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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炘 Tân Hi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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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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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炘生于（1893年12月7日－1947年3月11日），号若泉，台湾苗栗人，台湾金融界先驱、二二八事件受难者，生于大清帝国台湾府苗栗县苗栗三堡社尾庄（今台中市大甲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台湾日治时期第一家路台湾人经营的金融机构“大东信托”与台湾战后时期“大公企业公司”创办人，致力于本土金融事业的拓展，对台湾金融体系奠基贡献良多。二二八事件时遭以“阴谋叛乱首要”及“接收台湾信托公司”两项罪名遭国民政府逮捕并处死。
生平
父亲陈凤是台湾民主国义军重要将领，于1895年时曾率台湾义民仁营(即台防仁字3营)，英勇抗击日军。
陈炘出生于1893年，1913年国语学校毕业，1913年-1914年任教于台中厅大甲公学校。后辞去教职，赴日本留学，并于1922年自庆应义塾大学理财科毕业；回台后，与谢绮兰结婚，次年又赴美国爱荷华格林内尔学院一学期；之后转学至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被同学形容为“东京来的绅士”。1925年于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研究所取得博士学位。
返国后，筹组了一个“纠集台湾人的资金，供台湾人利用”的金融机构，便于1926年创立大东信托株式会社并出任专务取缔役（今总经理职）（董事长为林献堂），资本额两百五十万圆，是当时唯一的本土资本信托机关；用以对抗日本人对台湾人施加的金融经济压力。此举无疑是对抗日治政府经济的独占。但当时尚未有信托业法，即信托业仍为非法组织；在日治政府的刻意阻挠下，营运上有诸多限制。大东信托也透过刊登广告来支持《台湾新民报》、《台湾文艺》与《台湾文学》等刊物，以及提供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的资金等来支持社会运动。
1937年大东信托获利甚佳，每股配利6分，林献堂给陈炘加薪至年薪五千圆，以谷价兑算，虽只相当于现今的新台币一百万元，但已等同当时基督教小学教师的20倍薪资。
1930-1936 担任台中州州协议会员，1942-1944 担任临时台湾经济审议会委员，1943 担任法令取调委员会临时委员。
1944年8月，日治政府在台湾实施信托法及信托业法之际，以当时台湾最有力的大东信托为中心，合并大东，屏东及台湾兴业三家，设立台湾信托株式会社，由台湾银行、华南银行等银行共同出资。陈炘虽仍任职总经理，但多数股份则已被日治政府直辖的台湾银行所掌控。
陈炘也是《台湾青年》的编集者之一，也曾经参与过台湾留学生组织的新民会以及台湾文化协会。
国民政府接收台湾后，因陈炘留美背景，1946年3月被以“汉奸”罪名逮捕入狱，经过1个多月的侦讯，陈炘终告无罪获释，有古典诗〈被拘〉：“平生暗泪故山河，光复如今感慨多；一吁三台齐奋起，欢呼声里入新牢。”反映此情景。
1946年2月5日，代表台湾本土资本的大公企业成立，目的是接收日人留下的企业，作为政府的外围组织。各地领导阶层普遍参与募资，总资本额五千万圆。但传言陈炘此举的目是为了抵抗江浙财团垄断台湾经济，虽经由本人公开否认，却已引起行政长官公署注意。
另一方面，台湾信托在战后由行政长官公署接管，但实际运作仍由陈炘主导。1946年12月1日，陈炘担任“台湾信托公司筹备处”主任委员，并声明此公司并非日资，而是被日治政府打压的台资。1947年3月1日，台湾信托公司正式成立，陈炘任董事长。1947年二二八事件发生时，陈炘虽无实际参与，因其名望被推为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民众代表。陈炘以代表身份和陈仪会面，希望他“开诚布公，勿被少数特殊份子包围”。
在同年3月11日，陈炘被军队逮捕后遭到处死。陈炘长子陈盘谷在一篇追念父亲文章中，回忆当年情景：
当二月底事件发生时，父亲正罹患恶性疟疾躺卧在床。有一天，陈仪派部下前来传唤父亲。母亲以病情恶化为由，极力反对。但是父亲却说：“国家有事，我怎么可以因私事而把公事置于脑后呢？”于是不顾母亲的反对毅然答应前去和陈仪见面。
大约过了三十分钟后，父亲满脸笑容地走了出来。
陈炘长子陈盘谷叙三月十一日上午六点，门外突然一阵骚动。我立刻下床奔到客厅一看，已有四、五名警官站在那儿。其中之一为台北市警察局刑警队长林致用。我正打算上前打招呼时，父亲已在母亲的陪伴下走进客厅。父亲轻轻地拍拍我的肩膀，说道：“要听妈妈的话。”然后就坐上吉普车走了。我作梦也没有想到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而且是永远的诀别。
曾任行政长官公署秘书的郑士镕于2006年〈细说我所认识的陈仪〉一文中表示，民政处长周一鹗曾经向其透露陈仪对于陈炘等人遭特务杀害一事非常悲痛，直斥特务无法无天。
1947年4月1日，台湾信托筹备处主任委员由陈逢源接任；5月3日，被合并于规模比台湾信托小的华南银行之内，成为该行的信托部，距陈炘被捕仅53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