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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爾里希·貝克 | |
|---|---|
| 本名 | Ulrich Beck |
| 出生 | 1944年 |
| 逝世 | 2015年1月1日 |
| 國籍 | 德國 |
| 職業 | 社會學家 |
烏爾里希·貝克(1944年~2015年1月1日)，德國著名社會學家，慕尼黑大學和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社會學教授。
貝克被認為是當代西方社會學界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從1980年代以來先後提出了風險社會、第二次現代化、全球化社會學等理論，在世界範圍內產生了廣泛影響。他還與英國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和斯科特·拉什共同提出"第二現代"的觀念，力圖在現代與後現代之間開闢出"第三條道路"。當然由他首創和提出的諸多新的概念和論點均不無爭議。 主要著作有:《風險社會》(1986)、《反毒物》(1991)、《生態啟蒙》(1992)和《風險時代的生態政治》(1994)等。
2015年1月1日，德國著名社會學家、"風險社會"概念提出者、德國慕尼黑大學和英國倫敦政治與經濟學院社會學教授烏爾里希·貝克教授因心臟病逝世，享年70歲。
生平
烏爾里希·貝克，德國社會學家，德國慕尼黑大學社會學教授，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英國社會學雜誌百年訪問教授。
貝克1944年5月15日出生於斯武普斯克市的波美拉尼亞鎮 。1966年，貝克進入弗賴
堡大學(Freiburg)學習法律，但在第二學期，他就轉到慕尼黑大學(Universität München)主修社會學、哲學、心理學和政治學。1972年，貝克以優異的成績畢業，獲哲學博士學位(PhD)，並留校任職。1979年，晉升為講師。1979年-1981年，貝克擔任明斯特大學(Münster)教授，1981年-1992年，擔任班貝格(Bamberg)大學教授。自1992年起，貝克開始在慕尼黑大學任社會學教授，並任慕尼黑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所長。1997年，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聘請貝克為英國社會學雜誌百年訪問教授。
1980年以來，貝克一直擔任《社會世界》(Soziale Welt)雜誌的編輯。目前發表文章150多篇，著有多本著作。1995年至1997年，貝克曾擔任德國未來委員會的委員 。1999年至2006年，貝克擔任的德國研究協會(DFG)自反性現代化研究項目的負責人。
貝克獲得眾多國際獎項和榮譽，如1997年，獲得慕尼黑市文化榮譽獎，1999年，獲德-英論壇獎，2006年和2007年，貝克分別被意大利的馬利拉塔大學和西班牙馬德里聯合大學授予榮譽博士頭銜。
貝克的伊麗莎白. 貝克·吉恩斯海姆 也是一位社會科學家。
研究方向
貝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態問題"、"風險社會"、"自反性現代化"、"個體化"和"全球化"等問題。他最近的研究活動包括一項關於"自反現代化"的社會影響和政治影響的長期的實證研究，這探討了從第一次現代性到第二次現代性轉變的複雜性和不確定性。特別是他努力在會學的框架內來分析"世界主義社會"的矛盾和動力。貝克也為德語社會學貢獻了一些新穎的詞彙，其中包括"風險社會"和"第二次現代性"。 貝克的教學任務主要集中在現代化理論、環境社會學、工作轉型和社會不平等。
與中國
2007年，烏爾里希·貝克首次來到中國，並在上海和北京與中國學者會面。2007年9月在上海社科院的座談會上，貝克與上海部分學者就全球化問題進行了討論。在那次座談會上，貝克認為，所謂全球化"是媒體炒作出來的，是一個假象。很多經濟學家也支持這個說法，認為100年前的全球貿易比現在還活躍，全球化程度可能更高。但這是站不住腳的。21世紀以來，信息技術改變了組織之間、生產之間、不同文化之間溝通的可能性，我們必須記住是技術成就了全球化時代，這是最主要的一個不同。"
在上海的座談會上，貝克還認為，當前的全球化存在着普遍主義和民族主義兩種傾向，"普遍主義消除文化上區別，但它也有着陰暗面，對普遍性的強調是對個體性的抹殺，在普遍主義的視角里，個別性的東西沒有被看到。"另外，"民族主義在內部忽略差異，對外強調差異。"在這兩種傾向之外，貝克教授提出了全球化的"第三條道路"-世界公民主義。"人是區別的，同時也是一樣的。"貝克教授認為，世界公民主義認可最低限度的普遍規則，同時認可民族國家，但並不取代民族國家。
對於2007年的首次中國行，貝克回到德國後在接受德國媒體採訪時說，"首次中國之行令我感慨萬千，徹底改變了我對中國的認識，從日常瑣事，直至我的社會學說都有必要進行修正。" "中國將資本主義和個人自由的有機組合或許會成為另一種現代組合模式。它比歐洲，乃至世界對中國未來走向的推測要穩定得多。"
貝克的風險理論很早就引入中國，中國學者對他的研究有如此高的興趣，貝克回應說，"我認為，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我堅決反對那種將西方現代模式作為他人校方榜樣的看法。我提出的模式是 反身現代化 ，它要求人們重新修訂最基本的社會框架，比如人們應重新對家庭模式進行思考，因為在現代化的進程中，傳統的家庭模式在逐漸解體。我認為，這樣做有助於完善西方的思想體系，西方社會學應參考中國的經驗，從而開創一個全新的發展空間。但我提出的兼顧他人利益的 世界主義社會學 理論似乎還難以被中國人接受。"[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