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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文治
唐文治
原文名 Wenzhi Tang
出生 1865年
中國江蘇省蘇州太倉市香港
逝世 1954年
國籍 中國
職業 教育家、文學家
知名作品 茹經堂文集
十三經提綱
茹經先生自訂年譜

唐文治(1865——1954),字穎侯,號蔚芝,晚號茹經,清同治四年 (1865 年 ) 十月十六日生,原籍江蘇太倉[1]民國元年 (1912 年 ) 定居無錫。父親唐若欽為清貢生,以課徒教書為業。唐文治自幼從父攻讀經書, 14 歲讀完五經。 16 歲入州學,從師太倉理學家王紫翔,潛心研讀性理之學及古文辭。 18 歲中舉。 21 歲進江陰南菁書院,受業於東南經學大師黃元同和王先謙的門下,從事訓詁之學[2]

人物簡介

唐文治(1865——1954),字穎侯,號蔚芝,晚號茹經,清同治四年 (1865 年 ) 十月十六日生,原籍江蘇 太倉,民國元年 (1912 年 ) 定居 無錫。父親唐若欽為清 貢生,以課徒教書為業。唐文治自幼從父攻讀經書, 14 歲讀完五經。 16 歲入州學,從師太倉理學家 王紫翔,潛心研讀性理之學及 古文辭。 18 歲中舉。 21 歲進 江陰 南菁書院,受業於東南經學大師黃元同和 王先謙的門下,從事 訓詁之學[3] 。 光緒十八年 (1892 年 ) 春考中進士,任戶部江西司主事。甲午戰爭後,他向清廷呈《 請挽大局以維國運折》,針砭時弊,抨擊權奸,籲請嚴懲戰敗將領。

基本內容

光緒二十一年,康有為等發動 「 公車上書 」 ,他亦撰寫了《呈都察院請代奏拒簽辱國條約》的奏章,支持康有為的愛國行動。 光緒二十七年九月十三日,隨戶部侍郎那桐出使日本。是年冬調任外務部榷算司主事,管理通商、關稅等事務。 光緒二十八年三月發生中葡界約問題 ( 葡萄牙政府乘修訂舊約之機,要求將澳門附近的島嶼劃入租借範圍 ) ,唐文治力主堅決拒絕。外務部根據他的意見,拒絕了葡方的無理要求。同年四月,他以參贊身份隨清廷專使載振前往英國參加國王加冕典禮。于歸途又隨同到法國、比利時、美國、日本 4 國考察國情, 回國後為載振撰寫了《英軺日記》 12 卷。 光緒二十九年秋,唐文治改任商部右丞,不久升任左丞、左侍郎。他宣布商政宗旨:以 「 保護商民,體恤商艱 」 為主,規定商部官吏不得自營商業,以圖私利,嚴禁貪污納賄。手訂商律 131 條。這是中國有商法的開始。他鑑於日本早有窺伺中國東北的野心,積極主張從速整頓東三省,以確保東北的主權與安全。撰寫了《請飭東三省速舉要政折》,但清廷未予採納。唐文治又制訂商辦鐵路政策,利用華僑商人的財力建築鐵路。此後,商辦鐵路在全國各地興建。但他離職後,繼任者將各省商辦鐵路一律收歸國有,並準備將全國的鐵路主權拍賣給帝國主義國家,因而引起大規模的保路風潮。 光緒三十二年秋,商部改為農工商部,唐文治以農工商部左侍郎署理尚書。不久,因母喪回籍。從此脫離仕途,致力於教育事業。 光緒三十三年八月,唐文治就任郵傳部上海高等實業學堂 ( 後改為交通部上海工業專門學校,今西安交通大學和上海交通大學前身 ) 監督 ( 校長 ) 。辛亥革命爆發,他在校內發動捐助軍餉,支援滬上起義軍,並與伍廷芳等一起聯合通電,要求清帝宣統遜位。五四運動時,北洋軍閥鎮壓大批愛國學生,他曾連發 3 份電報給大總統徐世昌和國務院,要求保護、釋放北京的被捕學生。在校任職 14 年,精心擘劃,成績卓著。學校 50 周年校慶時,校友和師生募捐修建大禮堂,命名為 「 文治堂 」 ,以資紀念。 1912年12月底,孫中山先生曾親臨交大,為交大師生演講他的富強祖國的實業計劃、交通建設等;1922年為交大技擊部(以練國術強身的學生體育組織)成立十周年紀念冊題詞「強國強種」; 孫中山先生1912年12月底曾親臨交大演講。孫中山先生在1912年4月1日辭去臨時大總統後,到1913年2月11日從上海啟程赴日本之前,其中10多個月的時間裡全力着手中國經濟革命和實業建設以富強祖國。 唐文治校長鑑於學校設置的均為振興中國實業建設的機、電、鐵路工程等專業,與孫中山先生實業建設計劃一致,乃盛邀孫中山先生在1912年12月底視察全國各地後返滬時蒞校演說,使全校師生員工了解孫中山先生的振興實業富強國家的宏偉計劃,以鼓舞和激發師生們學習和工作的熱情。孫中山先生欣然接受唐校長邀請。蒞校時受到交大師生隆重熱烈歡迎。 民國 9 年,唐文治因目疾加深,辭去上海工業專門學校校長職務,回無錫前西溪寓所休養。是年夏,應學生高陽之請,擔任私立無錫中學校長。年底,又應聘任無錫國學專修館 ( 後改為無錫國學專修學校 ) 館長。這時他已雙目失明,但仍親自授課。朗誦古文,抑揚頓挫,時稱 「 唐調 」 ,並錄製唱片。在教學上,他提出 「 厚植基礎,博覽專精 」 的原則,主張教古籍原書,使學生能掌握古典文獻的基本知識。在學習方法上,他強調學生自學,學校一天只上 4 節課,其餘時間讓學生各就自己的愛好進行自學。 民國 24 年 12 月,為慶賀唐文治 70 壽辰,交大校友和國專同學集資在無錫五里湖畔寶界山邊建築了 「 茹經先生紀念堂 」 。 民國 26 年 11 月日軍侵占無錫前夕,唐文治率領全校師生內遷,輾轉到達桂林。後因患病, 回到上海租界休養。 民國 28 年春,在租界創辦國專分校。 民國 30 年,上海租界為日偽占領,國專分校改為國學專修館,以避免向日偽登記。 日偽曾派人勸說其出任偽職,遭嚴詞拒絕。 抗日戰爭勝利後,內遷桂林的無錫國專於民國 35 年 6 月遷回無錫復校;上海分校繼續開辦,均由唐文治主持校務。針對國民黨瘋狂鎮壓學生運動,他與張元濟、陳叔通等 10 位知名人士聯名發表致上海市長吳楨、警備司令宣鐵吾的公開信,要求釋放被捕學生。 解放後,無錫國專改名為中國文學院,仍由唐文治任院長。 1954 年 4 月 9 日 ,唐文治病逝於上海,終年 89 歲。著有著有《茹經堂文集》、《茹經堂奏書》、《茹經先生自訂年譜》等。等。 唐文治在他十多年的仕途生涯中,經歷了甲午戰爭和八國聯軍兩次帝國主義侵略,激發了他的愛國熱忱。他認為戰事的慘敗,在於官吏「因循玩貪」,多次奏請清廷整飭政紀,無結果。居母喪後,不再返京任職。他還曾兩次出國,到日、英、法、美等訪問考察。在國外所見所聞,促使他的思想起了很大變化。他認為日本的明治維新後出現了中興時期,是學習英、德的結果。他考察英國的教育之後,非常讚賞牛津大學,認為「名儒名相都出其中」。退出仕途後,決心從事教育,期望能象牛津大學那樣,培養出一批出色人才,發展實業,振興中國。 唐文治的辦學思想是「尚實」。為了使學生免受「學而優則仕」的舊教育思想影響,他常常勉勵學生,要以「求實學、務實業為鵠的」,「造就學成致用,振興中國實業」的專門人才。同時,重視體育也是他辦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份。他認為,體育「不僅足以發展學生之體力,並足以引起熱心,增進智能」。親自主管體育,悉心提倡。當時,開展體育運動項目之多,各運動隊水平之高,居上海各大學之首位,名揚海內。他重視國文教學,針對當時教育界有些人強調「西學」而輕視國文的偏向,增設國文科,並成立了國文研究會。他也深知,學習西方科技,必須掌握外語,「方能窺其精奧」,次年又設立西文科,讓學生補習英、德、法和拉丁文,並成立英文大會。他尤其重視的是道德教育,認為:道德是基礎,學問為屋宇牆垣。未築基礎的屋宇牆垣,勢必在風雨飄搖中不能久固。並認為道德準則寓於經學中,經學是區分一切是非的永恆的標準,他親自向全校學生講授經學,十多年從不間斷。他編的課本有《曾子大義》、《國文陰陽剛柔大義》、《大學大義》、《中庸大義》、《論語大義》、《孟子大義》等;並編了《人格》一書,作為道德教育的範本。辛亥(1911年)武昌起義告捷,11月4日上海光復,他站在革命師生一邊。並與在滬的張謇、伍廷芳等諸名流致電清攝政王,勸清室自動退位,改行共和政體。並在師生中率先剪去辮子,宣布學校改名南洋大學堂。民國6年,北洋政府總統黎元洪曾授予二等嘉禾章。但當五•四運動猛烈地衝擊着封建禮教,也衝擊着他的道德觀和「保存國粹」思想,當學生高呼「打倒孔家店!」砸爛孔子牌位時,他痛心疾首,把學生領袖而且是受他多年薰陶的優秀學生侯紹裘秘密開除出校。他自己也以「目疾日深,學風不靖」為由辭職。旋被無錫國學專修學校聘為校長。 唐文治一生作風正派,嚴於律已,為發展教育事業勤奮工作近半世紀。上海解放初,曾受到陳毅市長的接見。

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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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來源