并进。勇将董文炳率敢死士数十百人冲其前，乘艨艟击鼓急进，直达南岸，诸军亦竟相争渡，宋军迎战，三战皆败。习水战的部将张荣实率军乘轻舟鏖战于北岸，获宋大船20艘，俘200人，斩宋将吕文信。水军万户解诚部将朱国宝，率精兵与宋军战于中流，凡17战，夺宋船千余艘，杀溺宋兵甚众。宋军三道皆败，阳逻堡防线也累遭失败，蒙古军遂迅速渡江。董文炳派董文用以轻舟渡江，向忽必烈报捷。忽必烈闻报大喜，传令全军进围鄂州城，同时以一部兵由郑鼎率领袭江西;另遣兵于湖南接应绕道大理而攻击宋朝腹地的兀良合台军。
结果
十一月二十八日，忽必烈决定撤军，从牛头山出发后，一面声言趋临安，留大将拔突儿等帅诸军继续围鄂。一面于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的闰十一月初一，还驻青山矶。第二天，忽必烈在长江岸边，派张文谦告谕诸将，6天后撤离鄂州;自己率军北返，开始了争夺蒙古汗位的斗争。
南宋方面，鄂州之战的结束使南宋摆脱了一场近似亡国的危机。作为总指挥的贾似道班师回朝，只字不提议和的事情，上表称"诸路大捷，鄂围始解，江汉肃清。宗社危而复安，实万世无疆之休!"宋理宗亲自在临安城外等候迎接，"依文彦博故事，郊劳于城外"，"择日对御赐宴"，赞扬贾似道"奋不顾身，吾民赖之而更生，王室有同于再造。"下诏加其少傅、卫国公衔，可谓隆恩浩荡。贾似道自此走上了南宋末位权臣的道路。参与鄂州之战的诸位大将也都各有封赏，吕文德兼领夔州路策应使，赐钱百万;守鄂州的高达升为湖北安抚副使、知江陵府，赐钱五十万;守潭州的向士壁迁兵部侍郎;刘整升任知泸州兼潼川安抚副使。
历史认识
关于贾似道是否曾提出过这么丧权辱国的议和条件，自宋代以后的历史文献都言之凿凿，称贾似道先是准备对蒙古割地赔款，但突然赶上忽必烈撤军，因此他趁机对宋理宗谎称大捷，不承认曾经答应过向蒙古承诺过割地赔款之事。后来为了掩饰这段罪行，贾似道还故意扣留蒙古使者郝经，不让他与宋理宗相见。如《中国史纲要》中就称:"南宋的权臣贾似道统率诸路重兵去救援鄂州，却暗中向蒙古军求和，愿意向蒙古称臣纳币，双方划江为界。"
对这种说法，学者屈超立提出质疑，指出:"鄂州之役时，宋蒙之间曾就议和进行使节接触，这是没有疑问的。但蒙古方称贾似道提出以称臣和'割江焉界，且岁奉银、绢二十万'的条件退军，却是颇值得怀疑的。"并进一步否定有所谓的"鄂州之和"存在，他认这是忽必烈的策略。一是以此为攻宋翻旧账， 寻找口实、制造舆论;二是可以看成是蒙元的离间之计，混淆事实，以此制造宋廷内部的混乱;三是蒙古军全力攻打鄂州却无功而返，毕竟不是一件光彩之事，如果将退兵之原因说成是南宋妥协投降，就可以为失利的蒙古军开脱。
可以试想，假设贾似道真的给蒙古开出了这么优惠的条件，那么蒙古在撤军之后理应遣使过来要求兑现，或者在以后侵宋时也可大肆渲染，但是翻遍史书都不见这种记载。如果说因贾似道隐瞒住了真相，那么南宋不见记录情有可原，蒙古方面也无记载就不合情理了。再有，当时贾似道仅仅是宋军的前敌主帅，还不是后来一手遮天的权臣，割地、赔款、称臣等如此重大的事情必须请示宋理宗。秦桧在权势熏天时，主持绍兴和议依然要靠宋高宗做主;更何况这时的贾似道呢?而且，忽必烈作为一个颇有政治手腕的人，难道会去和无权做主的敌方大臣达成和议吗?
在此提出一种观点:真实的历史情况应是有"鄂州议和"，但无"鄂州和议"。贾似道鉴于双方力量达到平衡，就遣使劝蒙古退兵。宋朝历来有议和传统，贾似道象征性地提出岁币只是权宜之计，但所谓的划江、称臣并不存在，这既是贾似道不敢去做的，也是他根本做不到的。可能有人疑问:为何贾似道不乘胜追击呢?这种想法颇有纸上谈兵、强古人所难的味道。鄂州之战只是守城战，而宋军在战役前后一直苦苦支撑，丝毫未曾占据过上风，防御尚且困难，追击野战恐怕更无胜算。
抛去贾似道执政后期的过错，他在鄂州之战中的功劳是不容抹杀的。作为当朝宰相，率军入援硝烟弥漫的鄂州城，亲临战斗第一线指挥作战，历史有几人能做到?民族英雄文天祥，晚年关押于大都(今北京)时，曾评价贾似道"己未鄂渚之战何勇也，鲁港之遁何衰也"，客观地指出了贾似道在鄂州之战时的勇敢表现。但是，宋廷在鄂州之战后过分抬高贾似道，令他产生了飘飘然的心态，从此将身上官二代的毛病全部暴露出来，一发不可收拾。
后世之所以认定贾似道在鄂州有过卖国行为，估计是因为贾似道的名声太臭。加上贾似道在南宋晚年实施"公田法"、"打算法"等改革，触犯了大批士绅、官僚的既得利益。这些人投降元朝后，写出的笔记小说中便大用春秋笔法，正人君子高大全，奸佞小人则一无是处，贾似道是典型的奸臣权相，绝不可立功，那就只能卖国了。不过，南宋末年贾似道倒台后，一些有识之士如黄震说:"方贾似道事急之际，尝约议和。已而往来鄂州与共守战，尝获捷，及元兵解去，遂掩和议不言而自诡再造之功。"宋元之隙的郑思肖，是一位具有强烈民族气节的人士，他也认为贾似道是"殆许岁币"，而蒙古"以许岁币为诚语"，"遣郝经入使索其物"。他们都不认为鄂州议和是一种错误的乃至投降的行径，而是贾似道为促成忽必烈退兵、争取时间的一个权宜之针，同时也批评了他事后向朝廷隐瞒真相和扣留使节的错换行动，可谓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