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雲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陳雲同志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傑出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開創者和奠基人之一，黨和國家久經考驗的卓越領導人。
是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和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
陳雲同志終其一生都在努力為黨的事業嘔心瀝血，在黨史的每一個階段，都留下了他的光輝業績。
陳雲同志有一句名言：「不解決實際問題談為人民服務，則是空話一句。」他強調，我們共產黨必須天天關心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不管是領導經濟工作還是做其他工作，切實為人民謀利益都是他遵循的一貫原則。
目錄
生平簡介
陳雲（1905～1995）江蘇青浦（今屬上海）人。1905年6月13日生於貧苦農民家庭。2歲喪父、4歲喪母，由裁縫出身的舅父撫養。1919年高小畢業後,因家貧無法升學，到上海商務印書館當學徒，後當店員。1925年參加五卅運動。同年8月任商務印書館發行所罷工委員會（後為職工會）委員長，參加領導商務印書館大罷工，並取得勝利。隨即加入中國共產黨，開始作為勞工組織者從事共產黨的活動。歷任中共青浦縣委書記、淞浦特委組織部部長，中共江蘇省委滬寧巡視員、江蘇省委常委兼農委書記，中共上海閘北、法南區委書記和江蘇省委組織部部長、省委書記等職。
1930年和1931年先後在中共六屆三中、四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中央委員。1931年5月擔任保衛中共中央機關安全的中央特科書記；9月任臨時中央領導成員。1932年擔任臨時中央常委、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1933年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1934年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並任白區工作部部長。隨後參加長征,在擔負全軍後衛任務的紅五軍團任中央代表,後任軍委縱隊政委。1935年1月在貴州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遵義會議)上，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會後撰寫了《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同年6月奉命從四川省天全縣靈關殿秘密離開長征隊伍，經成都、重慶，隻身到達上海，從事恢復共產黨的秘密工作，隨後又由上海抵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報告了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的情況，撰寫了最早宣傳紅軍長征的《隨軍西行見聞錄》，並參加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1937年4月回到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任中共中央駐新疆代表。5月赴新疆、甘肅交界的星星峽地區，援助接應紅軍西路軍餘部400多人進入迪化。11月回到延安後，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對黨的建設和黨的幹部工作有重要建樹。在延安整風期間，他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總結中國革命經驗教訓，提出領導者指導工作應該採取「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的科學態度，並把它作為自己的行動準則。1944年3月任西北財經辦事處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中共中央所在的陝甘寧邊區的財政經濟工作，有效地執行了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方針。1945年6月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繼續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8月任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
抗日戰爭勝利後，參加領導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東北解放戰爭。轉戰北滿和南滿，歷任中共中央北滿分局書記兼北滿軍區政委、中共中央東北局副書記兼東北民主聯軍副政委、中共中央南滿分局書記兼遼東軍區政委、東北軍區副政委、東北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瀋陽特別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等職，為東北全境的解放和東北經濟的恢復做出了突出貢獻。1948年8月在哈爾濱舉行的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上作了《當前中國職工運動的總任務》的報告，10月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主席。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副總理兼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主持全國的財政經濟工作。1950年10月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在統一全國財政經濟，穩定金融物價，結束國民黨政權留下的長達10多年的惡性通貨膨脹，調整工商業，恢復國民經濟，保障抗美援朝戰爭勝利，對糧食、棉花等主要農產品實行統購統銷等重大決策和活動中，在有步驟地開展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特別是對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中，在制定和實施發展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奠定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基礎的開創性工作中，他從實際情況出發，提出了一系列謹慎而又現實的方針政策和措施，做出了被公認為卓越的貢獻。他堅決反對高崗、饒漱石在1953年進行的陰謀分裂黨的活動。1954年任國務院副總理。先後兼任過商業部部長、國家基本建設委員會主任。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作了《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的新問題》的發言。根據當時中國社會經濟的實際情況，提出了突破蘇聯經濟模式的新的經濟體制構想，即：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是工商業的主體，一定數量的個體經營是補充；在生產領域，計劃生產是工農業生產的主體，按照市場變化而進行的自由生產是補充；在流通領域，國家掌握的市場是主體，自由市場是補充。在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委員會副主席。
1957年1月擔任中共中央經濟工作5人小組組長。對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他一貫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反對不顧現實條件的急於求成的錯誤傾向；主張建設規模一定要和國力相適應，要在安排好人民生活的基礎上擴大建設規模；主張國民經濟計劃必須堅持綜合平衡，實行按比例地發展。50年代末60年代初，當國民經濟遭到嚴重困難時，他受毛澤東委託調整關係經濟全局的過高的鋼鐵生產指標，並同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一道，果斷地採取了動員城鎮2000萬人下鄉、通過幾種高價商品回籠貨幣等一系列正確的措施，恢復了國民經濟。為了解決農業發展中所遇到的困難，他到上海青浦等地調查，建議對農村實行包產到戶政策，代表了中國農業改革的先驅思想。他的這一主張和其他切合實際的經濟主張，曾被人認為「右傾」，而受到毛澤東的冷遇。「文化大革命」中，他在黨內只保留了中央委員的名義，被下放到江西省南昌市的一個化工石油機械廠「蹲點」。1972年4月回到北京，按照周恩來的意見，參加國務院業務組工作，研究國際經濟形勢和發展對外貿易問題。他提出要很好地研究當代資本主義，以便在世界市場中占有中國應有的地位。1975年被選為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1976年參加粉碎「四人幫」的決策過程，曾對葉劍英講：這場鬥爭不可避免。
粉碎「四人幫」以後，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會議上，他提出應該讓鄧小平重新參加黨中央的領導工作。在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上，他又率先提出平反冤假錯案。在接着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他重新當選為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並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他作為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黨和國家的主要決策人之一，與中央領導集體的其他同志一道，為帶領全党進行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的撥亂反正，為制定和執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基本路線，正確解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的許多歷史遺留問題和現實生活中出現的新問題，成功地開創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他大力支持鄧小平提出的實事求是地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的主張。對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他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深刻意義的思想和重大決策。例如，對比例嚴重失調的國民經濟實行全面調整；社會主義時期必須有兩種經濟，即計劃經濟和市場調節；改革的步子要穩，要「摸着石頭過河」，從試點着手，隨時總結經驗；強調無農不穩，無糧則亂；指出經濟形勢的不穩定可以引起政冶形勢的不穩定，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大量提拔培養德才兼備的中青年幹部是當務之急，等等。他還為按照「一國兩制」構想，實現對香港、澳門恢復行使主權，實現海峽兩岸和平統一，傾注了大量心血。
中共十三大以後，他退出中央領導工作，擔任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在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向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順利過渡、保證黨和國家穩定的重大決策中，他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共十四大以後，他過着離休生活。1995年4月10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主要著作收入《陳雲文選》（3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