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巾之乱是怎么发生的
| 黄巾之乱 |
 |
黄巾之乱是怎么发生的引发一个王朝崩溃的理由有很多，除了给末代帝王戴上“昏庸无道”的帽子以外，因灾致乱的理由更是有永远不会缺席。一般认为触发黄巾之乱的直接原因，便是连年大旱导致的粮食欠收。然而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农民来说，包括水灾、旱灾、蝗灾、地震等类型的灾害是再熟悉不过的了。把视线放在那些王朝盛世，同样会看到很多灾难的记载。根据不完全统计，东汉时期见诸于史册的自然灾难就有将近400次。[1]
并不是每一次灾害都会涉及到同一片土地。以记录最为完整的京都洛阳为例，其在1个半世纪时间中所遭遇的自然灾害约为百次。以此为数据为参照的话，仍然称得上是多灾多难。这意味着政府应对灾难的能力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从更高层面来说，这些频发的灾难以及由此形成的救灾能力，客观上还是促成中央之国形成的基础原因。
农耕是文明产生的基础，通过驯化粮食作物提升土地的产出，人类方有可能在一个地区聚落更多的人口，并让一部分人脱离第一产业去发展文明所需的其它要素。对“水”的利用和治理，是扩大耕地数量和提升人口数量的重要手段。考虑到人类在自然力面前的渺小，任何一项水利工程的实施都必需在团队合作的基础上进行。而这种组织行为所催生出来的文明类型被称之为“治水文明”。
治水文明理论可以完美解释为什么大禹领导治水之后，能够帮助华夏文明从部落联盟跨入广域王权国家行业。在进入国家阶段之后，以治水为代表的灾难治理能力，亦是考察政权强弱的最重要指标。国家所收取的赋税如果没有救灾功能，那么政权的基础必将岌岌可危。鉴于很少会发生全国性灾害，中央政府还可以在某个地方受灾之时，从那些未受灾地区调配资源（包括让受灾地区民众，迁徙到未受灾地区就食），客观上增强各地区之间的地缘联系度及对中央政府的信任感。
简而言之，表面看是某个王朝在末世总会有大灾所激起的民变，本质却是中央政府调配资源的能力被削弱。或者政府应对灾难的能力不足而不是灾难本身，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这种控制力的减弱需要一个过程，民众对政府治理能力的失望，也会有一个时间累积，爆发之前的那场天灾只不过是一根导火索。
以黄巾之乱的发生时间来说，灾害本身甚至都不是导火索。根据历史记载，在黄巾之乱暴发之前的公元183年、182年夏天的确出现了旱情，不过历史记载其实还有一条，那就是公元183年其实是个“大有年”也就是大丰收的年份。换句话说，准备在184年春天起事的太平道信徒们，在谋划之时的境遇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惨。
诚然，东汉王朝在末世所遇到的这次民变，是在很多基础性原因的共同作用下发生的。除了在王朝初年没有归零前朝所累积的土地矛盾以外，东汉的确在天时上也有些不济。根据研究，东汉开国之后不久全球气温就开始呈下降趋势，至黄巾之乱时正好处在最低点。虽然此后有差不多有一半的历史时期，年平均气温比这个低点还要更低，但好与坏从来都是比较出来的。
比之西汉时期的气温高点，东汉末年的气温低点降幅超过3度。这种被称之为“小冰河期”的气温下降现象，造成的一个重要影响是极端天气发生的概率升高，进而造成粮食整体减产。历史记录也告诉我们，东汉比之西汉的灾害发生频次要更高，王朝后期亦要比前期更多。这一趋势的存在，无疑对中央政权调配资源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幸之处在于，东汉王朝在这个能力上又有些先天不足。
目录
宗教纽带与“太平道”
虽然类似黄巾之乱的民乱，出现几乎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但就黄巾之乱本身的技术特点来说还是很值得一提的。许多人在观察历史时都会有个疑问，奴隶或者农民的数量往往要远多于统治者，为什么会甘于接受自己的命运。那个大家应该都听过的筷子的故事，可以帮忙解开部分疑惑。弥留之际的老人通过一根筷子容易折断、一把筷子不容易折断的试验，告诉子女们团结有多么的重要，但故事却没有告诉读者将彼此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到底是什么。
血缘关系是将人类聚落在一起的最原始纽带，筷子的故事中老人所希望孩子能意识到的正是这层关系。放在社会进化层面看这个问题，由血缘凝结成的初级群体即为“氏族”。只是单纯靠血亲凝结所能聚落的氏族，管理极限一般只能到数百。随着若干氏族结合为部落，再进化成部落联盟、国家，组织形式亦随之一次次的进化。
在人类每一个阶段的进化中，都有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在无形中起着作用，它就是“意识形态”。抛开“意识形态”这四个字被赋予的特定政治含义，它本质所指的一种观念、认知的集合。以此来说共同的兴趣爱好、对事物的观点乃至对某位明星的认同感都可以算是意识形态的一种。而将华夏文明凝结在一起的“祖先崇拜”意识，算得上是最早在人类社会中发挥组织作用的意识形态。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以祭祀为表现形成的意识形态凝结，与军事能力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
宗教是比祖先崇拜更具普世性的意识形态，相比更依赖于血缘纽带的祖先崇拜，更容易兼容不同的种族，这点从宗教在西方文明史中所发挥的作用便可看出。从这点来说，华夏文明由祖先崇拜演化而来的“家国”模式反倒是有些异类。借助东亚半封闭于旧大陆的地缘位置，这种略显原始的组织模式发展出当下这般大而不倒的体量。虽然在扩张影响力时的兼容性欠佳，但却胜在自身极强的稳定性。
在祖先崇拜这根意识形态主线之外，宗教同样在中央之国的文化乃至政治史中发挥着重要影响力。在所有试图以宗教为意识形态武器谋求政治诉求的大事件中，太平天国是最近的一次，而以“太平道”发展信众的黄巾之乱则是这一模式的开端。与拥有更多强力手段辅助管理的合法政权相比，一穷二白的“民变”要更为依赖意识形态武器。如果用中国古人可以理解的语句来释读这件武器就是对民心的收服。
太平道用以收服民心的基础手段被称之为“符水治病”。东汉高密度的天灾及由此所产生的瘟疫，是太平道得以迅速传播的自然环境背景。所谓瘟疫即为时下所称的传染病，现代医学告诉我们疫病的载体是细菌或者病毒。这意味着天灾乃至因灾死亡之人并不会直接产生瘟疫。然而天灾之后发生瘟疫的概率却的确要比正常时期要大，因为现代医学还证明了一个古老的常识，对抗传染病的最好办法仍然是隔离或者说降低人口流动性。天灾则会在客观上加速人口的大规模无序流动。
在交通不甚便利的古代社会，尤其是农业社会背景的中央之国，正常情况下某地发生疫病也不会大面积扩散。问题在于天灾之后带来的饥荒现象，往往会迫使求生的灾民流向其它地区。在这个流动过程中，如果有疫病发生就会发生大面积传播现象。受迅速攀高的死亡率影响，恐惧又会驱使民众进一步逃向其它地区。武汉在2020年春节前后所发生的新冠病毒传播事件，用血淋淋的教训告诉人类：在指数级传播模型之下，即便只有少数患者接力完成这条传播之路，也足以造成致命的影响。
如果一个地区的民众受灾之后能够迅速得到救济（包括有序迁徙），将很大程度降低疫病扩散的风险。即便疫病已经发生，用强制禁绝人口流动的方式亦能加以控制。事实上鉴于人口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而无论基于什么原因出现流民都将增大管理的难度，将人口固定在土地一直是历代中原王朝所秉持的方针。只是当国家机器已因矛盾累积而变得异常迟缓时，在普遍的求生欲的驱使之下，一切都会变得不可控。
技术角度看，太平道和符水并非真的能治疗瘟疫，真正起作用的更多是人体自身的免疫力。不过作为一种安慰剂，信仰和符水也并非一无是处。最起码可以让信众不再因恐惧支配变身为流民，而稳定的情绪和规律的生活亦对免疫力的提升有正面效果。至于那些饮用符水后病情没有得到缓解的民众，同样不会有损太平道的威信。将他们归因为心不够诚，会让最终活下来的信众更加坚信拯救自己的是信仰和符水（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换句话说只要你喝下了这碗符水，无论是生是死都可以成为太平道信仰有效的证据。
这套足以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理论，让太平道和后世那些仿效者，总能够借乱世迅速收获一大票信众。身为冀州巨鹿郡人氏的张角，并不是东汉第一个策动民变的领袖，甚至不是第一个用符水治病的宗教领袖，但他却是最有野心和抱负的一个。与那些着眼于解决眼前矛盾的起事者不同的是，张角从传播太平道开始时就抱着谋定天下的目标。
黄巾军的失败与地方“义兵”的崛起
历史记载，张角是在公元170前后开始布道，仅仅用了十余年的时间其信众就遍布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从地理角度看，太平道的触角可以说是延伸到中央之国在长城以南、南岭以北的所有第三阶梯地区。这一分布特点即印证了太平道的传播能力，也反映了在这个地势低平的地理区间，官府更加难以通过控制官道而阻止流民的移动。为了将这些已经在意识形态上归一的信众组织起来，张角将分散在各地的信众依地域共分置为三十六方，各方均设“渠帅”一职进行管理。与符水相配合的还有“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政治宣言，这样做可以让信众们知道，
仅将他们加入太平道所收获的不仅是活着的希望，还有机会活得更好。
信众组织化还远远不够。即便拥有上百万的信众，太平道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还是显得很弱小，尤其洛阳身后还有半个中国并没有受到太平道的影响。有鉴于此，张角一开始就制定了直取洛阳的战略。首先筹谋的是暗中在洛阳积极发展信众以为内应，尤其是能够进出宫室的宦官和禁军。依托太平道已在洛阳外围形成的巨大影响力及那套“上承天命，下救黎民”的宣传，这一策略的实施卓有成效。
其次为了毕其功于一役，太平道并没有准备在所有信众分布区同时举事。在东汉的行政区划中，负责东向拱卫洛阳的是归属司隶的：河内、河南三郡，这两郡与山西高原南部的河内郡合称为“三河”。在与河内、河南两郡相接的冀州、兖州、豫州、荆州四州同时起事并向洛阳方向进军，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为了完成这一战略，那些无法为这一斩首计划直接服务的地区，信众们在战前即已秘密向上述接近洛阳的区域集结。比如在举事之前，就有数万来自荆扬的信众被潜往位于冀州最南部的邺城（邺城为太平道的传教中心）。从这些信众能够如此大规模、大范围的流动可以看出，帝国统治机器已然处于失控状态。
以太平道所拥有的资源来说，上述计划堪称完美。只是如此大规模的筹谋，完全不暴露的机率是很低的。由于消息提前被泄露，太平道在洛阳所联洛的内应们被提前清除，得知事情败露的黄巾军被迫将起事时间由三月提前至两月。为了应对这场处在爆发期的民乱，帝国中央除调集各路人马进剿之外，还在拱卫洛阳的八个关口设置“八关都尉”以为最后一道防线。这道终极防线最终并没有在黄巾之乱中发挥作用，与河内、河东两大缓冲地相接的那些州郡成为了双方残酷厮杀的主战场。
随着那些被黄巾军夺取的城邑相继被收复，尤其是张角兄弟的败亡，东汉王朝前后花了十个月时间算是成功的渡过了最危险的爆发期。为了庆祝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汉灵帝在当年12月大赦天下并将年号更改为“中平”，这次改制亦成为这场民乱的分水岭。
此后的多年间全国各地又有数十起以黄巾军名义起事的民乱。比较知名的有以中山国故地为主根据地、活动于太行山地的“黑山军”；在河东郡白波谷（山西襄汾县永固乡）起事，向北侵扰太原郡、向南为乱三河地区的“白波军”；以及以青州为本部，劫掠兖州、徐州的青州军。只是与之前政治目标明确的张角相比，这些散发的民乱无论真的与太平道的残余势力有关还是纯粹为托名，都已不再有颠覆王朝的抱负和力量。
能够如此快速的度过最危机的时刻，得益于东汉朝廷做出的一个重要决定，那就是允许各地征召“义兵”，并自由选择攻击各地的黄巾军。“三国”概念的源头人物：曹操、刘备、孙坚三人皆是受益于这一政策，得以在第一时间培养自己的武装力量并在东汉政治舞台崭露头角。其中孙坚在收复南阳郡治宛城战役中立下大功，进入荆州发展；曹操则领军在颍川郡解救了被黄巾军围困的官军主力（皇甫嵩部/长社之战），开启了在大河之南的崛起之路。
相比孙坚、曹操二人皆因平乱之功得到郡守级别的官职，获益相对较少。除了起点较孙曹二人要低以外（孙、曹二人在参战之前都已有官职在身，刘备为白身），还与刘备并没有在主战场出现有关。在涿郡募得数百人的中山靖王之后，并没有南下参与冀州战事，而是向北参与了幽州战事。
由于并非属于黄巾军围攻洛阳的重点地区，幽州黄巾军的力量并不强大，更像是一支借势而起的偏师。一直到四年之后，刘备才因这个二线战场所积得的小功而获得了一个县尉之职（后升至平原县令）。整个过程中最大的收获，反倒是培养出了关羽、张飞这两个左膀右臂。
豪杰们固然凭借他们的个人能力，在这个乱世中各领风骚，但真正支撑他们存在的，却是各地方豪强。在曹操、刘备、孙坚和其他力量的身后，你都能够看到他们的身影。豪杰们希望建功立业、豪强们希望保一方平安，散发的民乱让朝廷不得不坐视地方武装继续坐大，并给予他们正式的管理权。只是当黄巾之乱的销烟渐渐散去之后，那些希望帝国重回一统的士大夫们终于发现，真正的混乱才刚刚开始。[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