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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南昌起義常簡稱南昌起義或者八一起義,指在1927年8月1日中共聯合國民黨左派,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揭開了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武裝鬥爭和創建革命軍隊的序幕。

1927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領導部分國民革命軍在江西省南昌市舉行的武裝起義。[1]

起義由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譚平山領導。1933年7月11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根據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6月30日的建議,決定8月1日為中國工農紅軍成立紀念日。從此,8月1日成為中國工農紅軍和後來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建軍節。

背景

1927年3月,蔣介石在南京另立中央,國民黨在武漢的汪精衛集團和南京的蔣介石集團的矛盾公開化,即所謂"寧漢分裂"。由於中國共產黨的影響不斷擴大,從4月起南京等地的國民黨開始大量逮捕和處決共產黨人,發動了四一二政變,武漢的國民黨在7月亦決定"清黨",即七一五事變。一方面解聘共產國際中國代表鮑羅廷的顧問職務,一方面通知各政府部門和軍隊驅逐共產黨人。蔣介石集團和汪精衛集團與帝國主義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勾結,殘酷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使中國人民從1924年開始的國共合作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遭到失敗。

起因

起義的目的是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屠殺政策,喚醒廣大中國人民,表明中國共產黨要把中國革命進行到底的堅定立場,共產黨的目的是聯合願意革命的國民黨左派,揮師南下廣東,建立革命根據地,實行二次北伐。1927年4月和7月,中國國民黨內的蔣介石集團和汪精衛集團,勾結帝國主義和買辦性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在上海和武漢等多地在全國範圍內發動反革命政變,殘酷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使中國人民從1924年開始的國共第一次合作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遭到失敗。

為了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屠殺政策,挽救中國革命,中共中央於1927年7月12日進行改組,停止了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領導。下旬,決定集合自己掌握和影響的部分國民革命軍,並聯合以張發奎為總指揮的第二方面軍南下廣東,會合當地革命力量,實行土地革命,恢復革命根據地,然後舉行新的北伐。

李立三、鄧中夏、譚平山、惲代英、聶榮臻、葉挺等在九江具體組織這一行動,但發現張發奎同汪精衛勾結很緊,並在第二方面軍中開始迫害共產黨人。隨即向中共中央建議,依靠自己掌握和影響的部隊,"實行在南昌起義"。據此,中共中央指定周恩來、李立三、惲代英、彭湃等組成中共中央前敵委員會,以周恩來為書記,前往南昌領導這次起義。預定參加起義的部隊有: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第11軍第24、第10師,第20軍全部,第4軍第25師第73、第75團以及朱德為團長的第五方面軍第3軍軍官教育團一部和南昌市公安局保安隊一部,共2萬餘人。從7月25日起,第11、第20軍分別在葉挺、賀龍指揮下,陸續由九江、塗家埠(今永修)等地向南昌集中。27日,周恩來等到達南昌,組成前敵委員會,領導加緊進行起義的準備工作。

此時,國民黨武漢政府的第五方面軍(總指揮朱培德)第3軍主力位於樟樹、吉安、萬安地區,第9軍主力位於進賢、臨川地區,第6軍主力正經萍鄉向南昌開進;第二方面軍的其餘部隊位於九江地區;南昌市及近郊只有第五方面軍警備團和第3、第6、第9軍各一部共3000餘人駐守。中共前委決定趕在援兵到來之前,於8月1日舉行起義。

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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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義成功

8月1日2時,在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的領導下,南昌起義開始。按照中共前委的作戰計劃,第20軍第1、第2師向舊藩台衙門、大士院街、牛行車站等處守軍發起進攻;第11軍第24師向松柏巷天主教堂、新營房、百花洲等處守軍發起進攻。激戰至拂曉,全殲守軍3000餘人,繳獲各種槍5000餘支(挺),子彈70餘萬發,大炮數門。當日下午,駐馬回嶺的第25師第73團全部、第75團3個營和第74團機槍連,在聶榮臻、周士第率領下起義,1927年8月2日到達南昌集中。

改編部隊

起義成功後,中共前委按照中共中央關於這次起義仍用國民黨左派名義號召革命的指示精神,發表了國民黨左派《中央委員宣言》,揭露蔣介石、汪精衛背叛革命的種種罪行,表達了擁護孫中山"三大政策"和繼續反對帝國主義、新舊軍閥的鬥爭決心。8月1日上午,召開了有國民黨中央委員、各省區特別市和海外黨部代表參加的聯席會議,成立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推舉鄧演達、宋慶齡、何香凝、譚平山、吳玉章、賀龍、林祖涵(伯渠)、葉挺、周恩來、張國燾、李立三、惲代英、徐特立、彭湃、郭沫若等25人為委員。革命委員會任命吳玉章為秘書長,任命周恩來、賀龍、葉挺、劉伯承等組成參謀團,作為軍事指揮機關,劉伯承為參謀團參謀長,郭沫若為總政治部主任,並決定起義軍仍沿用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番號,賀龍兼代方面軍總指揮,葉挺兼代方面軍前敵總指揮。所屬第11軍(轄第24、第25、第10師),葉挺任軍長、聶榮臻任黨代表;第20軍(轄第1、第2師),賀龍任軍長、廖乾吾任黨代表;第9軍,朱德任副軍長、朱克靖任黨代表。全軍共2萬餘人。

慶祝勝利

1927年8月2日,南昌市各界群眾數萬人集會,慶祝南昌起義的偉大勝利和革命委員會的成立。會後各界青年踴躍參軍,僅報名的學生就有數百人。

轉移部隊

南昌起義後,汪精衛急令張發奎、朱培德等部向南昌進攻。1927年8月3日起,中共前委按照中共中央原定計劃,指揮起義軍分批撤出南昌,沿撫河南下,計劃經瑞金、尋鄔(尋烏縣)進入廣東省,先攻占東江地區,發展革命力量,爭取外援,爾後再攻取廣州。起義軍進至進賢縣時,第10師師長蔡廷鍇驅逐在該師工作的共產黨員,率部折向贛東北,脫離起義軍。由於起義軍撤離南昌比較倉促,部隊未經整頓,加上酷暑遠征,部隊減員較多,7日到達臨川時,總兵力約1.3萬人。

起義軍在臨川休息3天,繼續南進。1927年8月25日,先頭到達瑞金縣壬田以北地區。這時,駐廣東的國民黨軍第8路軍總指揮李濟深,調錢大鈞部9000人,由贛州進至會昌、瑞金地區,並以一部前出至壬田,阻止起義軍南下;調黃紹竑部9000人由南雄、大庾(今大余)向雩都(今於都)前進,支援錢大鈞部作戰。在這種形勢下,中共前委決定乘錢、黃兩路兵力尚未完全集中實施各個擊破。當日,起義軍向壬田守軍發動進攻,殲其一部,於26日攻占瑞金縣城。接着,集中兵力進攻會昌的錢大鈞部主力,激戰至30日,攻占會昌縣城。兩戰殲錢大鈞部6000人,繳獲槍2500餘支(挺)。起義軍傷亡近2000人。9月初,起義軍一部在會昌西北的洛口地區,擊退黃紹竑部的進攻。

部隊會合

會昌戰鬥後,起義軍陸續折返瑞金,改道東進,經福建省長汀、上杭,沿汀江、韓江南下。9月22日,第11軍第25師占領廣東省大埔縣三河壩,主力繼續南進,於23日占領潮安(今潮州)、汕頭。在此期間,李濟深令錢大鈞殘部牽制第25師,令黃紹竑部經豐順進攻潮安,令陳濟棠、薛岳部3個師1.5萬餘人組成東路軍,由河源東進,尋起義軍主力決戰。根據上述情況,中共前委決定,第20軍新建的第3師隨革命委員會駐守潮汕地區,集中主力6500餘人迎擊東進之敵。9月28日,起義軍主力在揭陽縣山湖(今揭東縣玉湖鎮)附近地區同東路軍遭遇,將其擊潰,繼向湯坑(今豐順縣城湯坑鎮)推進,在汾水村地區(今揭東縣玉湖鎮汾水村,村內建有汾水戰役紀念碑)與敵再次激戰,至30日,起義軍傷亡2000餘人,無力再戰,遂向揭陽撤退。是日晚,黃紹竑部攻占潮安。10月3日,起義軍主力在流沙(今普寧市)與由潮汕撤出的革命委員會會合,繼續向海豐、陸豐地區撤退,在經過流沙西南鍾潭村附近的蓮花山時,再次遭到東路軍的截擊,激戰不勝,部隊大部潰散。革命委員會和起義軍領導人分散轉移,餘部1300餘人進入海陸豐地區。駐守三河壩的第25師,在給錢大鈞部以重大殺傷後,向潮安轉移,10月5日在饒平縣境同由潮汕撤出的第3師一部會合。

此後,這兩支部隊在朱德、陳毅率領下,轉戰閩粵贛湘邊,最後保存起義軍約800人,參加了湘南起義,並於1928年4月到達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同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部隊會合。

這是一次長途行軍,從南昌出發,經撫州、宜黃、廣昌、石城、瑞金、會昌、

長汀、上杭、大埔,直到九月二十三、二十四日占領潮州、汕頭,整整走了一個多月才停腳,而先頭部隊則已進入海陸豐地區。沿途在瑞金以北的壬田寨打了一次勝仗,在會昌又打了一次勝仗,殲滅敵人一個多師。警衛隊的戰士們雖然萬分疲勞,但精神興奮,始終保持着高漲情緒,保衛起義軍領導機關--革命委員會的安全。當時我在警衛隊當班長。占領潮州後,我們這個排奉命留在那裡,擔負後勤部門和物資倉庫的警衛任務。撤出潮州後,我們東渡韓江,向饒平方向前進。到饒平時,朱德同志已率領二十五師和九軍教導團從三河壩撤到那裡,我們同這支隊伍會合一起了。接着就在朱德、陳毅同志領導下,開始向閩贛方向作戰略轉移。這又是一次長途行軍,經饒平、平和、大埔、永定到達武平,起義軍從福建武平的東留鄉撤出了戰鬥後,東江特委的羅屏漢、潘秉星與古柏一起和交通員李大添經尋烏劍溪往閩西的武平接應到起義部隊,他們把起義部隊經尋烏劍溪的山區小道勝利帶到了會昌的筠門嶺,最後到達了安遠的天心鎮。

朱德和陳毅在天心作了非常重要的軍事整訓(南昌起義紀念館有大型雕塑記載這一史實)。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江西會昌縣委編著的《群英薈萃會昌》一書中第8頁,關於朱德和陳毅帶領起義軍經過武平東留鄉和尋烏劍溪鄉的記載是這樣的:"10月中旬,起義軍擊退敵人追擊後退入贛南的尋烏縣劍溪鄉,18日進入會昌的筠門嶺,10月21日到達安遠的天心鎮、後至信豐,月底到達大余"。由於連續行軍作戰,部隊減員很大,加上一些意志不堅定的戰士和幹部,對革命產生動搖,陸續離開了部隊,到南康時還剩下一千多人,到達大庾時只剩七、八百人,因為部隊成分不純,加之基層黨員太少,沿途軍紀不好,乃將部隊整編為一個團,朱德同志任團長,陳毅同志任團指導員。他們親自整頓部隊紀律,加強政治工作,壞分子被淘汰,留下來的同志更堅定了。形勢變化得極快,將過舊曆年的時候,我們進湖南到宜章,消滅了該縣反動武裝以後,即公開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蘇維埃政權,正式打起了鐮刀、斧頭的紅旗,舉行了轟轟烈烈的湘南起義。

曲折歷程

驚心動魄,一波三折:南昌起義的策划過程

1927年7月中旬,在汪精衛背叛革命的嚴峻時刻,共產國際指示中國共產黨「準備一些軍隊去南昌回廣州」。據此,中共臨時中央常委會決定,以中共掌握和影響的部分北伐軍為基本力量,聯合北伐戰爭中曾與黨有密切合作的武漢國民政府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張發奎,重返廣東,實行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舉行第二次北伐。

為此,中共臨時中央常委會特派常委李立三率領秘書長鄧中夏、中央軍委參謀長聶榮臻去九江籌劃其事。其時由共產黨員領導和接受共產黨影響的葉挺率領的國民革命軍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賀龍率領的第二十軍等,以及擬議聯合的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張發奎,均駐紮在南昌和九江鐵路沿線。但是,李立三等人在九江發現,張發奎已深受汪精衛之影響,不僅公開支持汪精衛「分共」,並且要求在第二方面軍高級軍官中的共產黨員如葉挺等須退出軍隊或脫離共產黨。於是他們與也在九江的中央政治局委員譚平山提議「拋棄依張之政策,而決定一獨立的軍事行動」。[2]

7月20日,李立三就此寫信向中央匯報,提議:「在軍事上趕快集中南昌,運動二十軍與我們一致(賀龍當時還沒有參加中國共產黨,但受着黨很大影響),實行在南昌暴動解決三、六、九軍在南昌之武裝。在政治上反對武漢南京兩政府,建立新的政府來號召。」李立三、鄧中夏隨即向時在廬山的鮑羅庭及瞿秋白、張太雷介紹情況。鮑羅庭沉默不語沒有表態,瞿秋白、張太雷則完全贊同。瞿秋白立即動身前去漢口,向中共中央匯報。同時,譚平山把該計劃告訴在九江的賀龍,得到賀龍熱烈贊同。

中共中央採納了李立三等人的建議,決定拋開張發奎,單獨舉行起義。7月24日或25日,中共臨時中央常委會決定: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並任命周恩來為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具體領導這次起義。據此,許多黨的幹部和受黨影響的軍隊紛紛向南昌集中。

27日,周恩來、李立三、譚平山等進駐南昌,以南昌市中心的洗馬池江西大旅社為起義指揮中心,並立即按中央決定正式成立了前敵委員會,周恩來任前委書記,李立三、彭湃、惲代英、譚平山等為前委委員,籌划起義。

幾乎與此同時,張發奎根據汪精衛意見,決定解決葉挺、賀龍所部。他一面電令葉挺、賀龍所部集結德安待命,一面密謀以召集葉挺、賀龍到廬山開會名義,解除他們的兵權。時任張發奎所部第四軍參謀長的葉劍英獲悉後,以與葉挺、賀龍九江市區甘棠湖游湖的名義,向葉、賀告知了張發奎的陰謀。賀龍、葉挺商定應對之策:不去廬山開會,不執行張發奎將部隊集中德安的命令,部隊立即向南昌開進。7月26日至27日,賀龍、葉挺率所部先後抵達南昌。

起義最初定為7月28日,但因部隊剛剛抵達,準備工作來不及展開,所以7月27日,前委會議決定將起義時間改在7月30日。28日,周恩來當面向賀龍介紹了舉行起義的計劃,徵求賀龍的意見,並任命賀龍為此次起義的總指揮。賀龍聽了,感激萬分,緊緊地握着周恩來的手,說:「黨要我怎麼幹,我就怎麼幹!」

但在其時,共產國際的一份電報險些使起義夭折。共產國際的指示模稜兩可:「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們認為你們的計劃是可行的。否則,我們認為更合適的是讓共產黨人辭去相應的軍事工作並利用他們來做政治工作。」[3]作為共產國際下級的中共中央,為此派臨時政治局常委張國燾前往南昌傳達這個指示。7月30日,張國燾到達南昌,他向前委會傳達共產國際指示後強調:「目前形勢,應極力拉攏張發奎,得到張之同意,否則不可動。」但周恩來等多數同志認為,「在客觀應當是我黨站在領導的地位,再不能依賴張」。由此,雙方發生激烈的爭論。周恩來還為此拍了桌子。20多年之後,周恩來在談到南昌起義時說:「拍桌子這個舉動,是我平生僅有的一次。」李立三譚平山等也十分氣憤。譚平山曾表示如張國燾阻止起義就幹掉他,被周恩來嚴厲地制止了。但30日起義的計劃因此無法實施。

這時,形勢十分緊急。張發奎獲知葉、賀部隊動向後,在7月29日與汪精衛、朱培德等在廬山召開針對南昌形勢的反共會議。他們決定嚴令賀龍、葉挺限期率部撤回九江;並決定在第二方面軍中「清共」,逮捕在該軍任職的共產黨員惲代英、廖乾吾、高語罕等。葉劍英立即把這些情況告知惲代英等。惲代英、廖乾吾、高語罕連夜從廬山趕到南昌向前委會報告情況。

面對嚴峻的形勢和前委會多數人的強烈要求,張國燾終於表示:鑑於南昌的實際情況,暴動計劃不能改變,個人同意舉行暴動,作為中央常委和周恩來負責向中央和共產國際說明。31日,前委會議決定8月1日凌晨4時舉行起義。

勢如破竹,盪氣迴腸:南昌起義成功

7月31日下午,賀龍召開第二十軍軍官會議,宣布了起義的決定。按照起義指揮部的部署,當天下午,曾任國民革命軍第三軍軍官教育團團長和南昌公安局長的朱德,利用出身滇軍的關係,設宴款待時在南昌的滇軍第三軍的兩個團長,隨後又約他們打牌,意圖是拖住他倆,配合起義。當晚,二十軍雲南籍副營長趙福生接到起義命令後,偷偷跑去向同是雲南籍的、朱德宴請的那兩個團長告密。這兩個團長立即離去。朱德迅速趕到第二十軍指揮部,將此事告訴賀龍。前敵委員會當即決定起義提前2小時舉行。

8月1日2時,隨着三聲信號槍響,起義軍向南昌城內外的守敵發起猛攻。此時,江西省主席、國民黨武漢政府第五方面軍總指揮朱培德率軍在外,南昌市及近郊只有第五方面軍警備團和第三、第六、第九軍各一部共3000餘人駐守。

賀龍劉伯承指揮第二十軍第一師兩個團攻打第五路軍總指揮部。守敵警備團是朱培德的精銳部隊,事先又獲得了那個叛變副營長的密告,做了應戰準備。戰鬥異常激烈,敵人集中火力切斷了起義軍攻擊部隊的必經之路,第一師師長賀錦齋、第一團團長劉達五帶着隊伍,利用民房,攀登占領制高點,以猛烈火力壓制敵人,掩護正面進攻,又組織力量穿街入巷,翻牆越脊,向敵軍背後包抄,最後將敵人壓進其總部大院,迫使敵人全部繳械投降。在清理俘虜時,抓住並槍斃了叛變的副營長趙福生。

葉挺指揮第二十四師第七十一團、第七十二團進攻駐在天主教堂、匡廬中學和貢院的敵人。七十二團事先仔細調查了解了敵情和地形,因此戰鬥比較順利。該團團長廖運澤回憶說:「我按原部署帶領第七十二團以演習夜間行軍的方式,接近第二十三團、第二十四團駐地,突然奪取該部衛兵的武器。迅速衝進第二十四團的營房。因為天氣悶熱,敵軍官兵都鋪着蓆子睡在院子內,他們倉促應戰,很快就被全部繳械。」七十一團的戰鬥也比較順利,時任該團連長的蕭克回憶說:「三營攻打天主堂,我們二營攻打匡廬中學。在營長廖快虎的率領下,我們一下子衝進學校,敵人撐不住,倉皇爬上城牆,企圖逃跑。城牆上早已布置好了工人糾察隊和公安局的警士,他們一阻擊,敵人又退回原地。這時,我們就把敵人緊緊圍住。天快亮時,敵人一個營全部繳械了。」

二十軍教導團、第二師和第十一軍第十師一部迅速包圍了小營盤和大營盤。大營盤守軍一個團慌慌張張抵抗一陣,因無法突圍逃跑,只好放下武器。起義軍沖入敵另一個團駐紮的小營盤,大部分敵人大喊着:「不要誤會!不要誤會!」就交了槍。在城北牛行火車站,第二十軍第三團第三營營長王炳南聽到槍聲,迅速將在敵人宿舍外埋伏妥當的部隊展開,敵人睡得迷迷糊糊就交了槍。

經過4個小時戰鬥,至天亮時已將南昌城守敵肅清。南昌起義取得了成功。

其時,第十一軍第二十五師駐在九江至南昌之間的馬回嶺。周恩來臨去南昌前,指示聶榮臻等人設法把二十五師拉到南昌參加起義。由於當時二十五師沒有電台,利用民用電報又怕泄密,於是周恩來同聶榮臻約定,南昌起義一開始,立刻放一列空火車到馬回嶺,第二十五師據此乘車開往南昌。南昌起義的當天下午,如約向九江方向發了一列空車。經過精心籌備的聶榮臻等立即行動。聶榮臻回憶說:「我們知道南昌行動了,很高興。好在事先給同志們打過招呼,做了準備,所以,一旦行動,忙而不亂。我和周士第同志(二十五師七十三團的團長)商量後,決定立刻將輜重裝火車運走,部隊隨後向德安集中。」七十三團的前身就是葉挺獨立團,黨的基礎比較雄厚,「我們先把七十三團拉了出來,叫七十五團跟進。……因為他們和師部在一起,行動不便,所以,當時確定不帶背包、行李、伙食擔子,只拿武器彈藥,以打野外的名義,把部隊拉了出來」。「七十四團團長不是我們的人,我們在這個團的基礎比較差」,但該團偵察連長是共產黨員,他帶偵察連參加了起義。共產黨員的努力,擴大了南昌起義的成果。[4]

紀念

紀念日

1933年6月,中共中央、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向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建議,以南昌起義日-8月1日為中國工農紅軍成立紀念日,每年的8月1日開展紀念活動。中央政府同意這一建議,並決定在紅軍成立紀念日期間,開展擁軍優屬活動。

1933年6月30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布《關於決定"八一"為中國工農紅軍成立紀念日》的命令指出:"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發生了無產階級政黨--共產黨領導的南昌起義,這一起義是反帝的土地革命的開始,是英勇的工農紅軍的來源。中國工農紅軍的歷年的艱苦戰爭中,打破了帝國主義和國民黨歷次進攻,根本動搖了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在中國的統治,已成了革命高漲的基本槓桿之一,成了中國勞苦群眾革命鬥爭的組織者,是徹底進行民族革命戰爭的主力,本委員會為紀念南昌起義與紅軍成立,特定自一九三三年起每年八月一日為中國工農紅軍成立紀念日。"

1933年7月11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作出《關於"八一"紀念運動的決議》宣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為紀念中國工農紅軍的成立及獎勵與優待紅軍戰士起見,特決議如下:

  • 批准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建議,規定以每年"八一"為中國工農紅軍紀念日。並於1933年"八一"紀念節授予戰旗於紅軍的各團,同時授予獎章領導南昌起義的負責同志及紅軍中有特殊功勳的指揮員和戰鬥員。
  • 責成內務部人民委員部制定紅軍家屬優待證,發給一切紅軍戰士的家屬收執。
  • 在區蘇維埃政府土地部與鄉蘇維埃政府土地部與內務部共同管理之下及在鄉蘇維埃政府下組織優待紅軍家屬委員會,管理優待紅軍家屬的一切事宜。

1933年7月14日,中共中央發布《為"八一"反帝反戰爭日與紅軍紀念日告紅色戰士書》,號召"全體中國的工農勞苦群眾武裝起來加入紅軍,擁護我們百戰百勝的紅軍,慰勞我們紅軍的家屬。"同時,要求紅軍在"新的戰爭中,提高我們的軍事技術,鍛煉我們自己,解除敵人的武裝,武裝我們自己,使我們鐵的紅軍在不斷的勝利中日益壯大起來。"

根據中共中央、蘇維埃中央政府、中革軍委的指示和決定,中央蘇區全面開展紀念"八一"活動。紅軍各部隊加強軍政訓練,特別是對紅軍官兵進行了人民軍隊的性質、宗旨、任務的再教育,增強官兵的政治責任感。全國總工會發布文件,號召蘇區工人突擊趕製3萬雙布草鞋慰問紅軍。蘇區共青團中央局號召共青團員,積極參加紅軍和開展慰問紅軍活動。少共蘇區中央局號召青年婦女,突擊做10萬雙草鞋送給紅軍來紀念紅軍成立紀念日。中共江西省委、福建省委、閩贛省委、粵贛省委也相繼作出布置,要求各縣委做好"八一"慰問工作。蘇區廣大人民在縣、區、鄉黨委和蘇維埃政府領導組織下,紛紛開展擁軍優屬活動,進一步增強了軍政、軍民團結,提高了紅軍廣大指戰員的政治覺悟和戰鬥積極性。

1933年7月11日,中央工農民主政府作出決議,規定8月1日為中國工農紅軍紀念日;1949年6月15日,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布命令,規定以"八一"兩字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旗和軍徽的主要標誌。1949年8月1日被定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建軍節。

八一起義紀念館

南昌八一起義紀念館,坐落在南昌市中山路380號,占地面積5903平方米。這裡原為江西大旅社,1927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發動震驚中外的南昌起義,向國民黨反動派打響了武裝鬥爭的第一槍。江西大旅社成為南昌起義的總指揮部。多年來,南昌八一起義紀念館致力於館藏文物的徵集和研究,不斷豐富館藏文物,同時對總指揮部舊址進行了維修和翻新,對現有陳列進行了更新、改進。運用高科技手段,採用聲、光、電同步進行的大型沙盤模型,真實地反映了當年八一起義的戰鬥過程;運用多媒體影視合成景像,生動地再現了"朱德施計"的故事情節;運用電動圖表、繪畫、雕塑等現代化手段,豐富了整個大廳的陳列內容,新的陳列和復原陳列相結合,更富有生動性和教育性。

江澤民總書記在建軍70周年前夕題寫的"軍旗升起的地方"7個金光閃閃的大字石刻作為陳列的序幕 。

不熄的火種

"八一"南昌起義無疑是光輝的,然而歷史絕非影視作品中那樣浪漫,起義部隊面臨了巨大的困境。1927年9月,起義軍在三河壩分兵,主力由周恩來、葉挺、賀龍、劉伯承率領,南下廣東潮汕,朱德率部留守阻敵。

在南昌起義的部隊中,還有一些特殊的參加者。他們或是共產黨員,或只是舊軍人,在起義失敗後,脫離了起義部隊。叛變與倒戈,令起義部隊蒙受了巨大的損失。蔡廷鍇被人所知,一是因為他率領國民革命軍十九路軍在上海力抗日寇,二是1933年他在福建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政府"。但很少有人知道,1927年的南昌起義部隊中,也站着高大魁梧的蔡廷鍇--任起義軍南下部隊左翼總指揮。

蔡廷鍇是個作戰勇猛的優秀軍人,但他參加南昌起義卻並不是自願的。當起義部隊南下途經賢縣時,蔡廷鍇趁亂清理了隊伍中的共產黨員,率部脫離了起義軍。蔡廷鍇率部出走使起義部隊南下計劃受到嚴重挫折。

相比蔡廷鍇的出走,歐震的陣前倒戈更加致命。1927年9月,起義軍退至廣東潮汕,蔣介石麾下干將薛岳率部協同粵軍第11師陳濟棠部阻擊起義軍。雙方在湯坑展開了激戰。儘管後來湯坑之戰鮮有記述,但這場戰鬥在南昌起義的歷史中卻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起義部隊奮勇作戰,將薛岳部4個團擊潰,包圍了薛岳的師指揮部,眼看就要全殲薛岳部。千鈞一髮之時,起義軍葉挺部的營長歐震叛變,率部在陣前倒戈。薛岳抓住機會,與趕來增援的粵軍向葉挺的起義軍發動猛烈反攻。

湯坑之戰的失利,使起義部隊南下廣東建立革命根據地、重新北伐的設想被徹底擊碎。

10月3日的流沙會議,是南昌起義的最後一次會議,會議由周恩來主持。當時他正發高燒,郭沫若回憶說,當時周恩來"臉色顯得碧青",將起義戰敗的原因作了簡單的總結。

葉挺說:"到了今天,只好當流寇,還有什麼好說!"黨史專家們解釋,葉挺這裡所謂的流寇,是指開展游擊戰。血性賀龍慨嘆:"我心不甘!我要干到底!就讓我回湘西,我要捲土重來!"

正在大家表態時,哨兵發現敵人尖兵,於是會議草草收場,眾人分頭撤退。混亂中,抬周恩來的擔架隊員也乘機溜走,周恩來的身邊只剩下了葉挺和聶榮臻,3人僅有的武器只是葉挺的一支小手槍。3人搭上一條小船,艱難地漂到了香港。

起義失敗了,但它留下的火種卻並未熄滅。保留下火種的關鍵人物是朱德!

南昌起義爆發時,朱德的地位並不顯赫。那時,朱德手下兵不過500,頂多算一個營,比起葉挺、賀龍來相差甚遠。在三河壩完成阻擊任務後,朱德的部隊已損兵過半,這時又傳來南下部隊失敗的消息,部隊軍心渙散,各級領導紛紛離隊。營長、連長更是成群結夥地拉着部隊開小差,留下的人紛紛提出解散隊伍,隱蔽起來。

那真是一個異常嚴峻的時刻。朱德接過了這個幾乎沒有人再對它抱任何希望的攤子,通過他異乎尋常的執著,為困境和混亂中的隊伍指明了出路。

在天心圩軍人大會上,朱德鎮定地說:"大革命是失敗了,我們的起義軍也失敗了!但是我們還是要革命。同志們,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強!""中國革命現在失敗了,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暫時的。中國也會有個'1917'的。只要保存實力,革命就有辦法。你們應該相信這一點!"

朱德胸中的信心與激情火焰一般傳播給了剩下的幹部戰士。在最困難、最無望而最容易動搖時刻表現出磐石一般的堅定性,使朱德成為這支部隊的領袖。他的主要助手是僅存的兩位團職幹部:團級政治指導員陳毅,團參謀長王爾琢。

部隊被改編成一個縱隊,共800人。

這支部隊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建軍基礎,戰鬥力核心。800人中,走出朱德元帥、陳毅元帥、粟裕大將等一大批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流名將,南昌起義的火種由此不滅。[5]

意義

南昌起義,是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的帶有全局意義的一次武裝起義。它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第一槍,宣告了中國共產黨把中國革命進行到底的堅定立場,標誌着中國共產黨獨立地創造革命軍隊和領導革命戰爭的開始。是創建人民軍隊的開始。具有非常深遠的歷史意義。

第一,它宣示了中國共產黨繼續革命的政治追求和決心把中國革命進行到底的英雄氣概。國民黨的背叛和屠殺,使中國共產黨遭受了建黨以來前所未有的挫折,黨的組織和力量受到嚴重損失。但是,在血流成河、革命垂敗之際,南昌起義用具體的行動詮釋了中國共產黨堅定的、繼續革命的信念,充分地表現了中國共產黨拯救國家拯救人民的宗旨和不畏強敵、前仆後繼的革命精神,以實際行動沉重地打擊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反革命氣焰,極大地鼓舞了全國人民的革命鬥志。

第二,它揭示了中國革命的方向。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南昌起義用武裝起義的形式回答了中國革命向何處去的重大問題,在全黨和全國人民面前樹立了一面鮮明的武裝鬥爭旗幟,揭示了中國革命的方向。它如一聲春雷,震撼大地,使中國人民在黑暗中看到了高高舉起的火炬。

第三,它標誌着中國共產黨獨立創建人民軍隊的開始。在1955年授銜的十大元帥中,朱德劉伯承賀龍陳毅聶榮臻林彪參加了南昌起義,葉劍英雖未直接參加起義,但為起義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10名大將中的粟裕陳賡張雲逸許光達,直接或間接參加了南昌起義。在中國革命史上建立卓越功勳的葉挺彭湃惲代英廖乾吾等,都參加了南昌起義。南昌起義產生如此多的將帥之星,這在世界戰爭史上是罕見的。正因南昌起義的重大作用,1933年7月11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決定8月1日為中國工農紅軍成立紀念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將此紀念日改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節。

第四,起義軍餘部成為中國工農紅軍的重要組成部分。南下失敗後,起義軍餘部由朱德、陳毅率領,轉戰閩、贛、粵邊,相繼進行了天心圩整頓、大余整編、上堡整訓(史稱「贛南三整」),加強了黨的領導,部隊狀況得到了顯著的改善。其後,舉行湘南年關起義,擴大軍隊達萬人,繼而向井岡山進發,和毛澤東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會師,成為中央蘇區紅四軍的主要組成部分。它們在中國工農紅軍創建和開闢土地革命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成為人民解放軍的重要組成部分。[6]

南昌起義,由於客觀上敵人力量過於強大,主觀指導上缺乏經驗,沒有和湘、鄂、贛地區的農民運動相結合,開展土地革命戰爭,而是孤軍南下廣東,企圖打開海口,爭取外援,重建革命根據地,再次舉行北伐,加之兩次分兵,不能集中兵力殲敵,成為敵人各個擊破等原因,最後遭至失敗。但這次起義的偉大歷史功績是不可磨滅的。它在全黨和全國人民面前樹立了一面鮮明的武裝鬥爭旗幟,充分地表現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不畏強敵、前仆後繼的革命精神。它以實際行動批評了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沉重地打擊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囂張氣焰,極大地鼓舞了全國人民的革命鬥志。它對創建偉大的人民軍隊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中國共產黨官方的說法是: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第一槍;是中國共產黨首次獨立地領導戰爭和創立軍隊;以武裝鬥爭的形式反對國民政府的開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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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